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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即詩。這不是單純的溢美之詞，重要的是一種呼應關系。很難說，哪個詩人，他的詞不與自然發生關系。我們的時代不再是一個田園詩的時代，機械、技術、樓柱，在高強度燈光下，城市復制著城市，文明顛覆著文明，破碎之處也即詞語疼痛之處。我在詩中寫到“彎道上，王維和明月都不見了。”“我也想做王維不是杜甫，但是行嗎？”自然在轉移。一個現代，甚至后現代的都市鏡像在揭開它的魔術花臉……。我的高速路途，我的人造彩虹橋，我的詞語親戚，都在城市和礦區的外延中烙上了現實的拓印。自然是什么？自然，一直在那里存在著，那是一個國度，有一小片一小片卑微的風景構成，不為我們的語言所動搖——自然不是藝術——在現實和超驗的世界之間，詩作為一種象征，在賦予自然這個物象以某種意義。亞里士多德說，比起歷史的真實，詩更為真實，詩提供意義的真實。我也可以說，相對于現實的可信，自然更為可信，它至少遠離了現實的廢墟讓世界有了蓬勃的一面。我不想提起過多的厄運、片面、專斷和災難性的際遇，那多半發生在人類之中的社會漩渦。詞就像靈魂，在尋找著它的根，尋找著未來。自然，在這時給它帶來了一個出口，帶來了一面可以參照或后視的鏡子。
這個出口不是逃逸。王家新有一句詩：“一個在深夜寫作的人，/他必須在大雪充滿世界之前/找到他的詞根。”這就是意義所在。我在我的林間空地上走動，我可以自由地呼吸。當然，這不是說詩歌僅僅停留在自然之上，畢竟生活還有另外的出口。這里強調的是，自然中的詩意，是任何生活和出口都不能替代的。自然作為一個師者，始終在對我講話，賜予我水性的詞，讓我發現并說出。為此，我有時會拋棄后現代的豬仔不去喂養，寧愿在山林里尋找自己的河流。在這里，有一種背對破碎、面向自然的姿勢——前邊越是美好，越想把身后破碎的處境拋遠。這讓我對自然有了更深的情感——不僅是我，很多詩人都不能置身其外。就連曼德爾施塔姆談到“詞分享著面包和肉體的命運：苦難”時，也先談到自然。他說：“我們的血液，我們的音樂，我們的國家——所有這一切都將在新的自然、靈魂的自然那溫柔的存在中得意延續。在這沒有人的精神的王國中，每棵樹都將是女神，每一現象都將談起自己的變形。”
2
我曾經參加一個“鴻爪尋蹤”之旅——沿著漫長而久遠的路途尋找蘇東坡的足跡。因“流寓”生活，蘇軾走過太多的地方，而今那些舊貌風霜在飄搖中有許多已蕩然不存了，但是詩歌的影子依稀還在他生活的那個自然場景中喚醒著某些記憶，構成一個地方的詩歌地理。當再次站在我生活的小城——蘇東坡歸焉的那片林地時，我重獲無限的親切感。我在想，蘇東坡作為一個“流寓詩人”，他從政治中心流放到了遠方，退隱到了山水自然之中，即便是在那個年代，他的詩，在重構生命的同時也在對抗世界。作為詩人的蘇軾完成了他的精神拯救之路。現在，慶幸的是：我作為蘇軾的守林人，在這里住了十年、二十年，這讓我自覺或不自覺地親近著一種精神、親近著自然。我那一個系列的《自然書》的詩或許是這種詞與物的關系的明證？我姑且把這看做是對我的拯救，看做是對現實的對抗。是的，對抗。
當然，必須說到這種內在的對抗關系。自然中的詩意一直都在無形地對抗著現實，這并不是我一廂情愿的訴求。這是詩歌的個性，是我們的詞在現實和自然之間的一種挑釁。這里的問題是，一方面作為一個詩人他的詞有著一種不自覺的宿命感，另一方面又要打破這個拘限，在當下的狀態中開疆拓土，找到它的光亮。自然，對于詩人來說或許是萬物之象的幻化，是一個依托的山體。我特別羨慕俄國另一位作家米·普里什文。能夠帶著傾聽鳥獸之語、草蟲之音的異能，翻閱《大自然的日歷》，他說，“歌德錯了”，人能創造的是無個性的機械，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有個性地變化著。“數百萬年以前，我們失去了像白鷗一樣美麗的翅膀，”在他眼里，魚的暢游、會飛的種子飄落各處，都是我們人類先前喪失的本領，人和自然存在同一血統。現在，我們要做的是“以親人般關注的力量來恢復這種關系”。這是一個真誠的詩人，以敬畏之心還原著詞語的品質。而現代生活的一個隱憂是，現代性在破壞著自然的詩意。譬如鮑曼說的：“只要現代性（即永久的、強制性的、強迫性的、成癮性的現代化）還是一種特權，這種情況就會一直延續下去。現代性的全球霸權終將自食惡果。”那廢棄的生命所帶給人類生存空間的問題上升到一種毀滅性的恐慌。或許這是另一層面，社會學家的話題。但我們的詞語似乎繞不開這個文明進程中的一個災難性話題。詞的力量，在于尋找著，而且持續抗拒，直到一種光亮到來。
3
我們都在尋找著這樣的光亮。我的詩歌中《自然書》部分傾注了很多自然的情愫，比如我走過的湖泊、河谷，或者宿在山崖的某一個星空之夜。在我的詩中，這不僅是我傾聽世界的一個方式，更是情感的一個站點、詩的后視鏡的一個反觀點。在這里，我不再是一個蒙著面具的人，我是一個恣意的人，無拘無束的人，脫離了社會狀態拘限的人。我相信，這是詩歌的一個路程，也是自然帶來的的一種境界。這個路程，是從世界返回的路，反之也可以說成通往世界的路。最終通向的是一個黎明——當走出現實的廢墟之后，當詩的光亮開始照向內心之時，期盼已久的明澈之境到來了。
我清晰地讀著貝殼，草葉，星辰
在天空的大路上我的對抗無用了
埃利蒂斯有著更精到的理解。他的自然中的“對抗無用論”是那種一切歸真的心，是實現了的拯救，是贊美式的逍遙。他曾說：“自然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在當今技術的時代，自然已屈居第二。如今的年輕人對自然無動于衷，認為它是一種平板、冷漠的東西。而我認為，人們無論從哪一種途徑去尋求真理，最終都責無旁貸地回歸自然。”對于我們的寫作來說，詞與物在彼此尋找著。自然，和自然中的樹木、河流、鳥獸還在幻化成物象，和世界、和我們的內心發生著關系。這是一種合理的邏輯關系，即便這種關系有著陶淵明的《閑情賦》、宋玉的《神女賦》的寫作傳統，也是合理的，而且我相信，這種傳統還會繼續下去，因為我們畢竟生活在社會形態下的瑣碎中，我們內心的反抗在增加，而我們的空間在擠壓中，尋找精神的出口就成了一個人——不，是一群人的意志。這個使命，就交給了詞以及承載這些詞的物象，這是拯救的過程。走過了這個路途，是澄明的逍遙之境，還是借用蘇東坡的一句話：“余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自然有太多的內涵。別向詩歌要求太多。它們之間一直在呼應，在互為角色，在喚醒與被喚醒，它們彼此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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