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書荒年代

薛寶其是上海的老攝影家。多年來，他用照相機拍攝了上千幅百姓生活和城市變遷的相片。那些年，老薛經常背著照相機往他家附近的復興公園跑，因為他發現原本常見的談情說愛的青年男女，現在都在公園里忙著讀書學習，形成了一道別樣的風景。這些亮麗的風景都被老薛用鏡頭記錄了下來，讓大家聞到濃濃的書香，也勾起了人們對一個時代的記憶。

攝影家薛寶其

回憶起1978年到1985年期間的攝影往事，老薛歷歷在目：“1983年的冬天，我看到一對青年，就在那邊一個凳子上。兩個人呢，又像戀人又像朋友，共同在溫習功課。這個姿態很好，很有生活氣息。這個畫面很漂亮。”

30多年過去了，照片里當年的小夫妻如今已成為老夫老妻了。這對夫妻就是傅麗娜和楊紅明。如今，傅麗娜是上海黃浦區體育局的調研員，丈夫楊紅明在黃浦區房管局工作。30多年前，老照片里的這對小夫妻都還是工廠里的工人。楊紅明憶起當年的場景：“現在這里大致的面貌還沒有什么改變，就是當時椅子要比現在少很多，就有些石條凳，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復習功課的話，椅子很緊張。那時候復興公園的讀書氣氛很濃厚。”妻子傅麗娜也回憶道：“在椅子上坐著，拿的要么就是書本，要么就是復習資料。”就這樣，夫妻倆先是補初中文憑，接著又補高中文憑，后來又是考大學。

這里靜悄悄

（1984年，復興公園，薛寶其攝）

也許現在的年輕人要奇怪：讀書學習為什么不安安靜靜坐在家里呢？楊紅明的話解釋了這個疑問：“因為住房條件有限，家里只有那么一點地方，不可能復習功課。再說家里人那么多，你怎么溫得進去呢？我們那個時候背功課背書就到假山上面，因為那邊最沒有人了。”而且復興公園離他們的家最近，傅麗娜回憶說：“就是三五分鐘的路，所以我們兩個人經常到這里來，推著孩子就出來了。”

上世紀90年代，楊紅明、傅麗娜雙雙從電視大學畢業，告別了工廠。他們曾經在復興公園里邊讀書邊照看的兒子，如今已是上海交大的畢業生了。他們的家里，也一直彌漫著濃濃的書香。

其實，薛寶其在復興公園記錄男女青年讀書的鏡頭，只是冰山一角。因為，當時的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斷了11年的高考在1977年冬天恢復了。曾經宣揚的“讀書無用論” 似乎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而恢復高考政策也成為了那些年輕人讀書學習的動員令。1977年全國共有570萬青年走進高考考場，其中27萬人成為了1977級大學生。

烈日下的“悅讀”

（1981年夏，復興公園，薛寶其攝）

薛寶其為那個年代上海的讀書熱，留下了一百多幅珍貴的老照片。聊起這些，他興致勃勃地說：“每一只凳子上都有精彩的故事。這一幅照片，蠻有意思的。我后來取了個名字就叫 《日光浴》。你看包包放在凳子上，自己用毛巾把頭遮起來了，拼命在念書，小孩呢在曬屁股。她實際上為了小孩子的健康，但是又用功讀書。”

讀書熱潮也影響了談婚論嫁的年輕人，看學歷重文憑成為擇偶的重要指標。“文革”結束以后，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只要還沒有戀愛結婚的，很自然地成為了青年人擇偶的理想人選。傅麗娜和楊紅明是經同學介紹而相識相戀的，雖然當年他們都是工廠的工人，但彼此心中都藏著一把衡量對方的尺子，那就是要不要讀書，愛不愛學習。

楊紅明回憶起相親的過程：“那個時候，家庭情況基本上都差不多，收入都是靠一些工資嘛，不可能特別富特別窮。談朋友呢，就講興趣愛好了。我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就談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這本書。我正好看完，很有感觸。我問她，她說她也看過。所以我們就覺得，大家蠻有共同語言的。討論里面情節什么的，那么就有話題了。”

《第二次握手》封面

《第二次握手》是當年那些年輕人最愛看的一部長篇小說，后來還拍成了電影。小說講的是愛國科學家的愛情故事。那時的青年們看了一遍又一遍，恨不得自己化身為小說中的主角，而夢中情人就是有學問有風采的科學家和文化人。

在這一點上，楊紅明也說：“談朋友當中，看書看得多是受人尊重的。比現在你家里有車有房還要受人尊重。那時就喜歡愛讀書、有上進心的人。”當年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有傅麗娜一手漂亮的字：“我第一次跟我愛人談的時候，大家相貌都是一般性的，但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她講的東西她都曉得，她都看過的。后來我第一次看到她寫的字，漂亮得不得了。我對她的印象一下子好起來了。”

那些年，上海的娛樂場所比較少，年輕人談情說愛常常是逛馬路，有人把這種戀愛方式說成數電線桿子，也稱為軋馬路、量地皮。當時上海的青年男女談戀愛，世界名著常常成為他們的話題。名著里的愛情故事也影響著那一代人的愛情觀。青年人談戀愛常常是 “書為媒”，一本書借給你戀愛的對象，一借一還就理所當然地要見兩次面了。

楊紅明回憶戀愛往事說：“跟她談朋友，常常是互相傳閱看書。我買了書，她借了去再還給我，還在書里面夾了張紙頭呢。”

避雨

（1979年，重慶南路，薛寶其攝）

講起“以書為媒”，《新民周刊》的資深編輯胡展奮感慨地說：“一開始雙方感情沒有認定的情況下，書做媒是最方便的，因為這是你需要的，也是我需要的。你當時如果把錢給她，小心她打你耳光。但是你把書給她，她會接受，這就是高雅之舉。還書的時候，按禮貌還應該給你一本你所沒有的書，然后下次你向她談談讀后感，雙方的談資就這么積累的，感情也是這樣積累的。”

當年的上海同今天一樣也有不少文青，由文學青年成為青年作家，是許多青年人的夢想，胡展奮就是夢想成真的那一個，而且這種對文學的愛好也使得他在談戀愛時具有了一定的優勢。他談起自己的戀愛經歷：“如果你看過很多書，談吐可能比同齡人格調高。當時的價值判斷是，書看得多的人是受社會尊敬的。我太太是文學愛好者，我們談戀愛的時候也有很多人追求她，但是她和我談了以后覺得我的談吐更豐富吧。她不如我那么善于表達，所以我和她交流的時候具有一定的優勢，她選擇我更重要的可能是這一點。”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青年如今都人到中年，或者已步入暮年。然而曾經歷過的那個讀書的年代，那個以書為媒的年代，給這一代人留下了美好的青春記憶。

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神州大地處處書聲瑯瑯。當時有句流行語：抓住青春的尾巴。人們都想把由于“文革”失去的寶貴時間搶回來。這讓薛寶其決心要大幅度地來拍讀書熱的照片。

老照片《等開門》就是老薛在1979年3月拍攝的。那是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新華書店還沒有開門營業，但書店門口已經聚集了很多年輕人。照片上有個青年還手搭涼棚往里張望，想看看今天書店又有哪些新書、好書。薛寶其回憶當時的場景：“1979年的春天，我到店門口去觀察。經過一段時間觀察下來呢，覺得星期天等開門的人特別多。我想等開門等什么呢？為什么道理等開門呢？等就意味著迫切需要讀書。”

改革開放初期的那些年里，新華書店門口經常排著不見尾的長隊，那是上海街頭常見的一大景觀。王慧娟是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的退休職工，在她的記憶里，書店最火爆的時期就是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追憶那時的購書盛況，王慧娟說：“那個時候人們讀書如饑似渴，各種書都要，文藝書、社科書、文化教育方面的書、科技書都要的。讀者從四面八方涌來，柜臺里面都站滿了人。”

1978年，35本中外文學名著恢復發行

（紀錄片《新華書店》劇照）

那一代青年，當他們走到改革開放的路口，就像走出茫茫沙漠一樣，把書店當成了生命的綠洲。這種對書籍的渴求在今天看來顯得近乎夸張。王慧娟說：“不到營業時間，在書店門口統統已經排成長隊了。假使到柜臺里面買呢，每天玻璃柜臺都要擠碎掉，因為人實在太多了。后來書店就組織隊伍，到什么地方呢？比如我們南京路門市部，到山東路倉庫邊上拉開一個口子，讓大家排隊，要排兩三條馬路了。組織一些速度快、算賬精確的營業員上去賣書，抽調一些男同志在外面做糾察，維持秩序。最緊張的時候，派出所里的民警也來幫助我們維持秩序。” 

想起70年代末，第一次購買書籍時的場景，楊紅明說：“我記得在淮海路新華書店的時候，我們都排通宵，排了幾天，大概前后持續了一個禮拜，才買了點書。當時工資也比較低，基本上把我們的積蓄都用光了。”

《數理化自學叢書》

時過境遷，新華書店的退休職工勵鐘林老人記得，當年有兩種書最為搶手緊俏，一種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數理化自學叢書》。這套書一出來就轟動了整個上海乃至全國。大家都迫切需要這本書。所以一再重印仍供不應求，其發行量成了一個天文的數字：一套17冊，共發行了7395萬冊，創造了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另一種書就是中外文學名著，當時出版社選了35本中外經典小說，一版再版。勵鐘林說：“在1978年5月到6月，全市各基層新華書店，發行35種中外名著150萬冊。南京東路門市部排隊購書的讀者最多一天達1.6萬人次。人活著為什么呢？就是要多獲得一些知識。”

當年，胡展奮也曾排在書店門口的長龍里，排隊買書的心情，是激動也是狂喜：“我拐幾個彎到南京東路排隊，一直拐到江西路還是河南路，反正是拐得很長，秩序良好，不斷往后延伸。天再怎么樣，烈日、下雨我都覺得不在話下，更難忘的是通宵排隊，這種狂熱，好像現在是沒有了。”

書香滿滬的那些年，也是中國各種期刊雜志出版的黃金年代。當年上海有一本暢銷雜志《青年一代》，197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創辦發行。夏畫老人就是《青年一代》雜志的第一任主編。

《青年一代》1979年創刊號

《青年一代》甫一面世，就異常火爆。夏畫回憶：“我們出《青年一代》創刊號第一期，發行量多少？30萬本。現在好像不大可想象的，怎么第一期就30萬。出去以后呢，果然都賣光了。后來呢，每一期平均增加10萬份。所以到1985年就能夠發行527萬份了。”即便如此，這本雜志依然供不應求。如今年過耄耋的夏老對此仍記憶猶新：“可以講，沒有一個省市能夠滿足得了。上海那時候排隊，你想象不到的。到（每月）5號，還沒有開門，已經長隊排得很長了，就是來買《青年一代》。”如果每本雜志在四到五個讀者中間傳閱，那五百多萬的發行量就表明了擁有幾千萬的讀者群。

其實《青年一代》也并非一枝獨秀，那些年里，買書訂報成了人們的生活習慣。《青年一代》作為一本傳授知識和思想修養的青年讀物，在當時的年輕人中頗有影響。夏老說：“每天都有稿子來，而且發行量越是大了以后，稿子越來越多。這稿子多到什么程度啊？我們人民出版社的傳達室給我們送來，都是麻袋裝。一個月要三萬多封信，里面可能有幾千封來稿。”

著名作家王安憶，曾經就是《青年一代》的投稿作者。她早期的寫實短篇小說《一個少女的煩惱》，就發表在該刊物上。  

少女時代的王安憶

能夠把稿紙上的鋼筆字變成報紙刊物上的鉛字，是眾多文學青年感到最光榮最幸福的事情。后來成為上海《勞動報》記者的陳丹路，當年還是一個青年工人，他也給《青年一代》投過稿，希望實現自己的文學夢。他回憶道：“那個時候呢，我是一名普通工人，在小廠里當卡車司機。那時候，如果你在《青年一代》上發表一篇文章，親戚朋友都打電話來祝賀，而且一傳十、十傳百地傳播。”

那些年，上海這座城市涌動著一股讀書的熱流，求知成為人們最大的欲望。1978年初，上海人民公園有了“英語角”，之后全國各地都興起了外語角。上世紀80年代創辦的“前進業余學校”，也成為那時候許多愛學習、求上進的上海人業余的好去處。1985年上海電視臺舉辦“60秒智力競賽活動”，成為了一個萬眾矚目的熒屏熱點。20世紀90年代，上海的電視熒屏上又出現了一批新的益智類節目，如《智力大沖浪》《快樂大轉盤》等。這些節目寓教于樂，一直保持非常高的收視率。

曾任上海市精神文明辦巡視員的陳振民，十分留戀那個全民讀書的年代。那些年的讀書記憶和他人生發展的記憶是重疊的，他認為就是一本本書籍鋪就了人生道路上的一級級臺階。回顧自己的讀書路，他說：“我從一個農場的小鉗工，上來當搬運工，后來當了干部，又進了機關，然后除了讀書自學之外，后來又讀大學。整個這樣一個過程，可以這樣說，讀書點燃了我心中的理想之火，開辟了我人生道路新的境界。”

茶館新風

（1979年，建國東路老虎灶，薛寶其攝）

同樣令他難忘的，是自己以書會友、徹夜長談的情形：“當時我已經成家了嘛。我們一批讀書的朋友，像陳丹路他們就會晚上到我家來，我們就在家前面那個小廚房。寒冬臘月，西北風呼呼地從門縫吹進來，我們就在那兒秉燭夜談，談到凌晨。那時候如果家里能夠找兩塊年糕切一切，放點菠菜炒一炒，其香無比啊。那是一個很注重精神，不太看重物質的年代。”這段往事在陳丹路腦海里也是印象深刻：“那個時候，我跟陳振民一塊，我晚上10點鐘可以去敲他的門，我看了一本書很激動，跟他講體會。現在說出來大家都不相信，當時確實是這樣的。一談可以談到天亮。那個時候盡管很貧困，物質也很匱乏，但是真的是人通過書心心相印，以書會友。”

改革開放初期興起的讀書熱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也是告別書荒年代人們的難忘記憶。而且，對于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他們拿起了書，一直到今天，手中的書還是放不下。原《解放日報》總編輯王維老人說：“我家里面呢，沒有什么財產，但是很多的書，一直要讀到讀不動。”談到網絡對閱讀的影響，陳振民認為再怎么發展，電子媒體都不能取代紙質媒體：“因為閱讀紙質媒體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給你充分的思索、想象的空間。”

然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調查表明：如今除了教科書以外，俄羅斯人每年閱讀書籍人均55本，美國人均21本,而中國人均卻不到1本。這或許也說明了為什么那個書香滿滬的年代如此令人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