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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公元1600年時的國家分成兩組，一組是國庫深藏萬寶的國家，像明朝中國藏銀1250萬兩、印度國庫藏金6200萬塊、土耳其帝國藏金1600萬塊、日本朝廷存金1030萬塊；另一組負債累累，像西班牙、英國、法國、荷蘭、意大利城邦。那么，從400年前到19世紀、20世紀，哪組國家發展得更好呢？當年國庫藏金萬貫的，除日本于19世紀后期通過明治維新改變其命運外，到今天還都是發展中國家，而當時負債累累的國家，今天基本是既民主法治，又經濟發達。” 從1940年之后，除了少數幾年外，美國基本年年有赤字，而且越來越大，然而國力也越來越強，這是為什么呢？？ 美國2005年的財政赤字是3183億美元，占財政收入的15%，年聯邦政府的債券利息開支為1840億美元，占全年財政開支約8%。美國國債余額約9萬億美元。 盡管如此，美國政府不僅不增加稅率、不要老百姓多交稅還債，反而還在布什政府期間不斷減稅。美國人當然交得起更多稅，但政府還是更愿意借債花費，使赤字越來越大。這是怎么回事？這不僅有悖于我們傳統的理財理念，而且有悖于一般的常理。——美國這些年的經濟國策真的有損其國力嗎？ 答案的關鍵還在于政府的融資成本和民間的投資回報率，只要納稅人的投資回報率高于政府公債利息，最優的國策是：少征稅，把錢留給老百姓去投資創業，藏富于民，政府盡量用公債來補充財政赤字。 相反地，如果公債利息高于民間投資回報率，那么靠赤字負債發展是下策。同時，如果政府的投資回報低于民間投資回報，政府就既不應該借債發展，也不應該加稅，而是要減稅和退稅。 舉例說，假設所得稅是20%，政府公債利息永遠為5%。先假定老百姓的投資回報率今后每年都是6%。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少向老百姓征收一萬元稅，那么老百姓把這一萬元投資后，第一年得到600元稅前回報，其中120元交稅，剩下的480元加本金一萬元重新用于投資；第二年得到628.8元稅前回報，其中125.76元交稅，剩下的503.04元加本金一萬元再用于投資；以此類推下去，年復一年，不僅老百姓的財富越滾越大，而且政府的稅收也按每年4.8%的速度增長，政府得到的是一個永久的稅收流，這個稅收流的總折現值為6萬元（以政府公債利息5%作為折現率）。換言之，如果政府通過借債維系開支，把更多錢留給老百姓投資，那么今天每少收一萬元的稅，實際上政府最終得到的是今天值6萬元的未來收入流，讓國家財富凈增5萬元。 如果老百姓的投資回報率是5%，那么政府通過減稅得到的額外好處為零；而如果投資回報率低于5%，則減稅會吃虧。當然，如果民間投資回報遠高于5%的國債利息，那么借國債并同時減稅就讓這個國家發橫財了！其妙訣在于讓老百姓的收入變成資本后，就能通過利滾利、錢滾錢讓國力和民財同時上漲。當民間的投資回報很可觀的時候，政府征稅等于是“殺雞取卵”，害民又損己。 上面的例子當然有一些理想化的假設。比如，在現實中，政府公債利息可能會不斷波動，民間投資回報也會時高時低。如果是這樣，那么，只有在民間投資回報與國債利率之差更大的時候，“發國債同時又減稅”的國策才最優。 不管怎樣，這個例子基本反映了美國二戰之后經濟國策的總體邏輯。美國的資本市場最發達，給美國政府提供了無限的將未來收入證券化變現的能力。由于人們對美國制度的穩定性非常有信心，美元和美國政府公債是世界投資者最為放心的增值保值手段，因此其公債利息近幾年保持在4%左右，這是美國老百姓所無法得到的融資成本。換句話說，如果美國民間要借錢投資，他們需要支付的利息遠比美國政府要支付的利息高，在這種情況下，與其由個人或私人公司去借錢，還不如由美國政府代替老百姓借，并同時通過減稅讓老百姓把錢留著自己去投資！那么，美國民間的投資回報如何呢？以美國股市為例，從1926年至今，平均年回報率為10%；在二戰以后，平均年回報12%。相比之下，這期間的政府公債利息平均在6%左右。也就是說，1926年至今，民間投資回報率與政府公債成本間的差平均在4%，二戰后為6%。 外國人和外國政府喜歡買美國國債，美國政府用低息借到這些錢后，通過減稅把錢轉給美國老百姓去做股票等生產性資產的投資，這種策略的效果是讓美國財富超速增長。這即是自己有雞再“借雞生蛋”的效果。 由此，我們終于明白了美國靠赤字、靠國債、靠減稅做強的道理了。那么，什么時候要開始逆轉靠赤字發展的國策呢？一旦民間投資回報率相對公債利率太低時，即是放棄赤字的時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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