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品 青銅神獸

青銅神獸，青銅器，春秋晚期文物，通高48厘米，長46厘米，寬24.6厘米，1990年河南省淅川縣徐家嶺9號墓出土，現藏于河南博物院。

深度品鑒

20世紀70年代初期，國家興建丹江口水庫大型水利樞紐工程過程中，揭開淅川下寺楚墓群發掘的序幕。1989年10月，距下寺墓群北約僅400米的和尚嶺，發現古墓群被盜現象。翌年，考古工作者又對和尚嶺墓地及其北部3公里的徐家嶺墓地進行搶救性發掘。1990～1991年，考古人員按照對這些墓葬的發掘順序，從1號墓到10號墓進行編號。9號墓（圖一）位于墓地中間，且形制最大，從殘存的隨葬品和附屬的車馬坑來看，該墓等級最高，應是這個墓群的主墓[1]。徐家嶺9號墓雖經被盜，但仍出土有2072件文物。在9號墓中發現了該青銅神獸，此種青銅神獸共出土一對，現分別藏于河南博物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兩件神獸大小、造型、紋飾基本相同，但龍首外扭的方向相反，且河南博物院所藏神獸的后腿上部有方形插座。

圖一 河南省淅川縣徐家嶺9號墓發掘現場

該青銅神獸（圖二、圖三）龍頭、獸身。龍張口吐舌，獠牙交錯，雙目圓瞪，兩頜各飾一朵柿蒂形花。龍首上以六條蜿蜒糾繞的小龍構成獸角。其脊背上有一方形孔，內插帶方座的曲尺形支架，架上立一只奔獸，奔獸為龍首、雙角、長頸、卷尾，口中銜一條曲體吐舌的小龍的尾部，兩后爪后蹬于神獸頸之上部。神獸的后腿上部立一個鏤空的方形插座。其最上部的龍角上有一穿孔，腹的下部有一半圓形鈕。通體鑲嵌綠松石，圖案有龍、鳳鳥、云紋、渦紋等，精美華貴。（圖四）

圖二 河南博物院藏青銅神獸線描圖

圖三 河南博物院藏青銅神獸頭部

圖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青銅神獸及線描圖

這件青銅神獸由多個部件組成，可進行拆裝，且部件之間對接緊密。（圖五）其鑄造工藝水平之高，可謂既集先秦傳統鑄造工藝之大成，而又獨具一格。神獸的鑄造除一部分工藝受中原青銅鑄造工藝的影響外，有的則是新的發明和創造，顯示了楚文化在形成過程對中原文化的吸收、改造、升華，具有兼容并蓄、博大精深之豐采。器身采用商周以來我國中原青銅文化外范與內模合范后一次澆鑄成完整器形的方法——渾鑄法（范鑄法）的優秀傳統。器表采用的嵌綠松石工藝，亦是對中原文化的繼承與發揚。青銅神獸用綠松石鑲嵌龍、鳳等圖案后所形成的絢麗多彩的裝飾效果，令人賞心悅目。而神獸頭上蟠繞的小龍等，是春秋中后期楚國先進的青銅鑄造工藝——失蠟法的創新與應用，使神獸的造型風格華麗靈動，有著與同期中原器物完全不同的美感，呈現出無法比擬、獨放異彩的特點，成為一個歷史時代青銅器的杰出代表。

圖五 河南博物院藏青銅神獸分體

青銅神獸，制作精工，創意新奇，不僅傳遞出生機勃勃的力量，且給人以富麗華美的極富抽象形式意味的美感，是青銅器中的上乘之作，顯示了楚人浪漫豐富的想象力和逼真鮮活的生命力，具有很高的審美情趣和美學鑒賞價值，反映了青銅鑄造手工業的驚人成就及古代匠師的非凡藝術才能。

文化解讀

一個時代的藝術品所反映出來的審美情趣與審美傾向，與該時代的人文經典中所表述的審美風尚，存在著一定聯系。青銅神獸，出土于春秋晚期的楚國貴族墓葬。這件凝聚著楚人浪漫與智慧的杰出作品，與楚地文化傳統的熏陶分不開，是對楚地獨特的人文精神和創造性藝術思維的有力詮釋。

楚立國周初，植根南國，匯融夷夏。關于楚國之始創，學界多傾向于西周初年成王封熊繹于楚蠻，為楚子，居丹陽（今河南淅川）。而熊繹的曾祖父鬻熊，早在商代末年的政治危機中就投附周文王，與周人建立了最初的政治聯系。至春秋楚莊王時，楚國國力日盛，拓地千里，問鼎中原。春秋戰國之際，楚以席卷之勢，滅漢淮間小國四十有二，現今河南的南部地區基本被納入楚國版圖。戰國初年，秦將白起攻楚拔郢，楚頃襄王流亡于城陽（今河南信陽楚王城），繼而退至陳城（今河南淮陽），國勢日衰。在中原南部地區河南境內的信陽、淮陽等地，留下了楚人東漸的足跡。楚民族長期而復雜的發展過程，既是楚國在政治、軍事上結“蠻夷”文化與中原文化為一體的進程，也是在文化上熔“蠻夷”文化與中原文化于一爐的進程。隨著楚國考古取得的眾多成就，以考古學遺存觀察楚文化的形成、發展、變遷及衰微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進展。楚文化分布的主要地域，在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省。河南是楚族文化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區域，尤其是淅川南部的丹江、淅水交匯一帶，是學界普遍認可的楚都“丹陽”所在之地。受惠于這片文化沃壤浸潤的楚人所留下的遺跡、遺物，皆寄寓匠師、主人之性情、追求、品性、愛好，詮釋出古代文人精神境界的清高、淡雅之情，蘊含著生活哲學、文化內涵和藝術魅力。這里發現的楚人鑄就的青銅器不僅鐫刻著時代風云的變幻，而且濃縮了楚人的智慧。

在素有“青銅時代之稱”的夏商周時期，青銅器中的禮樂器更值得重視，“當時的風俗好尚、意識形態、工藝水平、文化進程均蘊蓄其中”。楚在立國之初，地處偏僻，勢弱位卑。到了西周晚期，國勢漸強，楚人開始與周人分庭抗禮。所以，在西周晚期以前，楚文化與中原文化保持著較高的一致性。以河南安陽殷墟文化為代表的商代晚期，人們認為是冥冥之中的天帝和祖先的靈魂主宰著人間的一切，于是貴族統治者便通過祭祀、占卜等形式，與神鬼溝通。《禮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 從殷墟甲骨卜辭中亦可知，商王敬祖尚神，大小事皆要請示祖先神祗的意志。“尊神重鬼”是商代神權統治下的重要特點，也是商代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思想紐帶。西周時期，中原的周王統治集團對“大邑商”滅亡的教訓進行總結，認識到“天命靡常”，更重視“聿修厥德”，對主宰殷商時期數百年的“天命神權”思想進行修正、改造，總結出一套“明德慎刑”、“敬天保民”的理論，以德治國便成了周代政治的正統思想。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孔孟之道的興起與發展，德治思想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時代的人文精神同時也影響著文化藝術的創作，整體上看，商代的青銅器從形制到紋樣，向人們傳遞出一種神秘、莊嚴、恐怖的力量。西周時期，隨著崇德思想的興起，理性的、現實的觀念日益滋長，青銅器皿也失去了神圣的光圈和威懾力量。

楚人師承夷夏，推陳出新，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楚文化。當西周時期的中原地區以“禮”、“德”治理天下，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政治理念時，楚人仍保留著把自己的先祖作為天與地、神與人媒介的傳統，因此他們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帶有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氣息、神秘意味，并注重在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浪漫性。諸多文獻記載，以“蠻夷”自稱的楚人，直至戰國時期，仍信鬼好巫，以歌舞娛神，巫覡之風熾盛。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并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見《漢書·郊祀志》）。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生活于巫教盛行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根據民間祭神樂歌改作或加工而成了《九歌》，而且其創作的《招魂》作品，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象，上天入地，給人以神秘的感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象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作為楚文化重要物質載體之一的楚國青銅器，從西周晚期開始，顯露出楚文化特有的風采。到春秋早期，楚國青銅器在器物組合、造型及銘文書法風格等方面，已經擺脫周式青銅器傳統的束縛，與中原周王室青銅器頗有差別，新的楚式銅器，如束腰平底的升鼎、小口帶蓋的罐形鼎等開始出現。并且器物的形制，也充滿了巫風彌漫中蘊就的瑰麗想象，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河南博物院所藏的這件青銅神獸奇詭的造型，是楚地濃厚巫風留存在青銅器上的遠古信息，實用與唯美、青銅的沉重與線條的飛揚、充滿幻想的動物形象與靈動飄逸的南土旋律，在創造中融為一體。

比較研究

河南博物院藏的這件青銅神獸以龍形象為要素，造型曲中有直，裝飾題材富于幻想，這種奇幻而華麗的藝術表現形式，在春秋戰國時期楚人青銅器、漆木器、絲織品等不同質地的遺物中，可見一斑。與青銅神獸時代相近，出土于淅川下寺楚墓中的“王子午升鼎”（圖六）、云紋銅禁（圖七），在器物的主題部件上均攀附有極具動感的透雕夔龍。楚人沉浸在以“巫術文化”為主導的屬于原始宗教的狂熱的自然崇拜中，即把自然萬物都看作神，故其圖騰崇拜具有多樣性。楚人“崇龍尊鳳”，除龍外，鳳、鹿、鶴等珍禽異獸也是他們刻畫的題材。由于河南信陽、湖北、湖南特殊的地質條件等，使得這一帶戰國時期的漆木器、絲織品能夠較為完整地保存下來。漆木質地的龍、鳳、鹿、鶴等，或飛、或臥、或立，姿態各異，給人無限的想象空間；絲織品上的龍飛鳳舞、龍蛇蜿蜒等各種動物的生動圖案，一方面體現了楚人獨特的審美情趣，另一方面寄托了當時楚人借這些神靈實現升天成仙的愿望。（圖八、圖九）

圖六 河南省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子午升鼎

圖七 河南省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云紋銅禁

圖八 湖北省九連墩戰國古墓群2號墓出土的漆木臥鹿

圖九 湖北省九連墩戰國古墓群1號墓出土的漆木龍座飛鳳

湖南長沙楚墓出土的戰國人物馭龍帛畫（圖十），畫面表現的是一佩劍男子（即巫師）側身馭龍，上方的華蓋、人物頜下的系帶都隨風飄蕩，烘托出巫師凌虛遨游的快感。

圖十 湖南長沙楚墓出土的戰國人物馭龍帛畫

1949年，湖南省長沙陳家大山戰國楚墓出土的龍鳳引魂升仙帛畫（圖十一），畫中描寫一端莊高髻的婦女雙手合掌，側身而立。婦女的上方畫一只展翅飛舞的鳳和一條蜿蜒向上升騰的龍。

圖十一 湖南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出土的龍鳳引魂升仙帛畫

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龍的起源同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時代的肇始有著緊密的聯系。在中國的神話與傳說中，不僅有龍不同形象的具體描述，而且有許多歷史人物“乘龍”的記載，如“顓頊乘龍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等。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曰：龍為“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據有關專家考證，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那么，在原始社會時期的先民心目中，龍到底是什么形象呢？考古發掘材料表明，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龍形象，是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遼寧查海遺址中的一條長約19.7米用紅褐色石塊堆砌、擺放的龍。（圖十二）遼河流域是我國文明起源的重要區域之一，這里還發現了距今6600年左右的紅山文化時期的C形、豬形等不同形態的玉龍。在中原的黃河流域，最為典型的龍之形象是河南省濮陽西水坡的一處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墓葬一具用蚌殼擺塑的“龍”圖案。長江流域發現的最早的龍形象是黃梅焦墩卵石擺塑龍，距今約6000～5000年。龍全長7米，側面全身，頭東尾西，鹿頭、魚尾、蛇身、獸爪。龍首高昂，揚角張口，腹下四足，背部有鰭，尾端上卷，宛作騰飛狀。這些重要發現不僅為我們了解龍在原始先民心目中的形象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而且為中華民族文明起源多元化提供了重要佐證。

圖十二 遼寧省查海遺址出土的龍形堆塑

夏王朝“定鼎中原”。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是目前國內學術界公認的夏代都城遺址。2002年，在該遺址一座高級貴族墓葬中，發現一件距今3700年前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圖十三）這條總長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的龍形器，證明了夏人崇龍的歷史事實。自此，龍一再被歷代統治者神化，最終成為華夏民族共同崇拜的圖騰。商周時期，在中國的大江南北，人們把龍作為青銅禮器上的紋飾、附件，并且以龍為題材制作了形制各異的龍形玉佩，不勝枚舉。觀察以河南、陜西、山西等地為代表的中原地區商周時期青銅器、玉器上的龍之形態，多具規整厚重之感[2]，這與中原作為夏、商、西周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等嚴格的禮制有關。然而，進入春秋時期，天子衰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尤其是如前所述，楚地獨特的人文精神，造就了無拘無束、個性張揚的藝術風格。楚文化漆木器、絲織品、玉器、青銅器中的龍奔騰飛揚，充滿著想象力及浪漫主義的情懷。

圖十三 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龍形器

河南博物院藏的這件高48厘米的青銅神獸，不僅頭作龍形，角、背部插件等以多條小龍裝飾，且器身用綠松石鑲嵌各種龍鳳紋等。（圖十四）楚人對龍的喜愛與崇尚，都集中于此。楚人好龍，楚地“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的故事流傳至今。楚國三閭大夫屈原的作品中，提到龍的辭句多達20余處。其《離騷》中的“駕八龍之婉婉兮，載云旗之委蛇”，真切表達了楚人渴望駕蜿龍以周游八極的心靈自由之美好境界，這表明一方面龍作為一種主要的裝飾題材受到楚國貴族階層的崇拜，另一方面楚人對龍有著更為奇幻的想象。

圖十四 河南博物院藏青銅神獸背部龍、頭部龍及頸部紋樣

趣味猜想

猜想一：青銅神獸奇特詭異的造型，有著深遠的文化淵源。青銅神獸在同一座墓中發現兩件，出土時兩者相距不遠，且頭部外扭的方向相反，應為一對。那么，墓主人生前用它們做何用呢？

猜想二：還有一個小小的細節值得注意，兩件神獸中只河南博物院藏的那件后腿上部有一個插座。它又是用來插放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