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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幾千年來中國人口增殖史以及文明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水稻擴張及增殖的歷史。”我們知道，古文明的基礎是特定自然條件下的農業經濟，所以有人按照作物種植情況，將世界古文明分為“埃及、巴比倫和印度的小麥文明”、“中國的粟作文明”和“美洲的玉米文明”等。不過，這些糧食作物支撐的都是旱作文明。于是，就有學者發問，難道稻米就沒有支撐過社會文明嗎？從2 0 世紀7 0 年代以來發現的一系列新石器時代稻作遺址以及相關研究成果來看，長江流域稻作起源與黃河流域粟作起源時間不相上下，稻作起源甚至更早，長江文明顯然就是稻米創造的偉大文明。隨著人口的遷徙和流動，以稻米為基礎的長江文明，與黃河流域的旱作文明（粟作文明）相互交融，共同孕育了燦爛的中華文明。如果稍稍拓寬視野就會看到，中國古代文明正是依靠粟、麥、稻三大糧食作物支撐的農業文明；在歷史的長河中，稻米的地位、作用及其文化影響在不斷提高。從有史以來的商周時期到漢唐時期，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黃河流域，北粟南稻，粟居首位，稻居其次。伴隨著水利的興修和南方的開發，稻、麥地位逐漸上升。唐宋（7 ～ 1 3 世紀）及其以后，水稻上升為首要糧食作物，麥子居次并取代粟成為北方主糧，北麥南稻，粟的地位進一步下降。雖然明清時期，玉米、番薯、馬鈴薯等美洲作物傳入中國，但它們作為粗糧雜糧，始終不能與稻、麥這樣的細糧主食相提并論。盡管唐宋以來全國的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經濟、文化重心已經轉移到長江流域，國家經濟主要依賴長江以南稻作區的錢糧賦稅。就是說，水稻種植作為一種規模農業，大約在唐宋時候開始興盛，逐步擔當起承載中華文明的重任。有人甚至說，也許中華文明兩千年從北向南的變遷，不過是小麥和水稻這兩種農作物的一次接力賽而已。我們不禁要問：水稻為什么會后來居上，力挽狂瀾，釋放出改變歷史的巨大能量？首先是因為人口多寡與稻作農業盛衰有密切關系。在距今2 000 多年的秦漢時期，南方還處于“地廣人稀”的狀態，沒有充分開發。原因是當時長江流域及其以南還是森林茂密、湖沼眾多的天然環境，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人們通過采獵獲得食物的途徑很多，墾地種稻缺乏進一步前進的動力，以致當地稻作農業長期滯后。到了晉唐以后，大量北人南遷以及南方人口增殖，使得長江流域的人口壓力空前增大，農業開發加強，當地水稻種植也由粗放經營轉向精耕細作，稻米產量有很大增長。而稻米生產的發展，又刺激了人口繁衍。從歷史人口數據來看，北宋以前中國人口從未超過6 000 萬，此后人口不斷增加，到清朝末年達到了4 億多。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促成這一重大轉變的主角就是水稻。可以說，幾千年來中國人口增殖史以及文明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水稻擴張及增殖的歷史。水稻歷史地位不斷提高的另一個原因，還與其自身的品質有關。在農業的早期階段，水稻與旱作相比，單產較低，并不顯得特別優越，古人所說的“五谷”最初是不包括水稻的。唐宋以來，隨著農業技術的改進，水稻的增產潛力發揮出來了，稻谷的表現越來越突出。水稻是一種喜濕熱氣候，并需要大量水分的作物，最適合長江中下游和珠三角地區種植。在相近的耕作技術條件下，它的畝產量可達到三四百斤，往往要比小麥及粟、黍高出好幾倍。再加上長江以南地區氣候溫暖濕潤，可以普遍實行復種，這意味著同樣面積的土地，可以生產更多的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還有，種植水稻的土地不需要休耕，只需要合理耕作、適當施肥就可以持續不斷地加以利用，而且可以保持地力常新。比起北方旱作區大多只種一季，或者種一季就得休耕一兩年的麥、粟來說，稻作大大緩解了人地矛盾。最重要的是，從農業生態角度看，水稻常年浸泡在水中生長，避免了麥田因反復灌溉和水分大量蒸發而造成的土壤鹽堿化問題，保證了農業生產的持續不衰。考察作物種植史，可以發現水稻自從被馴化和栽培之后，就再也沒有其他糧食作物可以取代它的地位了。當然，這還可以用稻米好吃、含熱量高、耐饑又耐貯藏來解釋。不論是江浙、嶺南，還是云貴高原地區，稻米作為主食，與菜肉魚蝦搭配，改善了稻區民眾的營養條件，也由此產生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稻米文化。這樣，南方以稻米為中心的生產結構和地域文化，從唐宋時期就開始逐漸被固定下來，中華文明也在水稻農業中重獲生機。另外值得提及的是，中國作為稻作的起源地，其稻米文化還傳播到日、韓等亞洲國家以及歐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形成稻米之路，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繁榮和進步。日本學者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一書中說，絲綢之路是貴族的，稻米之路是大眾的，反映出稻米之路較絲綢之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意義更為重大。近現代以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口大量向東南亞、歐美等地流動，中餐（米飯、炒菜）和中國文化一起向外傳播，極大地吸引和影響了西方人。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水稻科技尤其是矮稈水稻品種的育成、雜交水稻技術的突破和新種質材料的取得，使得水稻良種良法進一步傳往世界各地，帶動了世界稻作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 《稻米之路》，作者：渡部忠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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