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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錫良
有三個概念經常被混用，那就是教育專家、教育學家與教育家。有必要作一點梳理，以正視聽。
教育專家是指在教育領域中有某項專門技術與學問的人。這個范圍最廣泛。凡是從事教育工作，對教育某個問題長期關注并且有自己獨到研究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教育專家。不論年齡，不論職業，不論性別。教育專家可以是教育技術專家，也可以是某一門學科知識的教育專家，還可以是某一教育領域內，甚至某一教育問題的專家，比如家庭教育專家、小學數學教育專家、新傳媒教育專家、社區教育專家等等。因此，教育專家這個概念使用的時候是最為寬泛的。
教育學家，常常是指學院派里專門以教育作為學科知識作系統研究的學問家。比如大學里以教育學科為主要學科的各類教授、學者與研究人員。這類人當然也可以稱為教育專家。但是，教育專家不一定都是教育學家。 還有一類也叫教育學家，也就是自己從來不從事教學與教育工作，卻長期關注教育問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育思想體系。這類人中的典型比如有18世紀時法國的盧梭，著有教育類長篇小說《愛彌爾》，這部蘊藏極其豐富的現代教育思想與現代兒童觀念的教育小說，是現代教育的開山之作，至今仍然充滿了思想魅力。但是盧梭從來沒有當過正式學校的教師，而且自己也沒有進過正式的學校讀過書。但是，他從關注社會轉型時期所帶來的人類文明進程，從社會與政治的角度寫出了自己對教育的認識。
盧梭這類人類思想史上璀璨的奇葩，應該歸為教育思想家之類。因為盧梭本人就是思想家，凡思想家多少都會涉及到對當代教育的思考。因為，教育作為人類社會的現象之一，是脫離不了那個社會的。
盧梭式的教育思想家還有19世紀英國的斯賓塞，這個科學教育與實用知識的倡導者，其實他的本職工作是一個鐵路工程師，他最主要的教育著作《論教育》其實都是在他當鐵路工程師與雜志編輯時的作品，他自己只當過三個月的家庭教師。斯賓塞也是教育思想家一類的教育學家。
教育家，其實遠遠比以上所提到的教育專家與教育學家要重要得多，教育家這類人物，在日本這樣的社會，常常是最高榮譽的稱號。日元上的人物，最大幣值一萬元上的人物就是教育家福澤諭吉，其次五千日元上的人物是文學家夏目漱石與二千元上的通口一葉，最后才是科學家一千日元上的人物野口英世。可見，教育家在許多發達國家都是被認為是社會中的第一流精英而具有崇高的聲望。在日本被公認為教育家的只有極少數幾個人。像福澤諭吉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教育家這個稱號不是隨便贈送的。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才能夠具備資格。
第一，有自己開創的劃時代的教育思想理論。日本福澤諭吉雖然沒有像盧梭、斯賓塞那樣的思想理論，但是，顯然福澤諭吉在日本社會是一個劃時代性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幾本著作中，如《文明論概略》、《勸學篇》中。其思想意義主要是系統引介歐美的人權思想與公民觀念，并且使之在日本本土生根開花結果。
第二，必須要有長期的教育實踐。福澤諭吉一生為不為官，不經商，只專注學術思想并且將之實踐。福澤諭吉對日本教育的貢獻主要是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大量翻譯歐美的思想文獻，并且通過自己的解讀化成日本的本土意識與本土文化，而被日本廣泛接受。 另一方面，創辦學校傳播這些思想文明。福澤諭吉最大的教育業績是創辦了至今仍然是日本名校的慶應大學。日本最著名的兩間私立大學，一間是慶應大學，這也是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學，創建于1858年。另一間是早稻田大學，這是日本另一個教育家大隈重信1882年設立的東京專門學校，后來改稱為早稻田大學。
第三，必須要從其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中獲得的顯著的教育成果。最直接的成果便是從其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中培養出來的學生。這種學生可以是直接意義上的，也可以是廣義上的。比如福澤諭吉，可以說日本明治期間以及二戰之后的日本國民都是在福澤諭吉教育思想指導之下成長起來的日本現代公民。當然，也可以是直接的學生。比如，蘇格拉底培養了柏拉圖，而柏拉圖培養了亞里斯多德，這些都是直接的教育成果。
只有以上三個方面都卓有貢獻的時候，一個人才能夠稱之為教育家。教育家的社會聲譽之所以在日本高于文學家與科學家，更高于政治家與軍事家，是因為他們把教育家看成是整個社會各家之母。一個民族沒有真正的教育家，就不可能會有其他各家的成長。現在看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主要是教育家的差距。
看看孔子與蘇格拉底在教育思想、教育實踐與教育成果方面的差距，就知道中國為什么自古以來對人類的文明貢獻會不及西方。發明創造少，而且都與正規教育沒有什么關系。這與西方的歷史上的發明創造和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與正規教育常常密切聯系常常大不相同。他們的學術成果與發明創造常常就是來自那個 academic，即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創辦的學術園。 但是，中國的孔子收了三千弟子，賢者只有七十二人，而且七十二賢人，從人類文明的貢獻上看，其實也是空白。因此，中國與歐洲的的差距其實從孔子就開始了。如果中國當初選擇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這個情形會大為改觀。至少中國進入近現代科學文明的進程不會如此艱難。
墨子當時設立判斷是非的標準即“三表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意思是一個思想觀點的價值，要從歷史源頭去考察，從事物的本原去考察，要用實踐效果去考察，只有在這三方面都經住了考察的思想觀點，才是有價值的思想觀點。這是非常接近于現代的科學邏輯思維與實驗思想的表述。可惜，墨子在中國文化中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特別是西漢董仲舒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墨家學說更是在劫難逃。
從以上三個標準來看，墨子顯然比孔子更堪稱教育家。而孔子頂多可以算是中國第一批民辦學校校長，有教無類，只是為了多收學費，“束修以上”在孔子那樣的年代，是一筆十分昂貴的學費。
孔子其實在本質上是一個失敗的官僚轉成的商人。其辦學思想：“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校訓：“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其實就是最好的說明。這種教育思想，將中國人數千年來，束縛在做官而不做人的格局里，其視野狹窄，境界庸俗不堪，四處都是浮躁與功利之心。 中國壞就壞在選錯了教育家，就等于是最開始生蛋的母雞就是病毒攜帶者，用其生出來的雞蛋很難幸免這種病毒。如此病毒謬種流傳千年，也就在所難免了。這一點，從今日中國為數眾多的各類所謂教育家來看，還真是得了孔子的真傳。 2012年4月1日星期日 欲看被刪文字 請加編輯田老師私人微信進群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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