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7日晚，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文研院”）主辦的“書志與書史”系列論壇之“逃離迷宮之線——古籍印本校讀方法淺談”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111會議室舉行。論壇由上海圖書館郭立暄研究館員引言，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副研究館員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傅剛教授、劉玉才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姚伯岳教授，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張麗娟副研究員，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文研院訪問學者李霖副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馬楠副教授，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王天然老師等參與討論。
郭立暄先生的報告主要分兩個部分：一是二十世紀以來的前輩學者及現當代學者在古籍整理研究中對印本使用的實際狀況，二是對于目前古籍印本校讀方法改進的建議。 關于第一部分，他舉例說，前輩學者學問深湛，在考釋方面用力甚勤，但在古籍印本的使用中，仍存在著三種不足：第一種傾向是脫離原印本的考察，直接利用清人的校勘成果，在轉錄過程中又因誤解而產生錯誤。第二種傾向是使用原印本作為工作底本，但操作手段不規范，用翻本替代原本而不加說明，造成校勘結果與事實不符。第三種傾向是雖使用原印本作為工作底本，但沒有從印本形式觀察入手，直接對文本漸變作推理，結果將文本流變的前后次序弄顛倒了。郭先生認為，從版本學研究者的職業角度出發，在物理觀察和文本主觀推理出現矛盾的時候，物理觀察應當更值得相信。 接下來，郭先生舉例說明當代文獻學者在進行文獻研究時，會因為對印本理解不全面而出現結論的錯誤或者推理過程的似是而非。 第一個例子是《后村居士集》五十卷。傳世宋本卷一《宿莊家二首》，原為《北來人二首》。有學者認為《宿莊家二首》系涉元朝政治忌諱而改，所以該本應為元刻本，而非傳統認為的宋本。郭先生指出，仔細觀察該本數行，可以看出明顯的挖版改刻痕跡，并非最初刻成的面貌。明白了這一點，便可得出與上述推論相反的結論。也就是說，《宿莊家二首》文字的出現，不但不能證明該本為元刻本，反而說明極可能是宋本，易代以后才由于忌諱而挖版。 第二個例子是清來集之《倘湖樵書》。原刻本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部，其中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毛奇齡序，鄧長風據以斷定來集之當年仍然在世。而毛奇齡為來氏所作《墓碑銘》記有“越八年壬戌（康熙二十一年，1682），君始卒”，《蕭山來氏宗譜》也說來集之卒于1682年。對于這類記載，鄧氏認為其必出于“后來誤記”。實則《倘湖樵書》有原刻初印本，毛奇齡序末署“康熙十七年四月”，后印本毛序末署改為“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如果說毛序是在康熙十七年作的，則與文獻記載來集之卒于1682年沒有沖突。看來是原刻后印本毛序出現的任意改動，誤導了鄧先生的判斷。這些都是由于學者對印本理解不全面而出現結論錯誤的例子。 第三個例子是一部罕見的舊刻——《音訓句解古今文鑒》續集十卷（甲）。有學者為判定其刊刻年代，援引另一部被標為“元建陽書林詹氏刻本”的《標音古文句解精粹大全》前集二卷（乙），并依據二者同為何如愚編刻、編纂體例及版刻風格極似，來證明（甲）為元刻本。這一推理過程看似合理且形式上符合學術規范，但其實絲毫經不起版本鑒定的專業推敲：從字體上判斷，（甲）是開門見山的元刻本，（乙）明顯是明前期翻刻本，上述推理過程其實是用一個被誤鑒的假貨（乙）來證明真品（甲）為真。這是由于學者對印本理解不全面而出現推理過程似是而非的例子。 從以上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前賢與現當代學者在印本使用方面有很大的改進空間。目前大學里古典文獻專業已有的文獻學、版本學在培養內容與訓練方法上仍然存在局部盲點。而單純依靠圖書館的古籍收藏、整理，又遠遠不夠。希望這些專業能加強這方面的課程設置，加強對于印本觀察方面的訓練，從而提高鑒別的敏感度。 關于第二部分，郭先生提倡在弄清印本刻、印兩方面各自差異的基礎上，將初印后印與原刻翻刻結合起來考察，進一步理清文本源流。比如《南史》卷四《九錫文》，元大德刻九路本作“乃者袁鄧構禍”，遞修后印本改為“袁劉”，明洪武翻本仍作“袁鄧”。明末毛氏本從元大德刻后印本出，作“袁劉”。清人王鳴盛讀的是毛氏本，專門考證“袁劉”為袁標、劉延熙，還將這一結論收入《十七史商榷》。直至張元濟依據元刻初印本，才對王說提出質疑，認為在此段文字所反映的“義嘉之亂”中，袁顗、鄧琬為首犯與謀主，而袁標、劉延熙不過是“后來響應之輩”，故當以“袁鄧”為是。依據印本的源流，可知張元濟的判斷是對的。這一字之差，不僅如張氏指出的弄錯了史實，而且可能使學者的研究走向發生偏移。袁顗為士族高門，鄧琬是豫章寒門，按之前的政治架構，他們本不該在一起，但他們的合作主導叛亂，反映出南朝的政權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讀為“袁劉”，就不會導向這樣的解讀。 接著，郭先生回應了讀者針對這一改進倡議的兩個質疑。 一是有讀者認為將刻與印兩者結合起來考察似乎沒有什么難度。郭先生提出，能想到將兩個熟悉的東西聯系起來并不容易，況且有一些看似簡單的工作方法，對整個行業的研究思路會起到意想不到的推動作用。比如陳寅恪先生《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文，把相同地區人物傳記放在一起排比，這一方法給人感覺并不復雜，但對當時中國整個歷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來的唐長孺、周一良先生使用這一方法，取得了過去研究不曾取得的效果。將刻與印結合起來考察是黃丕烈、顧廣圻等學者在清代中期使用過的方法，不過限于當時的條件，這種方法一直在版本研究中處于比較支流的地位。現在條件具備了，廣泛推廣使用這一方法，會對目前的版本研究起到類似的作用。 二是有讀者認為研究文獻原本就要求要備列眾本，何必再單獨提出將刻與印結合考察。郭先生提出，這種方法與我國傳統采用的方法至少有三點不同：一是思考角度不同，這種方法糾正了我們過去對于“刻本”與“印本”區別的概念混淆，利用雕版印刷的特殊規律，為考察文本源流提供了著力點；二是預定方向不同，這種方法超越了過去擇善而從、定其是非的目標，進而追求盡可能恢復文本演變的全貌，在此基礎上再來判斷文本的優劣；三是工作效率不同，這種方法改變了過去平均用力、通校為主、漫無準的的毛病，主要針對印本之間的異文進行校勘，如杜預所說“譬如破竹，數節之后，皆迎刃而解”，可以大大節省校勘者的時間，使之從數量可觀的版本中迅速理出線索。 郭先生最后總結，這種方法好比古希臘神話中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手握的線，通過它可以指引忒修斯逃離迷宮。而從某種程度上，文獻學者面臨的正是與忒修斯相似的處境，也需要阿里阿德涅之線的幫助。他認為，隨著技術的不斷改進、閱讀條件的不斷改觀，再輔以大學文獻學課程的加強訓練，圖書館以外的學者一定會逐漸破除對古書版本鑒定的神秘感與疏離感，將中國的版本研究不斷推向深入的境地。 姚伯岳教授指出，過去的藏書家有條件進行版本的研究，而圖書館面對的是海量圖書，對一部書挖不到那么深。這就需要讀者依據異文特征、物理形態，努力把一部書及其所謂“復本”研究透，理清其版本源流，再將這些研究信息通過圖書館為其他讀者提供服務。版本的源流需要理得非常清楚，而過去對版本的處理是不科學的，希望年輕學者能夠大有作為。 傅剛教授對版本解決學術問題十分感興趣。他指出，北大將文學、文獻、語言三大領域分開可能是有問題的。古代文學的研究者很多認識不到文獻的重要性。文獻不同于材料，里面還有版本、異文等校勘的問題，而現在部分學者的認識有局限性。即使不做版本研究，也需要具備一點版本、刊刻的常識（比如初印和后印怎么判斷），來幫助大家在研究中處理問題。 劉玉才教授對圖書館員的工作表示欽佩，并指出實物不在面前還是存在一定的不方便。過去的版本研究，多根據附屬信息梳理版本源流，易受前人誤導，比較平面。而根據實物去發現物理特征，比較準確，具有科學性，在此基礎上對版本類型的歸類要更加的準確。現在一些古籍整理的出版問題，往往在版本的鑒定上，把覆刻本當原刻本影印的事情很多。選錯了底本和校本，影響非常之大——而出版之后很少有人繼續去做這個工作。當然，古典文獻學研究和圖書館研究在理念上還存有一些差別，二者實際上存在學術上的分工問題。研究依賴于圖書館的著錄信息，而圖書館的最大目標是提供準確、完整的版本信息，讓使用者能夠更好地利用這個文獻。圖書館員的工作非常有意義。 馬楠認為郭先生的報告提示了文本研究的兩種方法：一是從文字內容出發，對差異情況進行主觀推理；二是從物理觀察入手，進行客觀考察。二者互有短長，大家都會忽視一些東西，也會更重視另一些方面——二者其實可以互補。郭先生的專著中提示了很多話頭，很多可以特別做的內容，比如南宋、元、明三代的初年都大量翻刻前代書籍，就是值得集中討論的一組現象。另一方面，郭先生的專著結合實例，并借西方學者的提法（“校勘整理與其說是要復制某個特定的過去的文本，不如說是要用一個文本為讀者重新構建作品的全部歷史”），對當前的古籍校勘提出要求，對現在的出版工作具有現實意義。 李霖認為版本鑒定是十分重要的。有些重要的版本問題，在校勘過程中常常被忽略，似乎成為古籍整理中的成例，令人感到非常遺憾。補刻者帶來的很多變化非常荒謬，應當做一個精細的研究。 王天然認為，郭立暄先生提出的方法，是對古籍刻印關系的重新理解，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希望這些方法能在古籍整理中得到充分運用。同時，近現代的古籍整理本、影印本，也需要我們保持審慎的態度，結合一些版本學的知識進行考察。 張麗娟老師指出，一個好的版本學研究應當像傅增湘先生那樣內外兼修。高校的古籍整理方面，在外在的認識可能還存在一點不足。版本學目前還處于一個前科學的階段，深入思考的、規律性的總結還沒有被歸納出來。郭先生的專著其實就是在做這樣一些理論總結的、方法論的工作。姚伯岳老師補充道：圖書館的版本鑒定是外，校勘是內，也就是“逃離迷宮之線”。利用校勘這種方法，哪怕只是一點點，就能使版本鑒定深入一大步。圖書館編目員應該適當采用校勘的方法來鑒定版本——這會對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責任編輯：國曦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