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不會給你留下什么…… | 春樹專欄

　　石黑一雄，英國小說家，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54年11月8日生于日本長崎，5歲時同家人搬往英國，目前居于倫敦。

　　昨天，從微信的公眾號看到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石黑一雄時，我一下子想起來那本讓我扔了的書，不就是《別讓我走》嗎？

　　前幾年，在英國旅行的時候，我手頭有本書，是臺灣版豎排版的《別讓我走》。這本書一旦翻開，就吸引著人看下去，但看完之后，我卻感覺無比煩悶。這是一個精巧的故事，甚至不乏讓我為之感動流淚的段落，但整本書那種順應天命卻毫不反抗甚至最終給命運找到一個合理說法的價值觀卻讓我不能接受。英國，太英國了，英國人的歸馴感、對細節的重視、對上級的服從以及處處可見卻與真心無關的禮貌在這本書里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哪里是本科幻小說，這是本恐怖小說啊。

　　我意識到作者有著高超的寫作技巧，然而他的態度在哪里？我沒有看到。或者書中人物的態度即作者的態度吧。這簡直讓我怒火中燒，加上這本書又很沉，最終我把它留在了英國，忘了是送給朋友還是扔垃圾箱了，反正沒有帶回北京。

▲ 1977年，23歲的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年輕時候是個嬉皮士，留著長發、背著吉他在美國到處旅行，寫了不少歌給唱片公司寄去，都石沉大海。如今他依然彈得一手好吉他，喜歡爵士樂。

　　另外一本《長日留痕》，我忘了是什么時候買的。也是偶然拿起來就看完了。之前也聽說過根據原著而改編的電影。整個故事脈絡我記得很清楚，文中的情緒卻在合上書時也一并消失。或許這就是作者的本意，他提供一個思維，一個故事，他的態度是經過仔細斟酌的，他不希望給他自己以及讀者帶來任何激烈的反應，這跟我們以前讀的小說太不一樣了。那些小說的作者一定是讓讀者身臨其境，與主人公呼吸與共，全部的喜怒哀樂都系在小說的人物身上。如果做不到這點，作者應自認失敗，讀者也會認為作者沒有寫出應該寫的小說來。石黑一雄反其道而行之，他的作品與俄羅斯作家的寫法截然不同，盡管他說他深受其影響；與法國新小說派、美國硬漢派統統不一樣，他探索出一種新的寫法，一種新的活法。也許是因為出生在日本，并且在日本度過幼年，他對日本的歷史沒有沉重的包袱，對于英國文學英國歷史也沒有非得傳承的壓力。

　　對于都市小說的寫作問題，他在采訪里也談到了自己的處理方式：他不會在文中提到品牌名稱，這與他對自己的定位“國際作家”有關，也是非常嚴肅的處理方式。在接受某家媒體采訪時（我沒找到出處），他坦言“我尤其不喜歡用品牌或是其它文化參照詞，因為它們不僅在不同地方交流不通，也經不起時間的變遷。三十年后，它什么都不是了。一個人的寫作不僅是給不同國家的人看，更是寫給不同的時代。”

　　他得了獎，我不得不再回憶一下他的作品。他的功力與否與我審美愛好無關。我不得不承認評委們真是老謀深算。選他獲獎，恰逢其時，正值全球動蕩難民危機時刻，石黑一雄的存在證明了移民能過得挺好，還能寫得挺好。反正我也不喜歡拉什迪神神叨叨的敘述方式。

　　參加社工工作，和老婆在給無家可歸人辦的慈善晚會上認識，與菲茨杰拉德不同，他對上流社會沒有妄想，更沒有移民二代想階層跨越的野心；他沒有抑郁沒有精神崩潰，也沒有聲色酒氣的煩惱——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似乎成功得不費吹灰之力，當然在成功的背后他肯定是有所考慮、有所付出的。

　　學者梅麗在接受采訪時總結石黑一雄的作品，有兩點，一是作品中敘事空間的多元性；二是他將自己稱之為一位“國際主義作家”，擺脫了固有的“移民”或“殖民”作家形象。石黑一雄的這個嘗試無疑是成功的，他的成功也給無數作家啟發：不必專寫自己原生國家的痛苦，不必將目光盯在移民后兩種或多種的文化沖突之痛中。一位作家是可以、并且也應該有能力將沖突和身份的焦慮隱藏起來，將它們不留個人痕跡地轉移到作品人物身上，作者隱藏起來。我想這么做除了有文學性的考慮，也可以避免作者本身再回憶一遍痛苦，避免二次傷害。文學作品畢竟不是病例，不是檔案，不需要血淋淋地再現歷史，不需要像紀錄片一樣將細節纖毫畢現。石黑一雄實踐了這一點，在他筆下，人物各有性格，相遇也有沖突，但他控制著他們的情緒走向，決不讓他們失控。就像他自己的人生一樣，沒被文學吞噬。他并非重造生活，而是在作品里加上了“濾鏡”，讀者不會看到血肉橫飛的場面，只會看到“遠山淡影”。

　　這真是個解放，大家不用再比苦了，甚至再也不用比酷了。

　　我跟某80后同行談到他，說他給了我啟示。對方說，他五歲就移民英國了……我立馬就清醒了一下。五歲就移民英國，就像我八九歲去北京讀書一樣，適應起來比較快，如果他三十五歲再移民英國，完全就是另一個故事了。我們都要用自己受過教育的語言來寫作，無論它是不是母語。幸好我只是在國外暫時住幾年，不用也沒有能力拿英語或德語寫小說，這個問題就交給那些有志在此并且不得不這么做的朋友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