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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大師王國維之死,所有解讀都可能是錯的

     蠹書蟲 2017-10-23
    導讀

    王國維在人生的第二層樓獲得了極大的成就,但他走不出紛紛擾擾的世間苦悶。每讀“人生三境界”,便會去想,“那人在燈火闌珊處”之后又如何?

    一、魚藻軒定格的最美夕陽

    頤和園魚藻軒的最美時分是在夕陽西下之時。此軒四面開敞,似亭之通透,出檐退柱,四圍相連鏤空格柵,柱子之間坐凳圍欄,開間寫意為窗,線條流暢、比例合宜,精美華麗不失大氣。它伸出平直的湖岸,三面有水,北有游廊連接頤和園長廊及“山色湖光共一樓”。每當夕陽斜射,西面的兩柱開間,猶如鑲嵌了格柵的落地窗,也恰似一幀典雅相框,把金色陽光里的玉泉寶塔嵌入成畫,其中,山、水、塔,如夢如幻,人作與天作之完美結合,但那只是一天里極為短暫的時刻。

    王國維沒有等到這一天地大美的瞬間,他是在接近中午11點左右,陽光正當焦烤炫目,眼前洋洋大湖一派白茫茫之時,義無反顧投于水中的。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坐在魚藻軒的圍欄上,面朝大湖,大致的時間是上午10點到11點。在這之前,也就是6月2日一早,他在家中用早餐如常,雖然孩子們已經放假,但也不能睡懶覺,而是陪他一起共進了早餐。但也有異常之處:過往,他去清華研究院總是有老傭人馮友跟隨的,但這一天8點他獨自前往。到了辦公室又發現沒有帶來學生的考試稿,無法登錄成績,便請校工取了來。他還發現前一個晚上給學生謝國楨扇面的題字,竟稱謝國楨為“兄”,不妥,遂改為“弟”。

    接下來王國維與辦公處秘書侯厚培認真討論了關于下學期開學后招生的事項,臨了,他向侯厚培借2塊錢,侯沒有2元,便給了他5元紙幣。其實2元這個數目是他精確計算過的他的不歸之旅的用度,同時他也沒打算還錢給侯先生,所以超出了3元不知他作何想。這個行為我是不能理解,也感覺不舒服的,權且也被歸為異常之處。也就是說,這一上午他有少許的混亂,借錢之舉還是有臨時起意之嫌:萬一他沒有遇到侯先生,萬一侯先生身上也沒帶錢呢?何況,按照當時清華校長曹云祥給他的聘書里約定:“每月薪金銀幣肆百元,按月照送。”若有準備,兜里不會缺這幾塊錢。所以,有可能的情況是,他早就想死,也做了準備,借到錢了,便去意已決。

    恰逢當日是五月初三,離端午節也就是兩天的光陰,屈原投水是不是也是一種暗示?

    他出了清華園,給在大門趴活的車夫5毫錢去頤和園。頤和園自民國建立后一段時間還為遜位清室所有,清室為了增加收入曾經有限度地開放過園區。但自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紫禁城后,頤和園也收歸國有,1924年開始向公眾開放,但票價很貴,要1塊2角錢(有人計算相當于今天的80元左右),對特定人群的優惠票價是6角,限于軍人及家屬小童等,只有京城的中上層人士可以游覽。

    請注意,王國維在這之前從未進入過頤和園!雖然他寓居北京多年,紫禁城南書房行走一年,但他沒進過頤和園!一切園中景致、旅程的距離全憑想象,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進入頤和園,卻把花費和時間計算的很精準。

    他大約10點走進頤和園,但最后從他褲兜里掏出了剩余的4塊4角錢看,他似乎買了一張6角的折扣票,并沒有花掉1.2元。他一直沿著長廊行走,走到了盡頭,便看到了石坊,還坐了一會兒。在沿長廊一路走來,他的目光向左沒有離開昆明湖,他在考察合適的地點。石坊在大湖的西灣處,西洋制式的大石頭假船,他自是看著不順眼,便折回頭走到魚藻軒,這段距離也就是100米左右。他在圍欄坐了一會兒,抽掉一支煙,走下臺階,義無反顧頭朝下扎入水中。

    其實,當時園子里人不多,民國建立十五年了,他這個拖著小辮子的老者來回走動是有人注意的。很快,也就是一兩分鐘光景,便有園子里的工人把他撈上來,但他去意絕決,把頭扎入淤泥,口鼻腔盡已堵塞,工人不懂施救,他窒息而亡。

    當時魚藻軒下面的湖水很淺,王國維被撈上來時后背的衣服都沒有濕透,后人便說“水不過兩尺”。王國維坐在圍欄邊一定看清了淺淺的湖底,所以他自是采取了最為有效的自戕方式。

    園方也不知道他身份如何,出了人命嚇慌了,趕緊派人跑到門口問等候的車夫:“誰把一個拖辮子的老先生拉過來的?”結果,那個送王國維來的車夫竟然在頤和園東門守著呢,是王國維讓他候著的,這才對上號,車夫一路跑回清華報喪,校方、家屬亂作一團,悲慟而至。王國維并不是讓車夫等著回程的,而是用來報喪的,他考慮得如此縝密。

    整個6月2日的下午及接下來的一整夜,王國維尸體就被停放在魚藻軒里,蓋個又臟又破的蘆席子。哦,對了,傍晚時分,魚藻軒西窗棱的斜陽剪影一定在他的軀體上停留了片刻,躺在靜美的山水之間,我想象出這一刻的定格,中國文化最后的衛道士的壯烈身影也在這自然光線的柔和轉換里漸漸為黑夜吞噬。

    二、當他的死亡發展成一門八卦學問

    關于他投水自盡的歸因爭論,炸毛爭論了近100年,他的學問是沒什么爭議的,可見眾人好奇心之強。因為在他的遺體口袋里尋到了一份遺書。遺書封面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王貞明是他的三兒子。

    遺書內容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后,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于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于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指陳寅恪)、吳(指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茍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這封遺書是6月1日寫的,6月2日一早他隨身帶著。

    知識分子,或者說文人們一致認為他殉了“文化”,殉了幾千年橫亙延綿的三綱五常,殉了以儒家先哲構建的中華文化精神之道統。以陳寅恪表達的最為明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陳寅恪繼而指出:“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 者異曲同工,因此王國維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見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陳寅恪悼念王國維先生挽聯,1927陳寅恪悼念王國維先生挽聯,1927

    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為理想與精神而成仁,并非瑣屑小事。拔高到如此高度,是不是文人們就事發揮,甚至是宣泄對時局動蕩下文化千瘡百孔的現狀不滿?也未可知,大學問家大知識分子當然有自我抒懷、盡情發揮的空間。“王國維之死”可以借為抨擊文明墮落之實證。

    還有一種“殉清”說,我認為最不靠譜。有人認為王國維僅僅秀才出身,最后可以出入宮禁,南書房行走,雖非帝師,但有機會與皇帝談文論道,何等榮耀?怎不對清室感激涕零而為清亡祭出肉身?還有說,溥儀被馮玉祥趕出皇宮時,一班遺老如羅振玉、王國維等護駕出宮,既痛恨又羞辱,相約著跳護城河,后來家人相勸才作罷。是真心要跳還是一時激動,經不住周遭人情緒激惹,反正沒有跳。

    我迄今沒查到一個為清朝亡而殉命的有頭有臉的人物,甚至連皇族都無一人以死垂范。而1927年,清皇室已遜位15年余,這時候再去投水殉清,很是說不通。再者,1925年,他已接下清華國學院的導師聘書,已經食了兩年“周粟”,“殉清”之說情何以堪?

    持這種觀點者的證據主要來自羅振玉的一系列作為:羅振玉偽造了一份王國維的遺書,內容自是對王國維對清廷的耿耿忠心,并為王國維請求賜謚。讀罷“遺書”,二十幾歲的溥儀真是好騙,自是感動的稀里嘩啦,以為孤臣孽子忠心可鑒,便賜謚號“忠愨”,賞洋2000撫恤家屬。所以持“殉清”說的大抵為遺老和被遺老蒙蔽的遜位王室一干人等,是他們的一廂情愿。

    湊趣的是,梁啟超看清室給了錢,不是很爽,也找人向當時的北洋政府要求支付給王家一筆撫恤金,以示民國政府對知識人的關懷。在梁看來,王國維這樣的文人楷模學問大家,政府理所當然要表示出愛才愛文化的憐惜,可惜的是熱臉貼了冷腚,張作霖帶來的奉系軍閥連同其議會成員,絕大多數聽都沒聽說過王國維是誰?可見當時中國之情形,文人們也就是在自己的圈子里惺惺相惜,顧憐自嘆,文化之事且關乎個別文人,軍閥忙著斗法呢,誰管這些?

    “殉清”說,或者認為王國維為固舊保守而死的觀點,還會以他的辮子問題為佐證。其實辮子無非是王國維表達內心不滿世風,并羈傲于世的個性外露而已,不說明本質上死守舊主。他在日本五年也是短發青年,意氣風發,專心治學,成果噴薄而不能收拾。回來后他上書房行走自是續著辮子以敬業以合規制,因為那時候小朝廷上下并未剪辮子,紫禁城里還是一個辮子國。1922年初春的一個上午,溥儀受不了英文師傅莊士敦“豬尾巴”的嘲諷,自己拿了剪刀把辮子剪掉,隨后讓剃頭太監給他剃了個光頭。但溥儀回憶說,自己剪了辮子“太妃們痛哭了幾場,師傅們有好多天面色陰沉”。民國十一年(1922年)5月2日,《申報》刊登了一條只有六個字的新聞:溥儀昨剃辮子。而宮外的他父親載灃,還有皇族近親等早已落發數載,皇族大臣載澤率團到西方考察,怕外國人譏笑他們背后拖個“豬尾巴”,一半的團員在路上就自行把辮子剪掉了。

    所以,到了20年代,剪辮子已不是什么駭然大事,留辮子的倒像是斗氣逞強。譬如,還有一位精通西方9種語言,自小在英國受教育的“清末怪杰”辜鴻銘,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這在當時算是少有的西學大師級人物,可他也是以留著個前清辮子招搖著稱。而他最為奇葩的是出門叫洋車,還一定要挑留辮子的車夫給拉才行。車輪飛奔,前面一條大辮子,后面一條小辮子,比肩齊飛,也真是民國一景。

    所以,北大的辜鴻銘,清華的王國維其實就是找不到與那個時代作對或者表達不滿的方式,拿個辮子當舉個舊軍旗去獨樹一幟。他的學生吳其昌回憶:當時,有同學曾婉轉進言,請先生將辮發剪掉。其實呢,對于這,先生也并不怎么固執。他曾說過:“倘是出其不意的被人剪了,也就算了,也就算了!”不過要讓自己來剪,則老年人的情懷覺得有點難堪,不愿如此做罷了。

    還有一個比較小眾的說法,說王國維之死是“驚懼”說,觀點來自梁啟超。說是王國維害怕革命軍,因為在死前不到兩個月的時候,湖南葉德輝在長沙被殺,死法有點像亂棍打死般,因為處決是在湖南農工商學各界團體召開大會時宣判,立即處死的,理由是他罵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土豪劣紳的代表。其實,葉德輝思想保守,袁世凱復辟稱帝時,他組織籌安會湖南分會,贊成復辟君主制,但他作為一個對政治參與度極高的人,與王國維是有差別的,王國維并未涉足共和還是立憲這些政治紛爭,要站隊他也就是到小朝廷里去某個學術職位而已,還是比較純粹的文人。但他想著葉德輝這樣的“讀書種子”被這么草率處決,總是生出了對革命黨的懼怕與憤恨。另外還有一個傳言在清華園盛行,說是湖北文人王葆心亦被革命黨槍斃。說是王葆心是六旬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中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棰辱,終于斃命。后來證明這是一段謠傳荒信,王葆心一直活到了1944年。但當年通訊與信息的傳達障礙確實是謠言滿天飛,令文人們不能安心。

    王國維死前不久,和他的學生吳其昌討論天象,他問吳:“前年有一天晚上,我曾看見一顆大星流墜,隨后就聽說孫中山死了。前兩夜,我又看到了同樣的異兆,你看吳佩孚怎樣,會不會輪到他死呢?”葉德輝之死,對王國維有一定的刺激,認為革命黨濫殺文人,但并未參與復辟或反革命黨活動的他,在清華園里有一份教書匠工作,并無過于憂慮的理由。

    崇慶皇太后萬壽慶典圖中的魚藻軒崇慶皇太后萬壽慶典圖中的魚藻軒

    至于他為什么選擇頤和園魚藻軒,后人又有一種附會,說是王國維因“魚藻”而聯想至詩經.小雅之《魚藻》篇: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認為這篇寫君臣關系的詩,是臣依君,猶如魚依藻。選擇魚藻軒自盡,有王國維對清王室給他的知遇隆恩而感懷。

    這個還是殉清之說的延續,在我看來有些牽強。前言已道,王國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進頤和園,對園林景致建筑并非相熟,他已走到長廊的盡頭,看到不中不西的怪石坊,顯然不滿意,而他再次折返向回走的第一個湖畔之軒,就是魚藻軒了,這純屬偶然。他有可能抬頭看到軒內匾額“芳風詠時”,光緒鈐印,一直不解這句“景曜徽芒,芳風詠時。”的陸云詩,光緒為何要寫成“詠”?而不一定跑出軒外,再回首抬頭看到此軒正南上方題額“魚藻軒”。或許,一支煙的功夫他都沒有搞清楚這軒子大號為何?其實,小雅“魚藻”詩正是吐槽了臣子的怨氣:“言萬物失其性……”君不像君,臣何以為臣?古人解釋這是周幽王時的臣子對幽王的抱怨及對武王的思念。如果附會成他選擇“魚藻軒”自絕是對避居天津張園的溥儀的思念和感恩,把溥儀喻為周武王,這絕非詩詞大家王國維的水準。

    選擇魚藻軒還因為這里是一個小碼頭,拾級而下,不用翻欄桿等。“魚藻軒”額匾掛于軒之南屋檐之下,如果他是抽完一支煙,義無反顧頭朝下入水這個動作,他大約根本沒有機會回頭顧望到這方匾。

    三、走不進靜好世界的靜安先生

    1925,清華國學院,前排:李濟、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排:章昭煌、陸維釗、梁廷燦1925,清華國學院,前排:李濟、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排:章昭煌、陸維釗、梁廷燦

    王國維投水,怎么說都是突兀的。

    首先,他是一個對學問事業積極勤奮的人,精進不輟并獲得文化大成就者,其奮進精神更接近一代青年的人生勵志導師。按理說,他應該抵及豁達人生之境界。而“境界”又是他論著里多么精妙通透論證的哲學與文學之課題。

    王國維認為,詞以“境界”為最上。狹義地說,境界,乃文學表達里情感與景物是交織融匯,給讀者一定藝術高度的感受。廣義說,應闊達至人生與生命,是內心感知世界之真諦,并為求索生命的究竟而抵達的高度。而后人如我等,對學問才智的頂級人物王國維難免生出更高的期待。

    他以50歲的人生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收入其《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可以說,他是站在中國3000年文化轉折點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是中國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學和文學思想家。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用郭沫若語:“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因為他早年學習西學,他第一個試圖把西方美學,文學理論融于中國傳統美學和文學理論中,構著新的美學與文學理論體系。他既集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大成,是大總結者歸納者,又結合西學之方法開中國現代美學和文學理論研究先河。為中國美學和文學思想史的前行,鋪就一條道路,對后代學人影響深遠。民國時期梁啟超、胡適甚至包括魯迅對他的評價甚高,“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梁啟超語)“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魯迅語)。他不僅是中國歷史、文學、美學之學術大家,其貢獻也是世界學術史上的卓越豐碑,是當時公認的世界級學者。

    他在為學的疆場縱橫捭闔,快馬揚鞭,收獲了無與倫比的成果。到了50歲,他做完了應該做出的一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重要成就的自選集《觀堂集林》在1923年由上海的蔣汝藻出版, 這部被公認為中國學術史中的不朽之作誕生,且作為1924年春節入宮謝賞時奉獻給溥儀的禮物——黃綾裱《觀堂集林》一部,他唯有用學識表達感恩。其實,他希望在一個安逸靜好一成不變的世界進行自己的學術生活,而不要被亂世打擾。這一點看,他就是個純文人。

    但他的悲劇恰恰是他作為大學問家,完成了宏大的學問工程,開創構筑了嶄新的研究方法與方向,疾步至此便畫上了句號。學問之外是他不喜歡的紛亂的世界,是他迷茫無措的生命困惑。站在疾疴沉重的舊中國被打開一扇外向之門后的時代轉折點上,世事巨變必然伴隨相應的五味雜陳與各種蕩氣回腸的混亂。但王國維很難對接此境并拒絕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有人說他并非一個絕對守舊的人,早年他追求過新學,他在東洋五年,精通英語、德語與日語,西方世界的熏風浸透過他的身心,他較早地介紹西方哲學家極其哲學思想介紹來中國,如他研究并介紹過康德、尼采、叔本華,也介紹托爾斯泰及其作品,他有開闊的眼界,他不是一個毫無眼界與見識的純本土保守文人。但即便如此,他只是把西洋知識僅僅當做知識而已,沒有從內心深處接受新思潮,也不關心探索改變陳舊中國的新思想,因為構筑了他50人生的精神基石有著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他對亂世出現的各種看不慣無包容之胸懷,他認為中國已“失道”,他所以仰賴的文化精髓被摧毀被踐踏。于是后世普遍歸因他的自絕是殉了傳統文化。殉了他認為是人生信仰基石的自儒家構建的中國傳統思想體系的大道。符合“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他只追求了新學之表,卻邁不出大歷史變遷下的新步伐。

    四、哪根才是王國維的絕命稻草

    但“經此事變,義無再辱”,還是為自己赴死語焉不詳的說辭。作為學問大家王國維被大時局大動蕩以及細微到其個體生活的種種現象沖擊,而無以為力,甚為沮喪,這是表層的“事變”。前面提及,革命軍在南方所為的傳言彌漫于清華園及北京的知識界,真假莫辨,而深層次的原因不可忽略其家庭生活的突發變故

    1926年,王國維遭遇老年喪子之痛,就是他非常鐘愛的長子王潛明的英華早逝。

    1926年9月,王潛明在上海突染傷寒,本已好轉,但實際并未痊愈,后又發作。王國維聽聞,即赴上海,但其病已無救。王國維在上海為他主持喪事。王潛明的未亡人恰恰是羅振玉的愛女,成了新寡,都是二十七、八的韶華黑發,怎不令王、羅兩位老人痛心。

    而有種說法是喪事期間,王國維的繼妻潘夫人與長媳婦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瑣事,引發羅振玉不滿,沒有辭別,羅振玉就帶著女兒回到天津羅家去了,而且有“大歸”的絕決。兩位曾經的事業、生活之摯友,因兒女之事恩斷義絕。羅振玉埋怨王國維對家人管理失度,女兒受了委屈,而王國維幾次三番將王潛明單位下發的撫恤金及額外資助等寄給羅家都被退回,最終羅還是收了錢,但這對清高剛直且性格內向的王國維無疑是極大的侮蔑,他受不了羅振玉對他如此絕決,他給羅的信中怒問:“連媳婦都養不起嗎?” 他一生的好友和貴人羅振玉令他委屈和壓抑。

    1927年2月15日,王國維至天津張園覲見溥儀并拜壽,羅振玉也到場了,兩人擦肩而過,甚至沒有起碼的禮儀寒暄之詞。

    左:羅振玉;右:王國維與羅振玉合照左:羅振玉;右:王國維與羅振玉合照

    王國維與羅振玉是上天安排的一段奇緣,如果沒有這段奇緣,他們彼此都不可能成就各自的碩果累累,他們是彼此助力的。而客觀上說,王國維受益于羅或者說得恩于羅很大。他們保持了28年的人生交往,其中的27年,王國維在家庭生計、職業安排上多次得到羅振玉的資助。當然也有人說羅振玉的研究成果有部分是王國維報恩的奉獻。

    1898年正月,22歲的王國維從海寧鄉間來到上海,抱著求學求真理的精神,入當時維新運動時期著名報紙《時務報》工作,他的學識與抱負并未被當時報社負責人汪康年賞識。二月,他便進入離報社很近的羅振玉所辦東文學社學習。自此,二人結下20余年的友情。

    王國維兩次出國,第一次是羅振玉資助并有日本教師幫助,實現了一個青年出國留學長見識的愿望,但后因生病,不到一年就回國了。回國后王國維的職業生計均為羅振玉幫忙引薦介紹。他在羅振玉辦的《教育世界》發表了大量譯作,繼而成為該刊的主筆和代主編,通過這份刊物大量向國內介紹近代西方學人及其科學、哲學、教育學、美學、文學等領域的新知識,傳播新思想。

    除在東文學社、東渡日本留學,他曾任教于南通師范學校、江蘇師范學堂等,都得到羅振玉的幫助。此時他主攻西方哲學,研究康德、叔本華、尼采等,并結合先秦諸子及宋代理學,他自稱這一時期為“兼通世界之學術” 之“獨學”時期。

    三十歲以后,他轉向文學。他向國人介紹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及其作品《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介紹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還研究莎士比亞、但丁、歌德等。同時,王國維還對美學、詞學進行研究,投稿《國粹學報》的《人間詞話》,以嶄新的眼光寫出對中國舊文學的著名批評著作。對中國戲曲史進行研究,撰有《曲錄》等多部著作,為《宋元戲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礎。

    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解體,王國維跟隨羅振玉第二次去日本,并滯留五年。這期間,王國維已是拖家帶口,家累沉重,又幸而得到羅振玉的各種資助和幫忙,并且居住在羅振玉家隔壁,兩人有了一個穩定的生活和治學的良好環境。王國維整理并飽覽羅振玉的大量藏書和收藏品,羅振玉的“大云書庫”圖書資料任其使用。兩人交流心得,探討學問。他自述此間“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1916年他不忍心再以全家生活拖累羅振玉,便接受在上海的猶太裔富商哈同之邀,編《學術叢編》雜志。這一階段他將之前的重要研究成果匯總,編成《觀堂集林》,為學問立身。

    當然,對于我們絕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一本《人間詞話》之廣泛流傳閱讀至今,已實慰其心。

    1921年,北大方面邀請他講學,并擬聘教授,被他拒絕。1922年他接受了教學工作但不拿酬金,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但生活畢竟是一個現實問題,他向羅振玉請教,由羅振玉引薦至原陜甘總督、蒙古貴族多羅特·升允門下,他的學識受到賞識。1923年春,紫禁城內的小朝廷自娛自樂,還要按舊制選海內碩學之士充實南書房,王國維正是經升允推薦,到紫禁城充任南書房行走,溥儀恩賞其五品銜,并食五品俸,后又獲得紫禁城出入證,名號為“在紫禁城內騎馬”。按清代慣例,在南書房工作,大都應是進士、翰林以上飽學之士,王國維只是秀才出身,能與楊鐘羲、景方、溫肅三人同時入南書房工作,是對其才學的極大肯定,讀書之人將此事看的很重。雖然南書房入值,但不參與政務,名義上有侍學之說,至少得以機會覲見皇帝,在有清一代士人中,以此為榮光。他給溥儀有沒有講過學問、授過課否,沒見記載。他寫過幾個關于整理文物的奏折,并有幸得窺大內所藏,用了大量時間在景陽宮整理清室文物與藏書。

    不管怎么說,羅振玉對于王國維的直接資助,提供其收藏的大云書庫圖書資料任其使用,直接或間接推薦王國維謀生的職位,20多年來,羅振玉堪稱王國維的貴人,對成就王國維的學問一定是有貢獻的。而且他們還結下兒女親家,王國維的大兒子正是娶了羅振玉的女兒為妻。

    如此牢固的友情大廈卻傾覆在王國維的喪子之痛里。前面我提及了他們因為子女之事翻臉,在1926年春天面對面而過不發一語。這個打擊對王國維是很大的,我相信他有對羅振玉的怨恨,但也必定有對這段情誼隕落的悲傷。

    我相信,一個人走上自絕之路,更多地來自內心深處的個人性的創痛,大義大道的信仰,自尊剛直的個性多少會是一些促進的因素,但個人的體驗,個人的悲傷是很難為外界解讀出來的。

    羅振玉在得知王國維死后也必定有過掙扎的內心,前言道,他上奏溥儀一份他偽造的所謂王國維“遺折”。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記載:王國維死后,社會上曾有一種關于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饌,賞給陀羅經被并洋二千元……”。這就是羅振玉為王國維騙了個謚號,并為王的家屬爭取了2000元撫恤的經過。

    羅振玉沒有去北京參加王國維的葬禮,但他原先是想去的。王國維的子女回憶說 “羅老伯原來要來”云云。但羅振玉在天津搞了隆重的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 ”,更在祭文里宣稱自己將和亡人“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公祭后,羅振玉旋即赴京。他拿著溥儀的“諭旨”,從清室領得貳千圓賞銀撫恤金,全數交給了王國維夫人,自己又另送上最高的葬禮銀一千元。

    無論怎么說,從羅振玉本身的價值立場和對家屬的實際撫恤安排,他都是做周全了,不失為對羅王這段近30年緣分做了一個較好的終結。接下來不到一年,他更是把王國維遺稿編撰四集刊行于世,即王國維身后的第一部全集《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其編訂刻印之迅疾,可以說是羅振玉發自內心的誠摯,并竭盡了心力。這與兩年后梁啟超過世后身后的冷落形成鮮明對照。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加注了一段關于羅王恩怨的傳言:“我在特赦后,聽到一個傳說,因已無印象,故附記于此,聊備參考。據說紹英曾托王國維替我賣一點字畫,羅振玉知道了,從王手里要了去,說是他可以辦。羅振玉賣完字畫,把所得的款項(一千多元)作為王國維歸還他的債款,全部扣下。王國維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舊賬,王國維還要補給他不足之數。王國維氣憤已極,對紹英的催促無法答復,因此跳水自盡。據說王遺書上“義無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這段傳言也是后世關于王國維之死因“逼債說”的濫觴,但關于錢財糾紛多是外人揣測,羅王兩家人都沒有提及。如果為1000塊債款逼死王國維,從羅一路過來對王國維的資助及其身后事的所為,這點錢財實在辱沒兩人人格。兩人的裂隙還是緣于兒女家庭之事。羅振玉講述的版本是,他命其第四子羅福葆仿王國維的筆跡寫下遺折,他對此并不隱諱,其外孫劉蕙孫(《老殘游記》作者劉鶚之孫)回憶說:“1929年我在旅順,雪堂先生(即羅振玉)對我說起他和靜安的友誼,最后說:‘他最后覺得對我不起,欲以一死報知己。我也覺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對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復生,只好為他弄個謚法。遺折是我替他做的。’” 他反復說的他倆“那件事”就是親家反目。百年來,閑雜俗人不應用錢財之爭降低王、羅二人人格,一個是單純的書生,一個雖擅長利益經營但也是對文化事業滿滿恭敬心并不吝付出之人。

    壓垮王國維的最后一根稻草,來自他內部對人生與生命的消極體驗,他四歲失母怙,性格沉郁,生命態度悲觀,而喪子之痛給了他致命一擊,那是他的血脈,他的摯愛,而與羅振玉的恩斷義絕更是人間情誼的虛無化,令他絕望。

    五、 人生三境界與人生三層樓

    有必要重溫他的著名的“人生三境界”說,但此說并非廣義的人生意義的思考,而是他一生的長項:如何做學問

    他是做學問的導師,有指點具備學問慧根的學子之法力,但并不一定廣泛有效于生命之道。他在《人間詞話》里這樣闡述“三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這是清華導師王國維概括的為學之道:忍受求索之孤獨寂寞,臨高遠眺,不為貧寒逆境而降低自己的格局;為求真理而不惜歷經千辛萬難,而獨守孤寒不改初衷;勤奮砥礪,求索不輟,終將抵達真理的終點得到一片大光明的自在天地。

    如果這個三段論適用于人生,將是多么完美。猶如豐子愷的人生三層樓論,他說:“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我們大多數人,在第一層樓,錦衣玉食,尊榮富貴,孝子慈孫。第二層樓,豐先生認為就是對學問藝術有興趣的,有力氣的爬到第二層樓去玩玩,那里充斥著文人、知識分子。本質上與第一層樓的人也無太大區別。第三層樓探索靈魂,探索人生的究竟,生命的意義,不過礙于人生的尺度之短,能有此覺悟者便少之又少了。豐先生認為能上第三層樓的,唯他恩師弘一法師。哎,這是何等高格?

    王國維在人生的第二層樓獲得了極大的成就,但他走不出紛紛擾擾的世間苦悶。每讀“人生三境界”,便會去想,“那人在燈火闌珊處”之后又如何?王國維正是在這個境界獲得大成就,也就是在豐子愷的人生第二層樓,遍攬無限風光之后,是否墮入了不知所從的困惑?

    我多么希望尋到“那人”后,即使上不了豐子愷的第三樓,可不可以探索“三境界”后獲得更高闊的人生第四境界,看破人生本質,抵達無欲無求而隨緣而生的自由世界。身體的自由尚可貴,心靈的自由更彌珍。但好可惜,以王國維這樣的異稟天才,戛然而止于魚藻軒下的水面。

    六、蕭條異代不同時

    王國維的后代都沒有被他培養專門去做學問。在亂世之時,他認定做學問苦(包括精神的苦),謀生不易。他培養孩子去做專業人士以一技之長立世生存。前面說到他早逝的長子王潛明在海關工作,是鐵飯碗。而最秉承他學問慧根的是他的次子王高明。

    王仲聞(前排右一,1901-1969),名高明,王國維次子王仲聞(前排右一,1901-1969),名高明,王國維次子

    原本,他也不令好學的王高明繼續求學深造,而是讓他中學畢業去做一份郵局的工作,這種工作也是鐵飯碗有衣食保證。后來他做到了民國政府北京郵局的一個不低的負責職位,一解放,他便是舊政府公職人員,被留用在某個小郵局賣郵票。但他業余時間喜好研究詞學,某種程度繼承了王國維的衣缽,且十分精通此道。他在五十年代遭遇坎坷,先是被打為“特務”,后又被郵局系統定為不宣布的“右派”,強制離職,以致一家生活無著。幸而北京中華書局看重他的所長,聘為“合同工”。

    王高明先是為《全唐詩》審核標點,又為《全宋詞》補充材料并審核全稿。全憑自學成才的他真是不枉負乃父盛名,才學渾厚扎實,凡是有關唐宋兩代的文學史料、宋詞和宋人筆記方面的請教,他都可一一作答,被編輯部同事戲稱為 “宋朝人”。他本質也是個書生,鉆進學問廢寢忘食,平日他就住在出版社里,晚上還不輟讀書寫作。他完成的《李清照集校注》,蜚聲學術界。但文革之初,還是被中華書局解除合同回家了。

    王仲聞(即王高明)校訂的《全宋詞》王仲聞(即王高明)校訂的《全宋詞》

    那時候他已經是六十幾歲的老人,人生絕望,生存都無以為繼,更被污以“特務”之罪被殘忍批斗。最終,這個最得王國維學問稟賦的人也以自絕的方式悲慘下世。1969年的某日,他也去了頤和園,他可能想到了1927年6月2日父親在魚藻軒的情景。那時候頤和園改名叫“人民公園”,大約連門票都不要,正是文革最瘋狂的時期,他轉了一圈,嫌人太多,烏泱烏泱的,跳水也未必真能死了,撈上來甚是難看,就回家服毒藥自盡了。

    父子兩代人,都選擇在一座美麗的園林——頤和園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令人唏噓。王高明先生本是想老老實實、平平安安活完一生的,但老病窮途,世間迫害,被逼無奈而離開那個紛亂的世界。

    生命只有一次,把生命活好活完整,讓這唯一一次珍貴的人生不草率度過,雖然并不容易,雖然可能要在時代的污泥濁水中掙扎,雖然要忍受無數的苦痛折磨,但大多數人,即使不具體文化知識素養,但尚能將“活著”作為天理來遵從。如老子語:“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天地之性人為貴。可是,繁復龐雜的知識,與樸素的生命之道,是否存在暢達的通衢?

    【注】本文原標題《魚藻軒,永遠不能抵達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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