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后，于謙為何急著立新君

 正統十四年七月，北關急報：瓦剌入寇！血氣方剛的明英宗在親信太監王振的唆使下，沒經過廷議就要御駕親征。由于兵部尚書鄺埜隨駕出征，便留下兵部左侍郎于謙料理兵部事宜。

不久土木之變突發，消息傳到京師，群臣是一片怨憤與驚慌，剛受命留守北京本不問政事的郕王朱祁鈺對此也不知所措。幸虧于謙等人處置得當，對徐有貞等人的南遷主張予以駁斥，才初步穩定大局。

但是，此后在明英宗未退位的情況下，于謙等人為何要強烈支持朱祁鈺登基呢？

為保衛京師，于謙積極獻計，郕王朱祁鈺順應時勢，甚得人心

鑒于在土木堡一下擊潰數十萬大明軍，士氣正旺，接下來很可能會挾持明英宗來闖關，以便繼續南侵，圍攻大明之京師，因此當務之急是保衛北京。而要保衛北京首先得解決好三個問題，即軍隊、糧食和人心。

于謙上奏郕王朱祁鈺，建議從河南等都司以及南北直隸衛所中調集官軍到北京，從山東、南直隸的備倭軍中選取4500名精銳兵士，再將江北直隸、北直隸36000名運量官軍也調來，在北京統一進行操練。朱祁鈺批準了于謙的方案。由此，原本十分空虛的北京軍事防衛力量得以增強。

由于土木之變發生的很突然，瓦剌軍又有南下之勢，京郊通州數百萬石糧食極可能落入敵手，因此有人提出，無論如何要派人去通州把糧庫給燒了。于謙沒有同意，建議以預發俸祿的形式讓官員和士兵們自發到通州運取糧食，運得多的還給獎勵。為了運糧，甚至把百姓和囚犯都發動起來了。這樣一來，將個人利益與愛國熱情巧妙的結合起來，官軍、百姓甚至囚犯們的積極性都給調動起來了，不僅解決了通州運糧問題，為不久后的北京保衛戰奠定了物質基礎，還為朱祁鈺和于謙等人贏得了人心。

明英宗被俘，孫太后要立兩歲朱見深為國君，于謙等人卻欲立長君朱祁鈺

面對這樣的大好形勢，作為當時領導核心的主要人物于謙卻有陣陣不安。正統中后期始，宦官王振為非作歹，致使武備廢弛，以至于明英宗蒙塵被俘，數十萬大軍覆沒，于謙可謂痛心疾首。雖然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的于謙恨不得明英宗能奇跡般的歸國復位，然而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明英宗何時能回來誰也不知道。如果君位長時間空缺，大明帝國人心就會很不穩定，人們常說：“國不可一日無君”，因此目前正統帝不在的情況下，從保住大明江山社稷的角度來考慮必須要擁立一個新君。雖然這樣做很對不起明英宗，也可能為自己的將來帶來不可預測的后患，但于謙認為：自己一心為公，光明磊落，滿腔熱血，上可昭示上天，下沒欺瞞黎庶。即使日后明英宗復位了，想必他也能諒解自己的一片苦心！想到這里，他就聯合了一些朝臣，上請皇太后孫氏速定新君，以此來堅固邦本，安定人心。

盡管于謙的上奏說得很含蓄，但對孫太后卻是不小的刺激，畢竟英宗是自己的兒子。面對大臣們的上請，孫太后裝聾作啞般予以回應，你們不是要我立新君嗎？按照慣例，新君就該由明英宗的兒子皇太子擔任。于是土木之變后的第六天，孫太后封朱見深為皇太子。

朱見深才多大？才兩周歲，所以說皇太后的這道旨意簡直就是糊弄朝廷大臣的，故而當太監傳達完孫太后的懿旨時，朝堂上議論紛紛。國家正面對危險，一個兩周歲的娃娃當皇太子，甚或新君，何以能領導大家共渡眼前的困境？

其實孫太后的算盤打得很明顯，寶貝兒子朱祁鎮親征前定下由皇弟朱祁鈺留守，而朱祁鈺在土木之變后所表現出來的言行舉止十分得體和得人心，加上其身份很特殊，是最合適的皇位人選，于謙等人所奏請的也正是要立朱祁鈺為新君。可孫太后不樂意，原因很簡單，朱祁鈺不是她親生的，一旦他當了皇帝，對自己，對明英宗未來都會很麻煩。所以，孫太后這么做無非是要想法還把皇位留給朱祁鎮。

但是大臣們并不買賬，尤其是以于謙為代表的主張擁立朱祁鈺為新君的朝臣們引用“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大道理來說事，一下將孫太后給頂回去了。孫太后也夠厲害，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她不管國事如何緊急，就是對冊立新君之事三緘其口。

場面一度失控，孫太后無奈答應群臣，立朱祁鈺為大明新君

隨后的一件事改變了孫太后的想法，那就是左順門流血事件：給事中王竑等大臣為了泄憤，在朝堂上把王振的死黨錦衣衛指揮馬順等三人活活打死了，場面一度失控，十分火爆和混亂。

群臣再也等不了了，又聯合上奏孫太后請求立新君，且百官們都留在外廷等著孫太后給答復。孫太后看這架勢，心想再拖延下去恐怕也不能解決問題，再說，鑒于不久前發生的“左順門群毆事件”，誰知道這幫大臣急眼了會干出什么事，若是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他們會不會再鬧出別的“幺蛾子”，年輕時只知道“炫美”的孫太后被這陣勢嚇住了。反復考慮之后，孫太后不得不答應了群臣的請求：“合允所請，其命郕王即皇帝位。”

其實，那時的朱祁鈺對皇位并未有多少興趣，反而拒絕即位，由于于謙以國家大義相勸，才答應登基主持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