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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對女人一向巧取豪奪，他看中的女人就非要弄到手。《明通鑒》曰：“九月甲戌朔，車駕駐宣府，江彬營鎮國府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上遂忘歸。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富民率厚賂彬，以求免。軍士樵蘇不繼，輒毀民房屋，以供。市肆蕭然，白晝戶閉。”為了自己消遣，武宗可能闖進有錢人家，掠奪婦女以充后宮，極其霸道。以致民怨沸騰，良家婦女不敢上街逛市，為恐被武宗掠去。
西門慶與武宗如出一轍，對女人威逼利誘，哄駭詐騙，巧取豪奪。譬如一面許諾宋惠蓮錢物，霸占了她，一面對她的丈夫來旺設計陷害，最后數頓拷拶遣還原籍徐州。對李瓶兒，先是騙取錢財，再是遣棄，當李瓶兒嫁給蔣竹山后，醋意大發，指使兩個搗子沖砸藥鋪，逼李瓶兒就范，娶回李瓶兒卻又冷落一旁，導致李瓶兒上吊自殺。為了霸占潘金蓮，害死武大，賄賂官府，發配武松，手段極為狠毒。據統計與西門慶發生性關系的女性有數十人，他還好男風，他的荒淫不比武宗遜色。
西門慶家中的妻妾關系，呈現出“以亂尊卑”的狀態，“西門慶對妻妾的寵愛的天平砝碼的支撐點有兩點：即利欲的獲取和性欲的滿足。”［（５）］這點與武宗寵愛女人的出發點一致：女人只要有情趣，管她結過婚的，懷孕的，他都喜歡。
好樂的明武宗 武宗是個不安分守己的皇帝，極好游樂。武宗繼位第二年（即１５０６年８月）立皇后不久，他就不與皇后住在一起，反而寧愿和他的太監伙伴四處走動。騎馬、射箭、角坻和音樂都曾讓他高興一陣，但是不久他就玩膩了。他開始化裝離開皇城在民間尋花問柳。
《明通鑒》有曰：“造作巧偽淫蕩，上心系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至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媒褻無復禮。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又有：“庚子，上始微行，夜至教坊觀樂。”又有：“日召教坊樂工人新宅承應，久之，樂工以承應不及，請檄取河南諸府樂戶精技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計，群小見幸者趨承。自便，不復入大內矣。”
西門慶亦與武宗同樣：家里妻妾玩膩了，他要去行院嫖宿；妓女玩膩了，又要與官府家眷偷情，他走街逛巷，不斷尋找新的刺激，亦念念不忘邀娼妓唱一曲劇，再與小廝小優賞男風。
第６８回，西門慶、應伯爵到麗春院鄭愛月兒家中玩耍，唱曲，極其淫樂之態，由此可見一斑。
喜商的明武宗 《明通鑒》記載：“上令內侍仿設廛肆，身衣估人衣與貿易，持簿握籌，喧嚷不相下。更令作市肆者也。坐當壚婦其中，上至雜出牽衣，蜂擁簇而入，醉宿其處。楊守隨前疏所謂親商賈者為之者以此至是既作豹房，朝夕處其中，稱之曰新宅。”
武宗還“造皇店酒肆。”明代，國家和皇室不僅掌握和經營大量土地，即皇莊、宮莊之類，同時也掌握大量店鋪，即官店、皇店。［（６）］
官店自明初即已設立，明代的官店和官田一樣，可以由皇帝任意賞賜給皇親貴族，或是將某些官店委托親信太監掌管，正如《宛署雜記》所述：“各廓店房類屬勛戚家中及中常待。”明代的官店到了武宗期間，大多改為皇店。武宗時設置皇店的范圍相當廣：東北包括山海關、廣寧、遼陽等處，西邊則包括大同、宣府，此外，京師九門外，通州張家灣、蘆溝橋、河西務、山東臨清一帶都有皇店。［（７）］
皇店的設立始于正德八年，徐學聚《國朝典紀》云：“八年四月，詔開設皇店。”皇店的設立出于太監于經的倡議，后經武宗同意而實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酉，“太監于經等得幸豹房，誘上以財利創開各處皇店，榷斂商貨”；至正德十六年“每歲額進八萬（兩），皆為己有；創寺置莊，動數十萬；暴殄奢移，乃前此所未有者。”
皇店大多設在交通要道，“起蓋房屋，駕搭橋梁，擅立關隘”，“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８）］當時皇店每年尚以“額進八萬”或“歲征數萬兩”的巨額剝削，榷利擾民。另外，“開皇店，放皇債，”用放高利貸的方法“貽害于地方”，獲取暴利。
西門慶以經商而暴富，他精于買賣，不僅開生藥鋪，又陸續開了緞子鋪，綢絨鋪，當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生意越做越大，由一個破落戶，在短短的幾年內迅速成為一個擁有萬貫家私的巨商。西門慶致富，一是他的商業經營術，他用的是長途販運和設店經營，即行商和坐賈兼而有之的方法，直接從產地采購，中間不經過客販，獲利就更可觀。［（９）］二是西門慶商店具有皇店性質，巧取豪奪，他開設生藥鋪，獨家經營，也不容他人染指，砸蔣竹山藥鋪就是一例。販鹽引，低價進貨，高價出售。而且，他所購置的貨物，一向得到官家的開恩，十稅只須交納一二，逃稅漏稅，其商品成本降低，比一般店家更具競爭力。三是西門慶通過婚姻等手段，從妻妾手中得到了巨額的陪嫁，家產富有。四是西門慶具有特殊權勢，專橫跋扈，與武宗一樣，“放官吏債”，謀取暴利。
崇佛的明武宗 《萬歷野獲編》云：“武宗極喜佛教，自立西番僧，唄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
《明通鑒》亦曰：“上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廠，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有寵，遂封大德法王。至是遣其徒二人還烏斯藏，請給國師誥命。”“今乃于西華門豹房之地，建護國佛寺，延進番僧。日與起處。”“巳酉命司設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赍送番貢等物。時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上人謂之活佛。上欣然欲一見之，命查永宣間候顯入番故事，遣允乘傳往迎。”
武宗崇佛，廣置佛寺，招番僧入后宮，淫亂穢惡之事無所不為。因此，在正德朝，佛教盛行，市井巷尾縱談房闈之事，不以為恥。
佛教在《金瓶梅》中頗多反映。吳晗先生曾指出：“以全書論，仍是以佛教因果輪回天堂地獄的思想做骨干。”［（１０）］日本志村良治先生也認為：《金瓶梅》故事情節是“根據惡有惡報這種佛教的因果之理來構筑的”。［（１１）］
佛教思想與意識貫穿全書，第３９、５１、７４、１００回的佛教“宣卷”（講述因果的說唱故事），第５７、８８回，進行布施，修筑寺院等等情節，無一不反映出佛教的盛行。
《金瓶梅》中屢有番僧出現。
西門慶在永福寺見到云游的一個和尚，“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峰寒庭寺下來的胡僧。”（第４９回）
永福寺長老，原是西印度出身的和尚。（第５７回）李瓶兒出殯更是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來念番經。（第６５回）
胡僧，番僧一再出現，說明西門慶確是常與這些外國和尚來往，暗合武宗。“今乃于西華門豹房之地，建護國佛寺，延進番僧。”設佛教為國教，國佛也即武宗之佛，“西門外寶慶寺”，不是可分解為“西門慶寶寺”么？難道是偶然巧合？西門慶將胡僧引至家中，盛情款待，求取房中之藥，以身試用；與武宗屢將番僧請入后宮，演習房中術，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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