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志 （中醫術語）

指喜、怒、思、憂、恐五種情志的變動與五臟的機能有關。心志為喜，肝志為怒，脾志為思，肺志為憂，腎志為恐（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五志即分屬于五臟的五種情志活動，即心志喜，肝志怒，脾志思，肺志悲，腎志恐。故以五臟的功能正常與否，則可直接關系到喜、怒、思、悲、恐的活動變化。而五志喜、怒、思、悲、恐的變化也可影響到相應的臟腑機能活動，如心有余則笑不休，肝由余則怒不止等。同樣，過喜傷心，過怒傷肝，過思傷脾，過悲傷肺，過恐傷腎。

（1）心為情志之主，心舍神主喜。“心藏脈，脈舍神”。心主血脈，心血充足，脈道充盈，血液在不斷滋養濡潤全身臟腑組織的同時，也在滋養著神，使人的精神思維敏捷。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雖然歸屬于五臟，但卻是在心主神明功能的統領下正常進行的。《類經》曰：“分言之，則陽神曰魂，陰神曰魄，以及意志思慮之類皆神也；合言之，則神藏于心，而凡情志之屬，惟心所統，是為吾身之全神也。”神、魂、魄、意、志五神均為心神所主宰，由心神化出而統屬于心。正如張介賓在《類經·疾病類·情志九氣》所說：“心為臟腑之主，而總統魂魄，并賅意志。故憂動于心則肺應，思動于心則脾應，怒動于心則肝應，恐動于心則腎應，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心是情志思維的主宰，心神通過統領臟腑，主持血脈，以調節各臟腑的功能活動及維持各臟腑之間的平衡協調，適應內外環境的需要而產生各種不同的情志變化。喜，因其活潑而常表現于外，故有火之炎上、活潑、機動之象，屬火而歸屬于心。喜屬良性情緒，可使心氣舒緩，有益于心主血脈的生理功能，正如《素問·舉痛論》所說：“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利。”

（2）肝為情志之本，肝藏魂主怒。“肝藏血，血舍魂”。肝貯藏血液調節血量，肝血充沛可藏魂。木為火之母，肝血充足以生心血，可助心養神。肝主疏泄，利于心脈和暢，情志正常。因此，肝臟對情志產生的作用，一方面是通過木火相生影響到心血的生成，從而影響心主神的功能；另一方面可通過肝的疏泄調暢情志。《血證論》曰：“木之性主乎疏泄，肝屬木，木氣沖和調達，不致遏郁，則血脈通暢。”若肝失疏泄，則氣機不調，血脈不暢，心主神志亦受影響。由此可以看出，肝對心主神以及情志的調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岳廣欣等認為七情的正常表達，以肝氣的協調為首要前提，肝氣和則五志易和，肝氣乖則五志乖。由此可認為，肝為情志之本。怒，因其忽發忽止頗具木之象，故屬木而配屬于肝。適當的發怒，可使壓抑的情緒得到發泄，是肝氣得以疏泄的一種途徑，對人體生理、心理是有益的。但總體而言，怒屬于不良的刺激，可使氣血上逆，陽氣升泄。

（3）脾為情志之樞，脾藏意主思。“脾藏營，營舍意”。脾之所藏意，就在于脾主運化水谷，化生營氣，以營養意。白正勇等提出脾主氣機之樞，其主情感之思，就是對情感的思考、思慮活動的內在轉變，脾主情感的內在轉變，具有調節、穩定其它情志的作用，以保證正常的情志活動勿太過與不及，這也體現了脾胃為樞，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動中起著調衡作用。韓晶杰提出情志的“脾思調控論”，認為人的情志活動與中焦脾胃有密切關系，主要基于2個方面：一是中焦化生的氣血，是情志功能活動的物質基礎；二是中焦脾胃的升降斡旋，對于情志之氣的正常運行是一個重要的保證。思，是其它情志活動的基礎，其它情感變化須通過思而產生，這也是脾為情志之樞的一個表現，它與喜、悲、恐、怒等情志的關系，正與脾居中屬土、灌溉四臟的特點相應，故思屬土歸屬于脾。

（4）腎為情志之根，腎藏志主恐。“腎藏精，精舍志”。腎藏精，其封藏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推動著人體的生長、發育與生殖，是機體生命活動之本。腎中之精可舍志，腎精對人的意志和記憶起了重要的充養作用。腎精所化生的元氣化為臟腑之氣，推動著五臟六腑的功能活動。腎精充足，五臟功能旺盛，五臟才能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腎主骨生髓，腦為髓海。《素問·脈要精微論》曰：“頭者，精明之府，神明出焉。”情志活動的中樞在腦，腦主五臟之神而統五志，通過各種感官接受外界刺激，從而產生喜、怒、憂、思、悲、恐、驚等情志不同的反應。馬有度認為心理是腦的機能，情緒是腦的機能，七情就是從腦而來。腦的功能異常時，情志也會隨之異常，繼而導致各種情志病。王新陸認為腦神逆亂為情志致病的基本病機，境遇人事的刺激，首先傷腦，腦傷則氣機逆亂。在這過程中，腎中精氣的盛衰，直接影響著腦的功能，故稱腎為情志之根。恐，由于其發自于內且常引起氣機下陷而屬水主于腎。

（5）肺為情志之節，肺藏魄主憂。“肺藏氣，氣舍魄”。肺藏魄在于肺主氣，影響全身之氣的生成，以氣養魄。肺朝百脈而主治節，肺主氣司呼吸，調節著全身的氣機，輔助肝的疏泄以調暢情志。血液的運行亦有賴于肺氣的敷布和調節，肺氣充沛，輔助心血運行，心神才能得到充分滋養，使之神清氣旺，故曰肺為情志之節。悲，猶如秋風掃落葉之凄涼，毫無生機，氣機內斂，故屬金而主于肺。憂，因其內向而趨于氣機之收斂，亦屬金而配屬肺。《素問·宣明五氣篇》云：“精氣并于肺則悲。悲憂的外在行為常常表現為哭泣，而喜極可泣、怒極可泣、過思可泣、驚嚇可泣。從某種程度上說，哭泣是各種情緒累積到一定程度的發泄，哭泣后原來的情緒得以舒緩，這節制了情緒的進一步過度發展，是肺為情志之節的另一表現。

情志疾病與五臟關系密切，七情過激則傷五臟，五臟病變亦可致情志異常。《內經》認為不同的情志因素對五臟有不同的影響，太過的情志刺激會引起五臟損傷。《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病理上，當五臟發生虛實盛衰變化時，往往對外界某種刺激極為敏感，會直接影響到人的情志活動，而有情志異常的相應表現。《靈樞·本神》中有：“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

2．1臟腑功能失調引起的情志變化：

2．1．1心，心在志為喜。從心主神志的功能來分析，可有太過或不及的病理變化。若心主神志功能過亢，則使人喜笑不休；心主神志功能不及，則使人易悲。正如《素問·調經論》所說：“神有余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另一方而，由于心為情志之主，“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心的功能異常反映在情志上就不僅僅表現為過喜或易悲，還常出現各種不同的情志變化。

2．1．2肝，肝在志為怒。肝體陰而用陽，若肝的陰血不足，肝的陽氣升泄太過，則稍有刺激，極易發怒。正如《素問·臟氣法時論》所言：“肝病者，兩脅下痛引小腹，令人善怒”肝不藏血，血不養神，則易恐易驚，如《靈樞·本神》所說：“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肝失疏泄，氣機不暢，還可引起郁證等病理變化。

2．1．3脾，脾在志為思。臨床上脾氣的盛衰可直接影響意的活動正常與否，脾虛則易引起健忘、注意力不集中、思維不敏捷及智力下降等癥。歸脾湯能治健忘就是例證。同時脾屬土為情志之樞，脾的功能盛衰通過氣血化生及氣機升降影響各臟腑功能，可引起其它情志變化。如《素問·玉機真臟論》曰：“恐則脾氣乘矣”。《素同·宣明五氣》五精所并“并于脾則畏”，馬蒔注：“脾虛而余臟精氣并之，則善畏。”

2．1．4肺，肺在志為憂。若肺虛時，機體對外界的非良性刺激的耐受性下降，易于產生悲憂的情緒變化。《素問·宣明五氣》說：“精氣……并于肺則悲。”

2．1．5腎，腎在志為恐。驚恐屬腎，腎有病則易驚。如《素問·奇病論》所說：“腎風而不能食，善驚。”腎中精氣為一身精氣的根本，腎中陰陽為臟腑陰陽的根本，腎虛則影響五臟六腑功能，五臟功能不足無以化生五氣，則會引起意識思維的遲鈍，情緒淡漠等情志的異常變化。張宗芳認為腎藏五臟六腑之精，腎虛則會使五臟六腑失于濡養，導致心、肝、脾等腑失調而出現各種異常表現，提出腎虛是產生更年期精神、情志異常的根本原因。更為重要的是，腎有生髓之功，腎中精氣若不足，則髓海失養，思維遲鈍，記憶力下降。

2．2情志失調對臟腑的影響

2．2．1擾亂氣機。情志致病可通過擾亂氣機而影響臟腑功能。《素問·舉痛論》曰：“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過怒則肝氣上逆，血隨氣升，出現面紅目赤，嘔血甚而暈厥；過喜則心氣渙散，出現神不守舍，失神狂亂；過悲則肺氣耗傷，意志消沉；過恐則腎氣不固，氣泄于下，出現二便失禁，骨痠痿軟，遺精；過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依，慮無所定；過思則傷神損脾，致氣機郁結，出現心悸、失眠、納呆、腹脹、便溏。

2．2．2耗傷氣血。氣血是情志活動的物質基礎，過激的情志活動可耗損臟腑的氣血，從而引起臟腑功能的異常。過喜傷心，耗傷心血；大怒傷肝，肝不藏血，肝血虧虛；憂思傷脾，脾失健運，生血不足；悲哀傷肺，肺氣消耗，氣不生血；驚恐傷腎，消耗腎精，精血同源，精血兩傷。喜、怒、憂、思、悲、恐、驚等情志，可通過影響臟腑功能從而影響到氣血生化而耗傷氣血。正如《脾胃論·脾胃虛實傳變論》所云：“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此因喜、怒、憂、恐耗損元氣，資助心火，火與元氣不兩立，火勝則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

2．2．3直接傷臟。情志致病，可直接傷及臟腑。不同的情志刺激，對各臟有不同的影響。其傷臟的規律一般按內經中所說的五臟配五志的模式，“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但由于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一志亦可傷多臟。比如張景岳認為肝、膽、心、腎四臟皆能病怒。另外，心、脾皆可病于思；心、腎、肝、脾、胃可病于恐；心、肺、肝、脾四臟可病于憂；肝、肺、心可病于悲；肝、膽、胃、心可病于驚。總體而言，情志所傷病證，以心、肝、脾三臟最為多見。吳麗麗等研究了1040例情志病證醫案，認為情志病的病位在五臟上主要是心、肝、脾、腎，尤以心、肝、脾為多，在六腑則主要涉及胃和膽。嚴燦等通過多年的大樣本人群調查研究，發現脾胃、肝膽、心腦在情志致病中關系最為密切。

2．2．4多情交織對臟腑的影響。關于多情交織傷臟，甚則和其它因素，如風寒、飲食相雜致病的描述，散見于《內經》的條文中。如《靈樞·壽夭剛柔》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靈樞·賊風》曰：“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靈樞·玉版》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余，營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靈樞·百病始生》曰：“喜怒不節則傷臟，臟傷則病起于陰也。”現代研究發現，多情交織傷臟在臨床上更為常見。周鶯通過研究古代情志病證醫案發現，情志誘因中以多種情志因素混合誘發的達55.5%。張慧通過研究清代情志相關性疾病醫案，發現在46236例情志相關性病證醫案中，以2種或2種以上的情志混合致病為多。說明情志致病相當復雜，往往是多種情志的相合為病。由于多情致病的復雜性以及個體的多樣性，多情致病的傷臟規律也較為復雜。喬明琦等在研究中提出了“多情交織共同致病首先傷肝”的學說，認為情志刺激并非致病之始因，引起情志刺激的“社會事件”才是情志致病的始發因素，由情志刺激所致始發病證主要為肝氣上逆和肝氣郁結兩證。湯朝暉認為情志致病與肝、脾兩臟關系密切，主要影響到肝主疏泄和肝藏血兩個方面，而脾主思亦是引發情志病證的關鍵環節。從五臟與情志的關系分析，多情交織致病所涉臟腑以心、肝、脾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