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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局稿件均為原創，本文首發于上觀新聞app原點欄目。原點更多內容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 25歲的大專畢業生方冬，帶了一個塞得滿滿當當的24寸銀色行李箱，從湖北老家重返深圳“三和”。他決心體面務工，因此刻意租住在一街之隔的錦繡新村。可沒多久，他就發現自己戒備過度了—— 今年5月以來，一場被當地媒體稱為“城中村整治最嚴模式”的治理行動，在深圳龍華區龍華街道景樂南北區展開。至今已約半年。 被媒體、外來務工人員、當地人口口相傳的“三和”，準確的地理指代正是景樂南北區，而這一片區的三和人力資源集團是深圳最早從事人力資源業務的企業之一，因此漸漸成了這一人力資源市場集聚地的代名詞。 這一次，當方冬的目光習慣性向地面掃射時，他詫異察覺，那些原本光天白日就躺臥在地的人消失了。
在這個中國南方著名的大型人力資源市場集聚地，人們正在努力探索一條人口密集區域城市管理治理的新路子。 “做一天闊以（湖南話，意為“可以”）玩三天”，這是一家職介公司電子屏上曾經滾動播出的，也是在三和廣為流傳過的。今年9月，記者和方冬的腳步幾乎同時踏上此地，只見電子屏上的滾動字幕已被另一句取而代之——“實現藍領城市夢想”。 新規
這次回來，方冬發覺三和還是保留著一些習慣，比如它的早晨醒得很早。 清晨6時，三和人力資源集團大樓門口的廣場上已擠滿黑黢黢的人頭，這是最早一批求職者。“以前那么多人聚在三和，就是為了干一天玩三天。”方冬說，“但現在抓得那么嚴，不是真心想要干活的，就不愿留在這里了。” 海新信的負責人張經理一早就在公司門口。求職者在門外手持身份證自覺排隊，衣衫襤褸者幾近絕跡。 一位身著制服的求職引導員，緊緊攥住30多張報名者的身份證。“這些身份證，丟一張，經手人罰3000元。”他向記者解釋，這是今年綜合治理展開后所立的新規。 也有的職介所引導員干脆現場教學：“這是手機上的一個配件，一根線對應三個頭……”這位引導員手中的配件，是他去工廠實地確認招工信息時特地拿回的。 在海新信應聘的人潮里，記者結識了同樣重返三和的江西人劉金根。他微信名后拖著的一長串數字，是橫店演員公會的編號。 劉金根過分干瘦以致眼珠凹陷，173厘米的個頭體重不足45公斤。以前在三和搶日結工作時，應聘者一哄而上，他總是落空。 體力沒有優勢，他于今年年初改去橫店做群演。他的手機里，存著一張排布著20多個劇組名單的表格，記載他今年8月每次做群演的收入，從100元到200元不等。角色一欄，只有一個空格標著“土匪”。 由于當群演也“沒法活”，劉金根恰巧聽說三和在整治，留下的大多是“規矩人”，心動了：起碼招人的時候能夠按照秩序排個隊吧。 劉金根的左腳左側，有塊皮膚常年抹著紅藥水，這關乎他口中在三和“最不像樣”的往事。如今他敢回來了，也和“那些人”銷聲匿跡有關。一次山窮水盡，他找黑中介借了幾百元，此后無力還債，被黑中介喊人“打得生不如死”。 今年5月15日晚，龍華街道兵分四路暗訪景樂南北片區，啟動集中整治，決心根治黑中介、黑網吧、黑旅館等亂象。治理以量化標準進行：拆除出租房“房中房”，旅業出租屋居住標準需保證人均6平方米以上、網吧需保證每臺機位2平方米以上…… 7月，深圳市公安局牽頭，多部門抽調人員成立綜合治理攻堅組，進入三和人才市場設點辦公。當地街道辦9月提供給記者的景樂南北片區治理階段成果顯示：“該片區總警情下降26.9%、治安警情下降31.8%、盜竊警情下降50%。公安機關破獲刑事案件30多宗，刑事拘留嫌疑人54名；治安案件17宗，行政拘留35人；兩次大規模集中清查整治，清查人員近4000人；查封網吧3家……” 夜里，方冬喜歡騎著小黃車逛三和的街區，發覺這里的夜晚變得冷清，盡管還有活得像流浪漢的少數人在游蕩、躺倒。 冷清，卻也清凈。“不能說我們重點治理的人群就是犯罪群體，但他們是距離犯罪群體最近的一撥人。”綜合治理攻堅組一位負責人說，“要讓這類人很難再形成地理空間上的集聚效應。” 今年9月末一個上午，方冬聞訊：一名“大神”被警察押著重返此地指認犯罪現場。方冬想去瞅瞅是否認識，到了現場卻發現圍觀者早早就散去。 方冬忽然意識到，“三和大神”的“傳奇時代”過去了。 空間 方冬也曾瞇著眼睛，趴在臺階上昏睡了3個月。那是名噪網絡的“海信大酒店”，因常有無錢住宿者露天過夜而得名。 當時方冬耗盡了所有積蓄，不管白天黑夜，都覺得“強光刺眼”。如今，他終于站在這級臺階上，拿著打印好的簡歷走進職介機構。 他堅持認為自己并非“大神”：“'大神’是指一條絕路：變賣身份證，有違法犯罪史，和世界切斷聯系。”他坦言，在長達半年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時，曾有一陣子琢磨過“灰色地帶”，但最后還是“縮了回來”。“父母都很信任我。”他說。 2012年夏天，大專畢業的方冬離開了國營大廠流水線工作，因為車間里“都是油和水”，不堪忍受。他帶著1萬多元來到深圳。 第一次出遠門，對深圳的向往源于他認為“深圳是一個不問出身的城市”。 在深圳打工的朋友告訴他，三和是在這座城市找工作必去的。 “這么破！”下了火車直奔三和的方冬不由驚呼。工廠拉人的大客車駛過時卷起的粉塵裹挾著臭水溝的味道，四處是穿著拖鞋叼煙晃蕩的身影。他當時在求職人群里聞到陣陣餿味。于是，他最初選擇住在距離此地有段路的賓館，也看不上“一股頭油味”的便宜網吧，常光顧4.5元/小時的網咖，在通宵游戲中昏睡過數次，還丟過兩次錢包。那時，三和網吧的均價是0.9元/小時。
在三和呆了14年的湖南老板楊完成，上個月從老家養骨傷回來，重開了歇業數月的雙豐面店。這家面館在當地極其有名，一是因為營業時間，每天營業18個小時；二是因為價格，一碗肉絲面多年雷打不動賣4元。 前段時間，一個拍攝三和題材的劇組來面館取景。老楊勒令劇組吃干凈了他們買下的所有面——面雖便宜，卻也不是用來當道具糟蹋的。 老楊自知固執。十多年來，他一直堅持拒絕給網吧里的玩家送面。在他眼中，“三和變壞”，網吧是“害人精”。
劉金根在和無業的鏖戰之中，也常龜縮在小網吧。他不怎么會玩游戲，目不轉睛地刷各種古裝電視劇。他向記者推薦了一家緊挨著大路的網吧，因為那里“干凈，沒臭蟲”。 為體驗網吧在治理后的現狀，記者凌晨來到這家9元/小時的網吧，按店員要求出示身份證后，在所剩無幾的座位里選了一席。 一夜太平。網管介紹，網吧老板在聽說治理消息后，主動優化了網吧的通風、監控設備，50多臺電腦也自覺裁撤到40多臺。 網吧不再亂象叢生，但依舊是“漂”在三和的人消磨夜晚的去處。次日中午11時，記者重返網吧，一左一右的兩個座位都沒有換人；而夜里值班的網管也已下班，投身到玩家隊伍。這是此地網吧的特殊經營之道：選常年流連網吧通宵打游戲的玩家為網管，因此不用擔心他們哪天會消失。 “這里是他們的生存空間，一刀切清除是不妥當的。我們能做的是讓這些空間慢慢形成良性循環。”龍華街道辦一位參與治理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說，他們正試圖引導務工人員通過合法途徑找到合適工作，開啟新的人生篇章。 進階
“很多人對三和有誤會。實際上，就算在三和，如果你不是一直往上走，也會摔得屁股開花。”方冬對記者說起三和的“進階法則”。 以三和大樓為例：一樓，屬于無特殊勞動技能的務工者，匯聚了工廠流水線上的普通崗位；三樓、四樓則是屬于白領和技術工人的，求職者進入招聘會需繳納費用、辦理入場卡。 劉金根從未“到樓上看過”。記者問起原因，他答：學歷只有小學畢業。 “其實我們主打的職位還是專業性較高的藍領崗位、白領職位以及管理類崗位。”三和人力資源集團總經理許琴告訴記者，外界將此地俗稱為“三和”，讓公司有種“躺著中槍”的不快。 學歷、技能、工作經驗、性別、年齡……控制著求職者在三和大樓能抵達的樓層。 “分層”，在此地的生活之中，以各種面目存在——楊完成4元一碗的肉絲面，雖未漲過價，但他原本賣6元的配菜豬腳已漲到8元。他解釋：既然有錢吃豬蹄，就不是三和最潦倒的人，說不準還是坐辦公室的。 老楊提起常來店里吃面的一位小伙子，“好幾年不找正經工作，懶洋洋的……”后來，小伙子“失蹤”。半年前的一天，老楊見他穿戴整齊來吃面，身邊還多了一位年輕姑娘，兩人有說有笑。小伙子告訴老楊，他已在附近一家工廠找到工作，雖然物質條件略有改善，但為了攢錢成家，他帶女友光顧廉價面館的頻率反倒更高了。 大專畢業生何家安，算是三和走出去的“成功人士”。他5年多前在三和獲得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待遇不錯。作為競爭意識強烈的求職者，這5年多，他像逛超市一樣每周都來三和，詢問與自己相關崗位的薪資與崗位需求。 今年9月末，他結束了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重新走入三和大樓三樓的招聘會。他只買了一張招聘會的周卡，有效期7天。第4天，他在一家新型物流公司找到心儀工作。 王麗穿一身職業套裙，穩穩踩著棕色高跟鞋，站在三樓招聘大廳。曾在一樓應聘過家政工的她，這次的角色是招聘者——她在三和一次次求職，每份工作都比上一份的收入“高一點”，現在成了一家保險公司銷售小團隊負責人。最近，團隊擴容招人，她腦子里冒出的第一個地點就是三和。 何家安測算過，來三和應聘，能比網上投簡歷快半個月——在求職網站上看到招聘信息，他很難輕信，因此不會在網上投遞簡歷；但只要是三和設招聘點的公司，他都來實地考察，直接與人力資源部門溝通。 不過，自稱是大學畢業生的王諾，卻從來沒到“樓上”看過。 一個周日晚22時許，記者與昏睡了26個小時“出來轉轉”的王諾撞了滿懷。他后來站在彩票店里，雙手叉腰像在講課，“我這個學歷，最合適的還是做大廠里的小管理層！”人群里忽然發出冷笑：“你吹牛吧！”王諾沖到那人面前揚著胳膊喊：“我本來就做過白領，你呢？” 走出彩票店，王諾指著腳上的阿迪達斯運動鞋問記者：“你覺得我和他們一樣嗎？”他拿出貼身帶的學生證，說只是暫時來三和“歇歇”，還堅持請記者加上自己的微信號，雖然他暫時無法添加記者為好友——他剛以150元的價格賣掉了手機。 方冬在一旁嚼著檳榔，冷冷看著王諾揚長而去，過來人似地說了句：“看不起三和的人，結果是三和也看不起他。” 人情 方冬說，他母親至今也沒搞清“三和”是什么，隱約覺得那是方冬常去的一家在深圳的工廠。 方冬老家在湖北一個繁華小鎮，鎮很大，有專門以這個鎮命名的火車站。“我家有100多平方米大，前幾年新裝修的。我爸是貨車司機，媽媽是工廠里的廚師。”他說，在家的日子和在三和不同，屬“中上等”。 2013年臨近過年時，方冬的手機被偷。他用公用電話打回家：“我在三和工資很高，工作很好。”剛掛電話，他鼻子就酸了——當時他無業、睡馬路，深陷惡性循環。 那年春節，他買了硬座票，帶著僅存的300元回家。上火車前，他特地找了一間澡堂換洗干凈，但還是被家人看出端倪。在家的日子里，母親連方冬要抽的煙都替他買好，只提了一個要求：不再回“三和廠”。 后來，方冬跟著老家的施工隊去成都修了一年多地鐵。直到一天，方冬向父母提出還是要回三和——這次，他發誓要學點老家沒有的技術，回來開個門面。父母松口了，他卻至今未能兌現承諾…… “三和本就沒有'大神’，都是想讓自己過得好點的打工者，走著走著卻走偏了。”方冬說。 劉金根皺巴巴的錢包里，有兩張身份證：一張自己的，一張他父親的。 父親的身份證被劉金根精心包裹在一張印著小廣告的卡套里——父親在5年前因心臟病離世，從此他總是責怪自己沒本事，沒錢把父親送到好醫院，才耽誤了救治。 劉金根對未來猶疑不決，到底是堅守三和，還是再去橫店，他還沒想明白。總之，他希望“出人頭地，有個女朋友，對得起老爹”。 記者支付了2元會費進入一個多達1421人的三和求職者自發組建的qq群，希望進一步了解其生態。群內看似聒噪粗俗，但細看，卻發現不少聊天內容是在互助解決彼此困境。 對三和的求職者，或許沒有誰能像楊完成那樣始終樂觀了。“他們都能變好的。”楊完成說。就像他對于顧客“加1元面”的要求那樣，總是帶著善意——食客話音一落，老楊就異常抖擻，把面堆得冒出碗口。 “必須那么滿，他們餓了很久。你想想，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該是多心疼？”50多歲的老楊說。 楊完成覺得，三和從來不缺少人情味：失業的人窮困潦倒太餓了，在群里找其他人“捐”個飯，半小時內必有回應；有的三和人，在綠皮火車硬座上遇到了窮困的孤兒寡母，就掏出僅有錢捐助，因為沒有誰比他們更知曉“吃苦”的滋味；外界來采訪三和的記者，如果坦誠相告來意，三和人往往不避諱、不為難…… 記者告別三和的前一晚，方冬堅持要騎著小黃車把記者護送到住宿酒店樓下。分手時記者問起他未來打算，他仰著頭自在地說：“早點找到工作，賺到錢后回老家鎮上開一家足浴房，過腳踩地的生活。” （注：應受訪者要求，方冬、王麗、王諾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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