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文解字》第十五卷上 《后漢書 儒林傳》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舍《敘》而言也；許沖及《隋志》、《唐志》皆云“十五卷”，合《敘》而言也。《大史公自序》、《班氏序傳》皆別自為篇。 《敘》曰 二字舊在下文“此十四篇”之上，今審定移置于此。《左傳 宣十五年》正義引《說文 序》云“倉頡之初作書”可證。《史記》、《漢書》、《法言》、《大玄》——《序》皆殿于末，古箸書之體例如此。許《書》十四篇既成，乃述其箸書之意，而為五百四十部冣目，記其文字都數(shù)，作韻語以終之，略放大史公《自序》云。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yuǎn)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原寫法，“弓”下封口“”。以下“以”字同）垂憲象。及神農(nóng)氏，結(jié)繩為治，而統(tǒng)其事，謂自庖犧以前，及庖犧及神農(nóng)，皆結(jié)繩為治而統(tǒng)其事也。《系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虞曰：“興易者，謂庖犧也。”庖犧為中古，則庖犧以前為上古。黃帝、堯、舜為后世圣人。按，依虞說，則《傳》云“上古結(jié)繩而治”者，神農(nóng)以前皆是；云“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者，謂黃帝。《孝經(jīng)緯援神契》云“三皇無文”，是五帝以下始有文字。庶業(yè)其繁，其同荀卿書之綦 ，猶極也。飾偽萌生。“萌生”謂多也 。以上言庖犧作八卦 ，雖即文字之肇耑，但八卦尚非文字。自上古至庖犧、神農(nóng)，專恃結(jié)繩 。事繁偽茲，漸不可枝，為下黃帝造書契張本。黃帝之史官倉頡，“倉”，或作蒼。按，《廣韻》云“倉姓，倉頡之后則作蒼”，非也。《帝王世紀(jì)》云：“黃帝史官倉頡。”衛(wèi)恒《四體書勢》云：“昔在黃帝，創(chuàng)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jié)繩。葢二人皆黃帝史也。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誦者，文略也。”按，史者，記事者也。倉頡為記事之官，思造記事之法，而文生焉。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分理”猶文理。初造書契。高誘注《呂覽》曰：“蒼頡生而知書，寫仿鳥跡，以造文章。”“百工以乂，乂，治也。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文即謂書契也。此引《易 彖辭》而釋之。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居德”，依許字例當(dāng)作“凥悳”，而不必改正者。《十四篇》皆釋造字之恉，其說解必用本義之字，而不用叚借；有為后人所亂者，則必更正之 。《敘》則許所自制之文，不妨同彼時通用之字，亦使學(xué)者知古今字詁不同，故知“敘”字不必同十四篇字也 。“施祿及下”，謂能文者則祿加之；“居德則忌”，謂律己則貴德不貴文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依類象形”謂“指事”、“象形”二者也。“指事”，亦所以“象形”也。“文”者，逪畫也。□(上“交”下“辶”)逪其畫，而物像在是，如見迒而知其為兔 ，見□(上“朿”下“辶”)而知為鹿也 。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形聲相益”，謂“形聲”、“會意”二者也。有形則必有聲。聲與形相軵為形聲，形與形相軵為會意。“其后”，為倉頡以后也。倉頡有“指事”、“象形”二者而已 。其后文與文相合而為“形聲”，為“會意”，謂之“字”。如《易》本只八卦，卦與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也 。文者，物象之本；各本無此六字，依《左傳 宣十五年正義》補(bǔ)。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孳”者汲生也。人及鳥生子曰乳。“寖”猶“漸”也。“字”者乳也。《周禮外史》、《禮經(jīng)聘禮》、《論語 子路篇》皆言“名”。《左傳》“反正為乏”、“止戈為武（‘戈’上‘止’下）”、“皿蟲為蠱”皆言“文”，六經(jīng)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書文字”，此言“字”之始也。鄭注二《禮》、《論語》皆云：“古曰名，今曰字。”按：“名”者，自其有音言之；“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大行人屬瞽史論書名，外史達(dá)書名於四方，此“韻書”之始也。《中庸》曰“書同文”，此“字書”之始也。周之韻書不傳，而《毛詩》及他《經(jīng)》韻語固在；周之字書不傳，而許君《說文》可補(bǔ)其闕。〇按，析言之，獨體曰“文”，合體曰“字”，統(tǒng)言之則“文字”，可互稱。《左傳》“止戈”、“皿蟲”皆曰“文”，是合體為“文”也。許君某部言文若干，謂篆文。言凡若干字，謂說解語。是則古篆通謂之“文”，己語則謙言字也 。著于竹帛謂之書。“箸”，各本作“著”，今正從竹。此字古只作“者”。“者”者，別事□（上“司”下“言”，詞）也。別之則其事昭焯，故曰“者明”；而俗改為“著明”。別之則□（上“司”下“言”，詞）與事相黏連軵麗，故引申為直略切之附者、張略切之衣者，而俗亦皆作“附著”、“衣著”。或云，《說文》無“著”，改為“箸”，皆未得其原也。者於竹帛，附著而著明之於竹帛也。 古者，大事書之於冊，小事簡牘。《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冊，不及百名書於方。”古用竹木不用帛，用帛葢起於秦。秦時官獄職務(wù)緐，初有“隸書”，以趨約易。始皇至以衡石量書決事，此非以縑素代竹木不可。許於此兼言帛者，葢檃桰秦以后言之。書者，如也。謂如其事物之狀也。《聿部》曰“書者，者也”，謂昭明其事。此云“如也”，謂每一字皆如其物狀。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迄”當(dāng)為“訖”。訖，止也。 “迄”，俗。此等，葢皆后人所改。然，漢碑多用“迄”。或許不廢此字。黃帝為五帝之首。自黃帝而帝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帝舜，為“五帝”；夏禹，商湯，周文武，為“三王”。其間，文字之體，更改非一，不可枚舉。傳於世者，槩謂之《倉頡》“古文”，不皆倉頡所作也。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于”當(dāng)作“於”，“泰”當(dāng)作“大”。“封大山者七十二家”，見《管子》、《韓詩外傳》、《司馬相如封禪文》、《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無懷氏、虙羲氏、神農(nóng)、炎帝、黃帝、顓頊、帝俈、堯、舜、禹、湯、周成王也。”《援神契》曰“三皇無文”。而無懷、虙羲在五帝前，曷云：“有文字乎？”五帝以前，亦有記識而已，非必成字。黃帝以下，乃各著其字，故檃桰之曰“七十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入小學(xué)，《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xué)小藝焉，履小節(jié)焉；束髪而就大學(xué)，學(xué)大藝焉，履大節(jié)焉。”盧景宣注曰：“‘外舍’、‘小學(xué)’謂虎門師保之學(xué)也；‘大學(xué)’，王宮之東者；‘束髪’，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xué)，十五入大學(xué)是也。此大子之體。”《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xué)，見小節(jié)而踐小義；年二十而入大學(xué)，見大節(jié)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xué)之期也。”又曰：“十五始入小學(xué)，十八入大學(xué)，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xué)，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xué)。”《內(nèi)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xué)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敎子於家也。”玉裁按：《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xué)，學(xué)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xué)學(xué)書計。”許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xué)’皆是泛言敎法，非專指王大子。《內(nèi)則》六年敎之?dāng)?shù)與方名，已識字已知算矣。至十歲乃就外傅，講求六書之理、九數(shù)之法，故曰十年學(xué)書計，與他家云‘八歲入小學(xué)’異者，所傳不同也。”《周禮》無“八歲入小學(xué)”之文，因保氏并系之《周禮》。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周禮》保氏敎國子六藝，五曰“六書”。“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敎之，保氏養(yǎng)之，而世子亦齒焉。“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而字形盡於此矣。字各有音，而聲音盡於此矣。有“轉(zhuǎn)注”、“叚借”，而字義盡於此矣。異字同義曰“轉(zhuǎn)注”，異義同字曰“叚借”。有“轉(zhuǎn)注”而百字可一義也，有“叚借”而一字可數(shù)義也。字形、字音之書，若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殆其一耑乎！字義之書，若《爾雅》其冣著者也。趙宋以后言“六書”者，匈□(左“衤”右“金”)陿隘，不知“轉(zhuǎn)注”、“叚借”，所以包括詁訓(xùn)之全，謂六書為倉頡造字六法，說“轉(zhuǎn)注”多不可通。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也；‘轉(zhuǎn)注’、‘叚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復(fù)起，不易斯言矣。一曰指事。劉歆、班固首“象形”，次“象事”。“指事”，即“象事”；鄭眾作“處事”，非也。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見意”各本作“可見”，今依顏氏《藝文志注》正。“意”，舊音如“憶”。“識”、“意”在古音第一部。以下每書二句，皆韻語也。上下【原文“┷（兩橫，上短下長——上）”、“┯（兩橫，上長下短——下）”】是也。“┷”、“┯”，各本作“上”、“下”，非，今正。此謂“古文”也。有在“一”之上者，有在“一”之下者，視之而可識為上下，察之而見上下之意。 許於二部曰：“┷，高也；此指事。┯，底也；此指事。”《序》復(fù)舉以明之，“指事”之別於“象形”者。“形”謂一物，“事”晐眾物，專博斯分；故一舉“日”、“月”，一舉“┷”、“┯”。“┷”、“┯”所晐之物多，“日”、“月”只一物。學(xué)者知此，可以得“指事”、“象形”之分矣。“指事”亦得稱“象形”，故“乙”、“丁”、“戊”、“己”皆“指事”也，而“丁”、“戊”、“己”皆解曰“象形”；“子”、“丑”、“寅”、“卯”皆“指事”也，而皆解曰“象形”；“一”、“二”、“三”、“四”皆“指事”也，而“四”解曰“象形”。有事則有形，故“指事”皆得曰“象形”，而其實不能溷。“指事”不可以“會意”肴。合兩文為“會意”，獨體為“指事”。徐楚金及吾友江艮庭往往謬“會意”為“指事”，非也。二曰象形，“象”，當(dāng)作“像”。“像”者，似也。“象”者，南越大獸也。自《易大傳》已叚借矣。劉歆、班固、鄭眾亦皆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詰詘”見《言部》，猶今言屈曲也。“日”下曰：“實也，大陽之精，象形。”“月”下曰：“闕也，大陰之精，象形。”此復(fù)舉以明之。物莫大乎日、月也。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之“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體者，從某而又象其形，如“睂”，從“目”，而以“廣”象其形；“箕”從“竹”而以“甘”象其形；“衰”從“衣”，而以“冄”象其形；“疇”從“田”，而以“壽”象耕田溝詰屈之形是也。獨體之“象形”，則成字可讀；軵於從某者，不成字，不可讀。說解中往往經(jīng)淺人刪之，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會意”則兩體皆成字，故與此別。三曰形聲。劉歆、班固謂之“象聲”。“形聲”即“象聲”也。其字，半主義，半主聲。半主義者，取其義而形之；半主聲者，取其聲而形之。不言義者，不待言也。得其聲之近似，故曰“象聲”、曰“形聲”。鄭眾作“諧聲”。諧，詥也，非其義。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即古曰名、今曰字之名。“譬”者，諭也；諭者，告也。“以事為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為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別於“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其別於“會意”者，“會意”合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聲或在左，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或在中，或在外。亦有一字二聲者，有亦聲者，“會意”而兼“形聲”也；有省聲者，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其省某字為之聲也。四曰會意。劉歆、班固、鄭眾曰“會意”。“會”者，合也，合二體之意也。一體不足以見其義，故必合二體之意以成字。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誼”者，人所宜也。先鄭《周禮》注曰：“今人用‘義’，古書用‘誼’。‘誼’者本字，‘義’者叚借字。”指撝與指□（上“靡”下“手”）同，謂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誼，可以見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誼，可以見必是“武”字。是會意也。“會意”者，合誼之謂也。凡“會意”之字，曰“從人言”，曰“從止戈”，“人言”、“止戈”二字，皆聯(lián)屬成文，不得曰“從人，從言”、“從戈，從止”。而全書內(nèi)往往為淺人增一“從”字，大徐本尤甚，絕非許意。然亦有本用兩“從”字者，固當(dāng)分別觀之。有似“形聲”而實“會意”者，如“拘”、“鉤”、“笱”皆在句部，不在手、金、竹部；“莽”、“莫”、“葬”不入犬、日、死部；“□（上‘艸’中‘丩’下‘艸’）”、“糾”不入茻、糸部之類是也。五曰轉(zhuǎn)注。劉歆、班固、鄭眾亦皆曰“轉(zhuǎn)注”。“轉(zhuǎn)注”猶言互訓(xùn)也。注者，灌也。數(shù)字展轉(zhuǎn)，互相為訓(xùn)；如諸水相為灌注，交輸互受也。“轉(zhuǎn)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也。數(shù)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漢以后釋《經(jīng)》謂之“注”，出於此；謂引其義使有所歸，如水之有所注也。里俗作“注”字，自明至今刊本，盡改書文，其可嘆矣。轉(zhuǎn)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恉略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權(quán)輿”，其於義或近或遠(yuǎn)，皆可互相訓(xùn)釋，而同謂之“始”是也。獨言“考”、“老”者，其□（“顯”去“頁”）明親切者也。《老部》曰“老者，考也；考者，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是之謂“轉(zhuǎn)注”。葢“老”之形，從“人”、“毛”、“匕”，屬“會意”；“考”之形，從“老”、“丂”、“聲”，屬“形聲”，而其義訓(xùn)則為“轉(zhuǎn)注”。全書內(nèi)用此例，不可枚數(shù)；但類見於同部者易知，分見於異部者易忽。如《人部》“但”“裼”也，《衣部》“裼”“但”也之類，學(xué)者宜通合觀之。異字同義，不限於二字。如“裼”、“嬴”、“裎”，皆曰“但”也，則與“但”為四字。“窒”、“窴”皆曰“□（上‘宀’，中四‘工’兩兩重疊，下‘廾’）”也，則與“□（上‘宀’，中四‘工’兩兩重疊，下‘廾’）”為三字是也。《爾雅》首條，“初”為衣之始；“哉”為“才”之叚借字，“才”者艸木之初；“首”為人體之始；“基”為墻始；“肈”為“肁”之叚借，“肁”者始開；“祖”為始廟；“元”為始，“胎”為婦孕三月；“俶”為始也；“落”之為始義，以反而成；“權(quán)輿”之為始，葢古語。是十一者，通謂之“始”，非一其首而同其異字之義乎？許云：“考者，老也；老者，老也。”舉其切近著明者言之，其他若“初”、“才”、“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權(quán)輿”等字之皆為“始”，未嘗不義同《爾雅》也。有參差其辭者，如“初”下曰“始也”，“始”下曰“女之初也”，同而異，異而同也。有綱目其辭者，如“詞（寫法上‘司’下‘言’）”為意內(nèi)言外，而“矤”為兄詞，“者”為別事詞，“魯”為鈍詞，“曾”為詞之舒，“尒”為詞之必然，“矣”為語已詞，“乃”為詞之難是也。有云“之言”者，如孔子云“貉之言，貉貉惡也；狄之言，淫避也”是也。凡經(jīng)傳內(nèi)云“之言”亦云“之為言”者視此。有云“猶”者，如“不”下云：“一，猶天也。”“爾”下云：“麗爾，猶靡麗也。”“夲”下云：“大十，猶兼十人也。”“茍”下云：“勹口，猶慎言也。”“□（上‘宀’，中四‘工’兩兩重疊，下‘廾’）”下云：“□（四‘工’兩兩重疊），猶齊也”是也。凡《傳》注中云“猶”者視此。有以“叚借”為“轉(zhuǎn)注”者，如“會”下云：“曾，益也；曾即增。”“□（上‘日’下‘匕’）”下云：“匕，合也；匕即比。”“旞”下云：“允，進(jìn)也；允即□（左上‘山’下‘夲’右‘允’）”是也。凡《爾雅》及傳注以叚借為轉(zhuǎn)注者視此。《爾雅》訓(xùn)“哉”為“始”，謂“哉”即“才”之“叚借”也；《毛傳》訓(xùn)“瑕”為“遠(yuǎn)”，謂“瑕”即“遐”之“叚借”也。故“轉(zhuǎn)注”中可包“叚借”，必二之者，分別其用也。既“叚借”而后與叚義之字相“轉(zhuǎn)注”，未“叚借”則與本義之字相“轉(zhuǎn)注”也。“轉(zhuǎn)注”之說，晉衛(wèi)恒、唐賈公彥、宋毛晃皆未誤，宋后乃異說紛然，戴先生荅江慎修書正之，如日月出矣。而爝火有思復(fù)然者，由未知六書“轉(zhuǎn)注”“叚借”二者，所以包羅自《爾雅》而下一切訓(xùn)詁音義，而非謂字形也。玉裁按，衛(wèi)恒《四體書勢》曰：“‘轉(zhuǎn)注’者，以‘老’注‘考’也。”此申明許說也。而今《晉書》譌為“老，壽考也”，則不可通。毛晃曰：“六書‘轉(zhuǎn)注’，謂一字?jǐn)?shù)義，展轉(zhuǎn)注釋而后可通，后世不得其說。”六曰假借。劉歆、班固、鄭眾皆作“假借”。六書之次第，鄭眾：一象形，二會意，三轉(zhuǎn)注，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所言非其《敘》；劉歆、班固：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zhuǎn)注，六假借，與許大同小異。要以劉、班、許所說為得其傳，葢有“指事”、“象形”而后有“會意”、“形聲”；有是四者為體，而后有“轉(zhuǎn)注”、“假借”二者為用。戴先生曰“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是也。學(xué)者不知轉(zhuǎn)注，則亦不知“假借”為何用矣。“假”當(dāng)作“叚”。《又部》曰：“叚，借也。”然則《人部·當(dāng)》云：“借，叚也。”“叚借”者，古文初作而文不備，乃以同聲為同義。“轉(zhuǎn)注”專主義，猶“會意”也；“叚借”兼主聲，猶“形聲”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托者，寄也；謂依傍同聲而寄於此。則凡事物之無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如漢人謂縣令曰令長。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令之本義發(fā)號也，長之本義久遠(yuǎn)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fā)號久遠(yuǎn)之義，引申展轉(zhuǎn)而為之，是謂“叚借”。許獨舉“令”、“長”二字者，以今通古，謂如今漢之縣令，縣長字即是也。原夫“叚借”放於古文本無其字之時。許書有言“以為”者，有言“古文以為”者，皆可薈萃舉之。“以”者，用也，能左右之曰“以”。凡言“以為”者，用彼為此也。如“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而以為“行來之來”；“烏”，孝鳥也，而以為“烏呼”字；“朋”，古文鳳，神鳥也，而以為“朋攩”字；“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也，而人以為“偁”；“韋”，相背也，而以為“皮韋”；“西”，鳥在巢上也，而以為“東西之西”。言“以為”者凡六，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之明證。本無“來往”字，取“來麥”字為之，及其久也；乃謂“來”為“來往”正字，而不知其本訓(xùn)。此許說“叚借”之明文也。其云“古文以為”者，“灑”下云“古文以為‘灑埽’字”，“疋”下云“古文以為‘詩大雅’字”，“丂”下云“古文以為‘巧’字”，“臤”下云“古文以為‘賢’字”，“□（上‘止’下‘從’）”下云“古文以為魯衛(wèi)之‘魯’”，“哥”下云“古文以為‘歌’字”，“詖”下云“古文以為‘頗’字”，“□（上‘罒’，中‘己’缺上一橫，下插‘罒’）”下云“古文以為‘靦’字”，“爰”下云“古文以為‘車轅’字”，“□（左‘壽’右‘攴’）”下云“《周書》以為‘討’字”，此亦皆所謂依聲托事也。而與“來”、“烏”、“朋”、“子”、“韋”、“西”六字不同者，本有字而代之，與本無字有異。然或叚借在先，制字在后，則叚借之時本無其字，非有二例 。惟前六字，則叚借之后，終古未嘗制正字；后十字，則叚借之后，遂有正字為不同耳。許《書》又有引《經(jīng)》說叚借者，如“□（左‘丑’右‘女’）”，人姓也；而引《商書》無有作“□（左‘丑’右‘女’）”，謂《鴻（洪）范》叚“□（左‘丑’右‘女’）”為“好”也。“□（上‘苜’下‘火’）”，火不明也；而引《周書》“布重□（上‘苜’下‘火’）席”，釋云“蒻席也”，謂《顧命》叚“□（上‘苜’下‘火’）”為“蔤”也。“堲”，古文“垐”，以土增大道上也；而引《唐書》“朕堲讒說殄行”，釋云“堲，疾惡也”，謂《堯典》叚“堲”為“疾”也。“圛”，回行也；而引《商書》曰“圛”，釋云“圛者，升云半有半無”，謂《鴻范》叚“圛”為“駱驛”也。“柘”，槀也；而引《夏書》“雅箘輅枯”，釋云“木名”，謂叚枯槀之“枯”為木名也。此皆許偁《經(jīng)》說“叚借”，而亦由“古文”字少之故。與云“古文以為”者，正是一例。大氐“叚借”之始，始於本無其字，及其后也；既有其字矣，而多為叚借，又其后也；且至后代譌字，亦得自冒於叚借。博綜古今，有此三變。以許《書》言之，本無“難”、“易”二字，而以難鳥、蜥易之字為之。此所謂無字依聲者也。至於經(jīng)傳、子史，不用本字，而好用叚借字，此或古古積傳，或轉(zhuǎn)寫變易，有不可知。而如許《書》每字依形說其本義。其說解中，必自用其本形本義之字，乃不至矛盾自陷。而今日有絕不可解者，如“□（上‘頁’下‘心’）”為愁，“憂”為行和，既畫然矣；而“愁”下不云“□（上‘頁’下‘心’）”也，云“憂”也。“□（上‘宀’中四‘工’叕下‘廾’）”為窒，塞為隔，既畫然矣 ；而“窒”下不云“□（上‘宀’中四‘工’叕下‘廾’）”也，云“塞”也。“但”為裼，“袒”為衣縫解，既畫然矣；而“裼”下不云“但”也，云“袒”也。如此之類，在他書可以托言叚借，在許《書》則必為轉(zhuǎn)寫譌字，葢許說義出於形，有形以范之；而字義有一定，有本字之說解以定之。而他字說解中，不容與本字相背，故全《書》訛字，必一一諟正，而后許免於誣，許之為是《書》也。以漢人通借緐多，不可究詰，學(xué)者不識何字為本字，何義為本義。雖有《倉頡》、《爰?xì)v》、《博學(xué)》、《凡將》、《訓(xùn)纂》、《急就》、《元尚》諸篇，楊雄、杜林諸家之說，而其篆文，既亂襍無章，其說亦零星間見，不能使學(xué)者推見本始，觀其會通，故為之依形以說音義，而制字之本義昭然可知。本義既明，則用此字之聲而不用此字之義者，乃可定為叚借；本義明，而“叚借”亦無不明矣。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大史，官名；籀，人名也。省言之曰“史籀”。《漢·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大史作《大篆》十五篇。”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敎學(xué)童書也。”然則其姓不詳。《記》、《傳》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應(yīng)劭、張懷瓘、顏師古，及封演《聞見記》，郭忠恕《汗簡》引《說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據(jù)。《大篆》十五篇，亦曰《史籀篇》，亦曰《史篇》。《王莽傳》：“征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此“古文”二字當(dāng)易為“大篆”，《大篆》與倉頡《古文》或異，見於許《書·十四篇》中者備矣。凡云“籀文”，作某者是也，或之云者，不必盡異也，葢多不改“古文”者矣。“籀文”字?jǐn)?shù)不可知，《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此“籀”字訓(xùn)讀“書”，與“宣王大史籀”非可牽合。或因之謂“‘籀文’有九千字”，誤矣。“大篆”之名，上別乎“古文”，下別乎“小篆”而為言。曰“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籀文”者，以人名之。而張懷瓘《書斷》，乃分“大篆”及“籀文”為二體，尤為非是。又謂“籀文”亦名“史書”，尤非。凡《漢書》《元帝紀(jì)》、《王尊傳》、《嚴(yán)延年傳》、《西域傳》之馮嫽，《后漢書》《皇后紀(jì)》之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或云“善史書”，或云“能史書”，皆謂便習(xí)“隸書”，適於時用，猶今人之工“楷書”耳。而自應(yīng)仲遠(yuǎn)注《漢》，已云“《史書》，周宣王大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殊為繆解。許偁《史篇》者三，“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匋”下云“《史篇》讀與‘缶’同”，“姚”下云“《史篇》以為姚易”，知《史篇》不徒載篆形，亦有說解。班《志》云“建武時亡六篇”；唐玄度云“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許葢取王育說與。至孔子書《六經(jīng)》，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六《經(jīng)》”，《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始見《小戴·經(jīng)解》、《莊子·天運》。孔子書六《經(jīng)》以古文者，以壁中《經(jīng)》知之；左氏述《春秋傳》以古文者，於張蒼所獻(xiàn)知之，皆見下文。“古文”、“大篆”二者錯見。此云皆以“古文”兼“大篆”言之。六《經(jīng)》、《左傳》不必有“古文”而無“籀文”也 。下文云“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兼“古文”言之，不必所省改皆“大篆”而無“古文”也。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不言“古文”，知“古文”已包於“大篆”中也。王莽改定“古文”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不言“大篆”，知“古文”、“奇字”二者內(nèi)已包“大篆”也。《呂氏春秋》云“倉頡造‘大篆’”，是“古文”亦可偁“大篆”之證。厥意可得而說。謂雖當(dāng)詭更正文，玩其所習(xí)，蔽所希聞之世；而真“古文”之意，未嘗不可說也。其后諸侯力政，不統(tǒng)于王，“其后”謂孔子歾而□（“微”去左“彳”）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也。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見《孟子》。分為七國，韓、趙、魏、燕、齊、楚、秦。田疇異畝，如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秦孝公二百四十步為畮。車途異軌，車之徹廣曰“軌”，因以軌名涂之廣。七國時，車不依徹廣八尺之定制，或廣或陜焉；涂不依諸侯經(jīng)涂七軌，環(huán)涂五軌，野涂三軌之制，各以意為之，故曰“車涂異軌”也。律令異灋，如商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衣冠異制，如趙武靈王效胡服為惠文冠，前插貂尾又服鞾；齊王之側(cè)注冠；楚王之解豸冠是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謂大行人屬瞽史喻書名，聽聲音之制廢，而各用其方俗語言，各用其私意省改之文字也。言語異聲，則音韻岐；文字異形，則體制惑。車同軌，書同文之盛於是乎變矣。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作者。以“秦文”同天下之文。“秦文”即下文“小篆”也。《本紀(jì)》曰，二十六年，“書同文字”。斯作《倉頡篇》，《藝文志》曰“《倉頡》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中車府令趙高作《爰?xì)v篇》，《志》曰“爰?xì)v六章，車府令趙高作”，“車”上當(dāng)有“中”字。伏儼曰：“中車府令，主乘輿路車者也。”太令胡毋敬作《博學(xué)篇》，《志》曰“《博學(xué)》七章，大史令胡毋敬作”，司馬彪曰“大史令，掌天時星厤”。“胡毋”，姓也。《公羊》、《音義》、《史記》、《索隱》“毋”皆音“無”。或作父“母”字，非也。 李之七章，趙之六章，胡毋之七章，各為一篇。《漢志》冣目，合為《倉頡》一篇者，因漢時閭里書師合為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故也。六十字為一章者，凡五十五。然則，自秦至司馬相如以前，“小篆”只有三千三百字耳。淺人云：“《倉頡》‘大篆’有九千字。”“大篆”之多三倍於“小篆”，其說之妄，不辯而可知矣。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省”同“□(左‘女’右‘省’)”。《女部》曰“□(左‘女’右‘省’)，少減也。”亦作“渻”，《水部》曰：“渻，減也。”“省”者，減其緐重；“改”者，改其怪奇。如“民”、“弟”、“革”、“酉”，皆象“古文”之形，所謂“改”也。《書》中載秦刻石“□（上‘廿’下‘乚’）、□（左‘氵’右‘攴’）”二字，此又“刻石”與“小篆”異者，如“古文”之有“奇”字也。云“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者，言史籀“大篆”則“古文”在其中。“大篆”既或改“古文”，“小篆”復(fù)或改“古文”、“大篆”。“或”之云者，不盡省改也。不改者多。則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所謂小篆者也。“篆”者引書之謂。大史籀作者“大篆”，則謂李斯等作者“小篆”以別之。“小篆”，《藝文志》作“秦篆”。凡許《書》中云“篆書”者“小篆”也，云“籀文”者“大篆”也。是時秦?zé)郎缃?jīng)書，滌除舊典，大發(fā)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wù)日繁，皆詳《始皇本紀(jì)》。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趣”，疾走也。而古文由此絕矣。《藝文志》曰：“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茍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晉衛(wèi)恒曰：“秦既用‘篆’，奏事緐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唐張懷瓘曰：“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為官司刑獄用之；馀尚用‘小篆’焉。”按，“小篆”既省改“古文”、“大篆”，“隸書”又為“小篆”之省。秦時二書兼行，而“古文”、“大篆”遂不行，故曰“古文”由此絕。秦時刻石皆用“小篆”，漢初人不識“科斗”其證也。自爾秦書有八體：“爾”，猶“此”也。《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下即次之以“《八體六技》”，而不言其篇數(shù)。韋昭注“八體”，用許說。一曰大篆，不言“古文”者，“古文”在“大篆”中也。上云“‘古文’由此絕”何也？“古文”、“大篆”雖不行，而其體固在；“刻符”、“蟲書”等，未嘗不用之也。二曰小篆，其時所冣重也。三曰刻符，《魏書江式表》：“符下有書字。”“符”者，周制六節(jié)之一 ，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四曰蟲書，《新莽六體》有“鳥蟲書，所以書旛信也”。此“蟲書”，即“書旛信”者。五曰摹印，即新莽之“繆篆”也。六曰署書，《木部》曰：“檢者，書署也。”凡一切封檢、題字皆曰“署”，題榜亦曰“署”。《冊部》曰：“扁者，署也，從戶冊。”七曰殳書，蕭子良曰：“殳者，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殳。按，言“殳”以包凡兵器題識，不必專謂“殳”。漢之“剛卯”，亦“殳書”之類。八曰隸書。所以便於官獄職務(wù)也。自“刻符”而下，其《漢志》所謂“六技”與。“刻符”、“旛信”、“摹印”、“署書”、“殳書”皆不離“大篆”“小篆”而詭變，各自為體，故與《左書》偁“六技”。 漢興有艸（草）書。衛(wèi)恒曰：“漢興而有艸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之。”宋王愔曰：“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章艸’之始也。”按，“艸書”之偁，起於艸稾。趙壹云：“起秦之末，殆不始史游。其各字不連綿者曰‘章艸’，晉以下相連綿者曰‘今艸’，猶“隸”之有‘漢隸’、‘今隸’也。”漢人所書曰“漢隸”，晉、唐以下“楷書”曰“今隸”。“艸書”又為“隸書”之省，文字之變巳極。故許蒙“八體”而附著之於此，言其不可為典要也。漢趙壹有《非艸書》一篇。《尉律》：學(xué)童十七以上，“僮”，今之“童”字。始試，（句絕）謂始應(yīng)考試也。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吏）；“史”，各本作“吏”，今依《江式傳》正。《周禮》注曰：“倍文曰‘諷’。”《竹部》曰：“籀，讀書也。”《毛詩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抽”即“籀”，“籀”“讀”二文為轉(zhuǎn)注。《尚書》“克由繹之”，“由繹”即籀繹也。《史記》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紬”亦即“籀”字也。今本《說文 言部》“讀”下云：“誦，書也。”不合故訓(xùn)。“誦”乃“籀”之誤耳。凡古卜筮，抽繹卦爻本義而為辭者，因以“籀”名之，今《左傳》作“繇”，俗作“繇”，許偁則作“卜籀”。“籀”之說明，而許所謂“諷籀書”者可明矣。“諷籀書九千字”者，“諷”謂能背誦《尉律》之文，“籀書”謂能取《尉律》之義推演發(fā)揮而繕寫至九千字之多。“諷”若今小試之默經(jīng)，“籀書”若今試士之時藝。上云“始試”，則此乃試之之事也。《藝文志》“試學(xué)童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無“籀”字。“得為史”，得為郡縣史也。《周禮》“史十有二人”，注曰“史，掌書者”；又“史掌官書以贊治”，注曰“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后漢書 百官志》“郡大守”、“郡丞”、“縣令若長”、“縣丞”、“縣尉”，各置諸曹掾史。又以八體試之。“八體”《漢志》作“六體”。考“六體”乃亡新時所立。漢初蕭何艸律，當(dāng)沿秦“八體”耳。班《志》固以試學(xué)童為蕭何律文也。自“學(xué)僮十七”至“輒舉劾之”，許與班略異，而可互相補(bǔ)正。班云“大史試學(xué)童”；許則云郡縣“以諷籀書試之”，又“以八體試之”，而后“郡移大史”試之，此許詳於班也。班云“諷書”，許則云“諷籀書”，此亦許詳於班也。班云“六體”，許則云“八體”，此許覈於班也 。班云“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許云“尚書史”，此班詳於許也。班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許不言吏民上書，此亦班詳於許也。班書之成雖在許前，而許不必見班書，固別有所本矣。郡移太史并課，（句絕）最者以為尚書史。“大史”者，大史令也。“并課”者，合而試之也。上文試以“諷籀書九千字”，謂試其記誦文理；試以“八體”，謂試其字跡。縣移之郡，郡移之大史，大史合試此二者。“冣”讀“殿冣”之“冣”。其冣者，用為尚書令史也。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主書。《藝文志》曰：“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云“史書令史”者，謂能“史書”之令史也。漢人謂“隸書”為“史書”。故孝元帝孝成許皇后、王尊、嚴(yán)延年、楚王侍者馮嫽，后漢孝安帝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北海敬王睦、樂成靖王黨、安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善“史書”，大致皆謂適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又蘇林引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nèi)郡善‘史書’者，給佐諸府也。”是可以知“史書”之必為“隸書”。向來注家釋“史書”為“大篆”，其繆可知矣。石建自詭馬不足一，馬援糾繆皋為四羊，其可證也。葢漢承秦后，切於時用，莫若“小篆”、“隸書”也。《志》兼言御史令史。“御史令史”，即《百官志》之“蘭臺令史”，許不及之者。以下文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乃尚書所職，非御史所職也。〇《光武紀(jì)》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試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 ，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大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仿此。按，此知漢人除策諸侯王，用木簡“篆書”外，他皆用縑素“隸書”而已，絕無用“大篆”之事也。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劾”者，用法以糾有罪也。《百官志》曰：“民曹尚書，主凡吏民（今本奪民字）上書事。”然則，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正。民曹尚書事，而令史實佐之者也。此以上，言漢初《尉律》之法如此。今雖有《尉律》，不課，“今”者，許謂“當(dāng)其時”也；謂不試以“諷籀尉律九千字”也。小學(xué)不修，謂不以“八體”試之也。《漢志》：自《史籀》十五篇，下至杜林《倉頡故》一篇，總之為《小學(xué)》十家四十五篇。謂之“《小學(xué)》”者，八歲入小學(xué)所敎也。莫達(dá)其說久矣。莫解“六書”之說也。玉裁按，漢之取人，蕭何初制用律及“八體”書，迄乎孝武，依丞相御史言，用通一藝以上補(bǔ)卒史，乃后吏多文學(xué)之士——合《說文》、《藝文志》及《儒林傳》參觀可見。葢始用律，后用經(jīng)，而文學(xué)由之盛，始試“八體”；后不試，第聽閭里書師習(xí)之，而《小學(xué)》衰矣。故言今以惜之。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句絕）此“通《倉頡》讀者”齊人，而失其姓名。《藝文志》云“征齊人能通《倉頡》讀者”是也。“張敞從受之”，謂令張敞從此人學(xué)，如晁錯之從伏生受《尚書》，張叔等十馀人詣京師受業(yè)博士或?qū)W律令也。張敞從受之；《藝文志》曰：“《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xùn)故。”按云，《倉頡》多古字者，謂《倉頡篇》中大半“古文”、“大篆”；且周秦時所用音義，在漢時則為古字，如張揖《古今字詁》所記者是也。“俗師失其讀者”，失其音義也；“正讀者”，正其音義。張敞，字子高，河?xùn)|平陽人；子吉；吉子竦，字伯松，博學(xué)文雅過於敞。《郊祀志》曰：“美陽得鼎獻(xiàn)之有司，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者也，不宜薦見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涼州刺史杜業(yè)、“業(yè)”，《漢書》作“鄴”，似當(dāng)從許作“業(yè)”。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緐陽人也。其母張敞女，從敞子吉學(xué)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從鄴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xué)》。鄴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沛人爰禮、“沛”，依《六篇邑部》當(dāng)作“□（左‘巿’右‘阝’）”，此亦從俗也。《虧部》“平”下曰：“爰禮說，其一端也。”講學(xué)大夫秦近，“講學(xué)大夫”，新莽所設(shè)官名。《儒林傳》：蕭秉、陳俠、歐陽政，為王莽講學(xué)大夫。“秦近”，或曰：即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馀萬言；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者也。亦能言之。謂已上共五人，皆能說《倉頡》讀也。杜業(yè)在哀帝時，爰禮、秦近皆在平帝及亡新時。孝平時，征禮等百馀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xué)元士，孝平紀(jì)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jīng)》、《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xué)》、《史篇》、《方術(shù)》、《本艸》，及以《五經(jīng)》、《論語》、《孝經(jīng)》、《爾雅》敎?zhǔn)谡撸谒鶠轳{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shù)千人。《王莽傳》曰：“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藝，敎?zhǔn)谑蝗艘陨希坝小兑荻Y》、《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令記說廷中。”紀(jì)傳所說，正是一事。爰禮等百馀人，說文字未央廷中，正其時也。禮等通小學(xué)、史篇、文字者也。“《史篇》”，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也。”玉裁按，《楊雄傳》曰：“《史篇》莫善于《倉頡》。”是則凡小學(xué)之書皆得偁《史篇》。《藝文志》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xué)》者以百數(shù)，各令記字于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xùn)纂》篇。”黃門侍郎揚雄“楊”從“木”，或從“手”者誤。《本傳》：“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采以作《訓(xùn)纂篇》。《志》曰：“《訓(xùn)纂》一篇，楊雄作。”《楊雄傳》曰：“《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xùn)纂》。”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凡”者，冣桰也；“冣桰”者，都數(shù)也。“《倉頡》已下十四篇”，謂自《倉頡》至於《訓(xùn)纂》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數(shù)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數(shù)也。《藝文志》曰：“漢時閭里書師，合《倉頡》、《爰?xì)v》、《博學(xué)》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此謂漢初《倉頡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fù)字；元帝時，黃門今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此謂三家所作，惟《凡將》之字有出《倉頡篇》外者也。《志》又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xué)》者以百數(shù)，各令記字于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xùn)纂》篇，順續(xù)《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fù)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謂雄所作《訓(xùn)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班但言章數(shù)，許但言字?jǐn)?shù)，而數(shù)適相合。不數(shù)《急就》、《元尚》者，皆《倉頡》中字；既取《倉頡》，可不之?dāng)?shù)也。不數(shù)《凡將》者，《凡將》字雖或出《倉頡》外，而必晐於《訓(xùn)纂》中，故亦不之?dāng)?shù)也。《訓(xùn)纂》續(xù)《倉頡》而無復(fù)《倉頡》之字，且易《倉頡》中自復(fù)者，故五千三百四十字，一無重復(fù)也。然則何以云十四篇也？合李斯、趙高、胡毋敬、司馬相如、史游、李長、楊雄所作而言之，計字則無復(fù)，計篇則必備也。本只有《倉頡》、《爰?xì)s》、《博學(xué)》、《凡將》、《急就》、《元尚》、《訓(xùn)纂》七目，又析之為十四，其詳不可聞矣。漢初，葢《倉頡》《爰?xì)s》《博學(xué)》為“三倉”。班於《倉頡》一篇自注云“上七章”，則《爰?xì)s》為中，《博學(xué)》為下可知也。自楊雄和《訓(xùn)纂》以后，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梁庾元威云，《倉頡》五十五章，為上卷；楊雄作《訓(xùn)纂》，記《滂喜》為中卷；賈升郎更續(xù)，記《彥（音“盤”）均》為下卷，人偁為“三倉”。元魏江式亦云，是為“三倉”。葢自張揖作《三倉訓(xùn)詁》，陸璣《詩疏》引“三倉”說，郭樸作《三倉解詁》，魏晉時早有“三倉”之偁。韋昭注《漢》云，班固“十三章”，疑在《倉頡》下篇三十四章之內(nèi)；然則賈魴所作有三十四章，而班之“十三章”在其中。許所云“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數(shù)班、賈所作也。楊雄《訓(xùn)纂》終於“滂熹”二字。“滂熹”者，言滂沱大盛；賈魴用此二字為篇目，而終於“彥均”二字。故庾氏云“楊記‘滂喜’賈記‘彥均’”，《隨志》則云“楊作《訓(xùn)纂》賈作《滂喜》”，其實一也。“喜”與“熹”古通用，“熹”者大盛之意。“彥”，音“盤”，大也。《大學(xué)》“人之彥圣”，“彥”一作“盤”是也。懷瓘《書斷》云，《倉頡》、《訓(xùn)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許全書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葢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外，他采者三千十三字。班、賈之篇，未嘗不在網(wǎng)羅之內(nèi)；且班、賈而外，亦且偕歸漁獵之中。班前於許，賈則同時，許即不見班、賈之書，而未央廷中百馀人所說，楊雄所未采，《凡將》所出《倉頡》外，《藝文志》所云別字十三篇者具焉，是皆許之所本也。自《倉頡》至《彥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許引“幼子承詔”，郭注《爾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將》七言，如《蜀都賦》注引“黃潤纖美宜制禪”，《藝文類聚》引“鐘磬竽笙筑坎侯”是也。《急就》今尚存，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元尚》今無考。若《隨志》所載班固《大甲篇》、《在昔篇》，葢卽在十三章內(nèi)；崔瑗《飛龍篇》，蔡邕《圣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皆由其字已具“三倉”中，故不得列於“三倉”也。若《藝文志》又偁《倉頡傳》一篇，楊雄《倉頡訓(xùn)纂》一篇，杜林《倉頡訓(xùn)纂》一篇，杜林《倉頡故》一篇，此四篇者，又皆漢人釋《倉頡》五十五章之作。五十五章四言為句，如今童子所讀《千字文》。此四篇者，如顏師古、王伯厚之釋《急就篇》也。自《倉頡》至《彥均》，漢魏時葢皆以“隸書”書之，或以“小篆”書之，皆閭里書師所敎習(xí)，謂之《史書》。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校”，今之“挍”字也。古無“挍”字，借“校”字為之。自以為應(yīng)制，《王莽傳》曰，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制度甚盛，立《樂經(jīng)》，自言盡力制禮作樂事。作頗改定古文。“頗”者，閑見之詞；於古文，閑有改定。如“曡”字下，亡新以為“曡”從三“日”，大盛，改為三“田”，是其一也。時有六書：與《周禮》保氏“六書”，同名異實。莽之“六書”，即秦“八體”而損其二也。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下文詳之。秦有“小篆”、“隸書”，而古文由此絕。故惟孔子壁中書為“古文”，故“六書”首此。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分“古文”為二。“兒”下云：“‘古文’、‘奇字’人也”。“無”下云：“‘奇字’□（上‘大’中左‘卄’中右‘廿’下左‘大’下中‘口’下右‘木’）也。”許書二見。蓋其所記“古文”中時有之，不獨此二字矣。《楊雄傳》云：“劉歆之子棻嘗從雄學(xué)奇字。”按，不言“大篆”者，“大篆”即包于“古文”、“奇字”二者中矣。張懷瓘謂“‘奇字’即籀文，其跡有石鼓文存”，非是。三曰篆書，即小篆，上文所謂“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按，此十三字，當(dāng)在下文“左書，即秦隸書”之下。上文明言李斯、趙高、胡母敬，皆取《史籀》文省改。所謂“小篆”，則作“小篆”之人。既顯白矣，何容贅此，自相矛盾耶？況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而蔡剡、衛(wèi)恒、羊欣、江式、庾肩吾、王僧虔、酈道元、顏師古亦皆國辭，惟博聞不一。或晉時許書已訛，是以衛(wèi)巨山疑而未定耳。下杜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系云陽，增減“大篆體”，去其繁復(fù)，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下杜”，江式、張懷瓘皆作“下邽”，庾肩吾《書品》作“下邳”。“邈”，《說文》無此字，葢古祇作“藐”。四曰左（佐）書，即秦隸書；“左”，今之“佐”字。小徐本作“左”，而后大叔“佐”夏不畫一。葢許《敘》從俗作“佐”，后人或以古字改之，而又不盡改也。“左書”，謂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上文云：“初有隸書，以趣約易。”不言誰作，故此補(bǔ)之曰“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摹，規(guī)也。規(guī)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繆”，讀“綢繆”之“繆”。上文秦文“八體”，“五曰‘摹印’”。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幡”，當(dāng)作“旛”。漢人俗字，以“幡”為之。“書幡”謂書旗幟，“書信”謂書符卩。上文“四曰蟲書”；此曰“鳥蟲書”，謂其或像鳥或像蟲。鳥，亦稱羽蟲。按，秦文“八體”，尚有“刻符”、“署書”、“殳書”，此不及之者。“三書”之體，不離乎“摹印”、“書幡”之體，故舉二以包三。“古文”則析為二，以包“大篆”。莽意在復(fù)古應(yīng)制作，故不欲襲秦制也。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屋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jīng)》。劉歆《移書讓大常博士》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藝文志》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凡數(shù)十篇，皆古字也。”《景十三王傳》曰：“于其壁中，得‘古文’經(jīng)傳。”按，《古文傳》謂：“《記》及《論語》也。”許所謂：“得禮者，禮古經(jīng)也。”《志》言：“禮古經(jīng)五十六卷，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后氏戴氏經(jīng)十七篇相似，多三十九篇。”十七篇，即唐以后所謂《儀禮》；多出之三十九篇，漢儒莫為之注，遂亡。○《記》者，謂禮之記也。《河閑獻(xiàn)王傳》：“《禮》與《禮記》為二。”此亦當(dāng)云《禮》、《禮記》，轉(zhuǎn)寫奪一“禮”字耳。《志》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學(xué)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學(xué)者也。”《隨志》：“劉向考校經(jīng)籍，得《記》百三十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經(jīng)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十四篇”是也。謂之“‘古文’《記》”，則以上皆為“古文”可知。○“《尚書》”者，《志》言：“《尚書》‘古文’經(jīng)，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以考伏生經(jīng)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亦云“得‘古文’逸書十六篇”。要之，伏生所有以及所無，皆為“古文”矣。○《春秋》，葢為《春秋經(jīng)》也。《志》言“《春秋》古經(jīng)十二篇”是也。《春秋經(jīng)傳》，班《志》不言出誰氏。據(jù)許下云“北平侯張蒼獻(xiàn)《春秋左氏傳》”，意《經(jīng)》、《傳》皆其所獻(xiàn)。古《經(jīng)》與《傳》別，然則班云，《春秋》古經(jīng)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謂蒼所獻(xiàn)也。而許以《經(jīng)》系之孔壁，以《傳》系之北平侯，恐非事實。或曰“春秋”二字衍文。○《論語》，《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篇”是也。齊《論語》則二十二篇，魯《論語》則二十篇。○《孝經(jīng)》者，《志》云“《孝經(jīng)》，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是也。《孝經(jīng)》一篇十八章，漢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各自名家，經(jīng)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以上皆“古文”，以其出于壁中，故謂“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大康元年，汲郡民盜發(fā)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三“鹿”品字形，粗）尾細(xì)，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據(jù)此，則“科斗文”乃晉人里語。而孔安國敘《尚書》，乃有“科斗文字”之稱，其為作偽，固顯然可見矣。又北平侯張蒼獻(xiàn)《春秋左氏傳》，孝惠三年，乃除挾書之律。張蒼當(dāng)于三年后獻(xiàn)之。然則，漢之獻(xiàn)書，張蒼冣先。漢之得書，首《春秋左傳》。而平帝時乃立博士，何也？秦禁挾書，而蒼身為秦柱下御史，遂臧《左氏》，至漢馳禁而獻(xiàn)之，亦可以知秦法之不行矣。此亦壁中諸經(jīng)之類也，故類記之。《論衡》說：“《左傳》卅篇出恭王壁中，恐非事實。”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何休云：“‘亦’者，兩相須之意。”“銘”字，不見于《金》部，由“古文”《士喪禮》作“名”，許從“古文”《禮》也；而此作“銘”者，不廢今字也。“似”，像也。郡國所得秦以上鼎彝，其銘即三代“古文”。如《郊祀志》：上有故銅器，問李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又美陽得鼎，獻(xiàn)之有司，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凡若此者，亦皆壁中經(jīng)之類也。“皆自相似”者，謂其字皆“古文”，彼此多相類。雖叵復(fù)見遠(yuǎn)流，“流”，小徐本作“沫”，葢誤。其詳可得略說也。玄應(yīng)引《三倉》曰：“叵，不可也。”許《可部》無此字。以“可”急言之，即為“不可”。如試可乃已，即試不可乃已也。而此有“叵”字者，不廢今字也。雖不可再見古昔原流之詳，而其詳亦可得略說之。就恭王所得、北平所獻(xiàn)，以及郡國所得鼎彝“古文”，略具于是。故王莽時，“六書”不得“古文”，便以“壁中書”為“古文”。反古復(fù)始之道，莫之能易也。而世人大共非訾，《禮記》鄭注曰：“口毀曰‘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詭”當(dāng)作“恑”，變也。鄉(xiāng)壁虛造不可知之書，“鄉(xiāng)”俗用“向”為之。變亂常行，以耀于世。此謂世人不信“壁中書”為古文，非毀之——謂“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憑空造此不可知之書，指為“古文”，變亂常行，以耀于世也。正文常行，世人謂秦隸書也。諸生競說字解經(jīng)誼，“誼”，各本訛作“諠”，今正。“誼”，“義”古今字。《藝文志》曰：“后世經(jīng)傳，既已乖離。博學(xué)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wù)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jìn)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謂諸生之爭逐說字解經(jīng)義也，稱秦“隸書”即倉頡時書云。此積古以來，父傳之子者，安能有所改易，而乃謂其非“古文”？乃輙別造不可知之書為“古文”也。說字以解經(jīng)，本無不合，患在妄說隸書之字，如下文所舉。乃猥曰：馬頭人為長，謂“馬”上加“人”，便是“長”字會意。曾不知“古文”、“小篆”“長”字，其形見于《九篇》，明辨晢也。今馬頭人之字罕見，葢漢字之尤俗者。人持十為斗，今所見漢“隸書”字，“斗”作“升”，與“升”字“什”字相混，正所謂“‘人’持‘十’”也。“斗”見《十四篇》，“小篆”即“古文”也，本是像形字。蟲者屈中也。“蟲”，從三“蟲”；而往往叚“蟲”為“蟲”。許多云：“‘蟲’省聲是也。”但“蟲”、“蟲”見《十三篇》，本像形字，所謂“隨體詰詘”。隸字只令筆畫有橫直可書，本非從“中”而屈其下也。如許《書》于“民”、“酉”字曰：“從古文之體。”“小篆”有變“古文”令可書者，“隸書”亦有變“小篆”令可書者，其道一也。廷尉說律，至以字?jǐn)喾ǎ?/span>猶之“說字解經(jīng)義”也。“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通典陳群、劉邵等魏律令序》曰：“《盜律》有受所監(jiān)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按，“訶”、“責(zé)”字見《三篇言部》，俗作“呵”，古多以“苛”字、“荷”字代之。漢《令乙》有所苛人受錢，謂有治人之責(zé)者而受人錢，故與監(jiān)臨受財，假借不廉，使者得賂為一類。“苛”從“艸”，“可”聲，假為“訶”字，并非從“止句”也。而隸書之尤俗者，乃訛為“□（上‘止’下‘句’）”。說律者曰：“此字從止句。句讀同鉤，謂止之而鉤取其錢。”其說無稽，于字意、律意皆大失。今《廣韻七歌》曰：“□（上‘止’下‘可’），止也，虎何切。”《玉篇 止部》云：“□（上‘止’下‘可’），古文訶。”亦皆訛字耳，而不若“□（上‘止’下‘句’）”之甚。若此者甚眾，不可勝數(shù)也。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文字以《倉頡》、《史籀》為正，故必兼舉之。不曰“《倉頡》‘古文’”，而曰“孔氏‘古文’”者，漢時惟孔子“壁中書”，為《倉頡》“古文”也。鼎彝之銘，則合于孔氏“古文”者也。俗儒啚（鄙）夫“啚”俗本作“鄙”，非。“啚”者，“嗇”也。田夫謂之“嗇夫”。玩其所習(xí)，蔽所希聞，不見通學(xué)，未嘗覩字例之之條。“字例之條”，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zhuǎn)注、叚借六書也。《藝文志》曰：“安其所習(xí)，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xué)者之大患也。”怪舊埶（藝）而善野言，“埶”，今“藝”字也。《五音韻》“‘諩’作‘埶’”，亦通。以其所知為祕妙，“妙”，古作“眇”。“妙”取精細(xì)之意，故以目小之義，引申叚借之。后人別制妙文，蔡邕題曹娥碑，有幼婦之言。知其字，漢末有之。許書不錄者，晚出之俗字也；而不廢此字者，可從者則不廢。從“女”，“少”聲，于古造字之義有合。“好”從“女子”，“妥”從“女爪”，“安”從“宀女”，“妟”從“女日”。《周禮》“媺”從“女□（‘媺’去左邊‘女’）。”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故古造字多有取于此。凡俗字不若“‘馬’頭‘人’”、“‘人’持‘十’”之已甚者，許所不廢也。究洞圣人之微恉。“究”，窮也。“洞”，同“迵”；迵者，達(dá)也。“恉”者，意也。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 “幼子承詔”，葢《倉頡篇》中之一句也。《倉頡篇》例，四字為句。今許書《言部》無“詔”字，葢許以“誥”字包之。古曰“誥”，秦漢曰“詔”，義同音近。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shù)焉。“曰”，大徐作“號”。“幼子承詔”，葢指胡亥即位事。“俗儒啚夫”，既謂“隸書”即倉頡時書；因謂李斯等所作《倉頡篇》，為黃帝之所作，以黃帝、倉頡君臣同時也。其云“幼子承詔”者，謂黃帝乘龍上天，而少子嗣位為帝也。無稽之談，漢人乃至于此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諭”，猶曉也。“悖”亂也。自“世人大共非訾”以下至此，皆言“尉律不課，小學(xué)不修，莫達(dá)其說”之害。葢自不試以“諷籀尉律九千字”，不課以“八體書”，專由通一藝進(jìn)身，而不讀律，則不知今矣。所習(xí)皆“隸書”，而“隸書”之俗體，又曰以滋蔓，則不知古矣。以其滋蔓之俗體說經(jīng)，有不為經(jīng)害者哉？此許自言不得不為《說文解字》之故。孟子曰：“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古圣賢作述，皆必有所不得已焉爾。后魏江氏亦以篆形謬錯，隸體失真，追求為歸，巧言為辯，小兔為□（左“需”右“兔”），神蟲為蠶，皆不合“古文”“大篆”及許氏說，請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虞書》皋陶謨文。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尚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合，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日月”以下像其物者，實皆依古人之像為之。古人之像，即倉頡“古文”是也。像形、像事、像意、像聲，無非像也，故曰古人之像。文字起于像形。“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皆像其物形，即皆古像形字。古畫圖與文字，非有二事。帝舜始取倉頡依類象形之文，用諸衣裳以治天下，故知文字之用大矣。虙羲、倉頡觀于天地人物之形，而畫卦造書契；帝舜法伏羲、倉頡之像形，以為旗章、衣服之飾。大舜之智，猶修舊不敢穿鑿，況不如舜者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論語衛(wèi)靈公篇》文。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私”當(dāng)為“厶”。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xué)者疑。《藝文志》曰：“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蓋文字者，上葢釋《論語》之辭，葢承上起下之辭。經(jīng)埶（藝）之本，六“藝”字古當(dāng)?shù)o作“埶”。“埶”，穜也。六經(jīng)為人所治，如穜植于其中，故曰六藝。后人穜“埶”字作“蓺”，六藝又加“云”作“藝”，葢皆俗字。許書當(dāng)是用“埶”。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 上句，《論語 學(xué)而篇》文；下句，《易 系辭傳》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此以下至“蓋闕如也”，自述作書之例也。“篆文”，謂“小篆”也。“古籀”，謂“古文”“籀文”也。許重復(fù)古，而其體例不先“古文”“籀文”者。欲人由近古以考古也。“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故先“篆文”，正所以說“古籀”也。隸書則去“古籀”遠(yuǎn)，難以推尋，故必先“小篆”也。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于“小篆”者，則以“古籀”駙“小篆”之后，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書之通例也。其變例則先“古籀”后“小篆”。如一篇“二”下云“‘古文’丄”，“丅”下云“‘篆文’□（‘二’倒轉(zhuǎn)，兩橫上長下短）”。先“古文”而后“篆文”者，以“旁”“帝”字從“二”，必立《二部》，使其屬有所從。凡全書有先“古籀”后“小篆”者，皆由部首之故也。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小大”，《論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也。《中庸》曰“無征不信”。可信者，必有征也。征，證也；證，譣也。許君博采通人，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司馬相如說、淮南王說、董仲舒說、劉歆說、楊雄說、爰禮說、尹彤說、逯安說、王育說、莊都說、歐陽喬說、黃顥說、譚長說、周成說、官溥說、張徹說、寧嚴(yán)說、桑欽說、杜林說、衛(wèi)宏說、徐巡說、班固說、傅毅說，皆所謂通人。而賈侍中逵，則許所從受古學(xué)者，故不書其名，必云“賈侍中說”。稽撰其說，“稽”，留止也，稽留而考之也。“譔”，專教也。“譔”音與詮?fù)彛咭病；荚忈專蛞哉f形，或以說音，或以說義，三者之說，皆必取諸通人。其不言“某人說”者，皆根本六藝經(jīng)傳，務(wù)得倉頡、史籀造字本意；因形以得其義與音，而不為穿鑿。將以理群類，“群類”，謂如許沖所云“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左‘蟲’右‘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靡不畢載”，皆以文字之說，說其條理也。解廖誤，謂說形，說音，說義。有謬誤者，皆得解判之也。曉學(xué)者，達(dá)神恉。“曉”者，明之也。“達(dá)”，猶通也。“恉”者，意也。“達(dá)神恉”者，使學(xué)者皆通憭于文字之形、之音、之義也。“神恉”者，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zhuǎn)注、叚借神妙之恉也。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居”當(dāng)作“凥”。凡居處字，古用“凥”，后世乃用“居”為之。許從俗也。“廁”猶“置”也。“分別部居，不相襍廁”，謂分別為五百四十部也。周之字書，漢時存者《史籀》十五篇，其體式大約同后代“三倉”。許所引《史篇》三：“姚”下，“匋”下，“奭”下，略如后代《倉頡傳》、《倉頡故》。秦之《倉頡》、《爰?xì)v》、《博學(xué)》合為《倉頡篇》者，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字，《訓(xùn)纂》、《滂熹》同之。《凡將》篇每句七字，《急就》同之。其體例皆襍取需用之字，以文理編成有韻之句，與后世《千字文》無異。所謂襍廁也，識字者略識其字，而其形或訛，其音義皆有所未諦；雖有楊雄之《倉頡訓(xùn)纂》、杜林之《倉頡訓(xùn)纂》、《倉頡故》，而散而釋之，隨字敷演，不得字形之本始，字音字義之所以然。許君以為音生于義，義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義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學(xué)者之識字，必審形以知音，審音以知義。圣人造字，實自像形始。故合所有之字，分別其部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則曰“凡某之屬皆從某”，于是形立而音義易明。凡字必有所屬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統(tǒng)攝天丅（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左“井”右“刃”，創(chuàng)）。若網(wǎng)在綱，如裘挈領(lǐng)。討原以納流，執(zhí)要以說詳。與《史摘篇》、《倉領(lǐng)篇》、《凡將篇》雜亂無章之體例，不可以道里計。顏黃門曰：“其書檃桰有條例，剖析窮根原。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此冣為知許者矣。葢舉一形以統(tǒng)眾形，所謂“檃桰有條例”也；就形以說音義，所謂“剖析窮根源”也。是以《史篇》三倉，自漢及唐，遞至放失，而《說文》遂專行于世，如左公、毛公之《詩傳》、《春秋傳》，皆后出，而率循獨永久勿替也。按，史游《急就篇》亦曰“分別部居不襍廁”。而其所謂分別者，如姓名為一部，衣服為一部，飲食為一部，器用為一部。《急就》之例如是，勝于李斯、胡母敬、趙高、司馬相如、楊雄所作諸篇。散無友紀(jì)者，故自述曰“《急就》奇觚，與眾異也”。然不無待于訓(xùn)詁。訓(xùn)詁之法，又莫若據(jù)形類聚。故同一分別部居，而功用殊矣。萬物咸賭，靡不兼載。許沖云：“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左‘蟲’右‘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靡不畢載。”葢史游之書，以物類為經(jīng)，而字緯之。許君之書，以字部首為經(jīng)，而物類緯之也。厥宜不昭，爰明以諭。“誼”，兼字義、字形、字音而言。“昭”，明也。“喻”，告也。許君之書，主就形而為之說解。其篆文則形也。其說解則先釋其義，若“元”下云“始也”，“丕”下云“大也”是也。次釋其形，若“元”下云“從一、從兀”，“丕”下云“從一、從不”是也。次說其音，若“兀為聲”，“不為聲”及凡“讀若某”皆是也。必先說義者,有義而后有形也。音后于形者,審形乃可知音,即形即音也。合三者以完一篆。說其義而轉(zhuǎn).注、叚借明矣, 說其形而指事、 象形、 形聲、會意明矣，說其音而形聲、叚借愈明矣。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萬字皆兼三者，萬字必以三者彼此□（“交”下走之，交）逪（錯）互求。“說其義而轉(zhuǎn)注、叚借明”者，就一字為注，合數(shù)字則為轉(zhuǎn)注；異字同義為轉(zhuǎn)注，異義同字則為叚借。故就本形以說義，而本義定；本義既定，而他義之為借形可知也。故曰“說其義而轉(zhuǎn)注、叚借明”也。“說其形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明”者，說其形則某為指事，某為象形；某為獨體之象形，某為合體；某為合二字之會意，某為合二字之形聲；某為會意兼有形聲，皆可知也。“說其聲而形聲、叚借愈明”者，形聲必用此聲為形，叚借必用此聲為義。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jīng)》，漢田何以《易》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喜授白光、翟牧；后漢洼丹、觟陽鴻、任安、范升、楊政，皆傳孟氏《易》。而虞翻自其高祖光，至翻五世，皆治孟《易》，故仲翔（虞翻字仲翔）孟學(xué)為尤邃。孟《易》者，許君《易》學(xué)之宗也。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孔氏者，許書學(xué)之宗也。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閒獻(xiàn)王博士。毛氏者，許學(xué)《詩》之宗也。 《說文解字》第十五卷下 此“十四篇”， 《后漢書 儒林傳》亦云“許慎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傳于世”，葢許不云“十五卷”也。慎子沖乃合《十四篇》及《敘》，偁“十五卷”以獻(xiàn)。此后序錄家，或云“十四篇”，或云“十五卷”，所以不同也。 五百四十部也。 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增一部序》云“五百四十一字”，《郭忠恕與夢英書》云“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張美和撰吳均《增補(bǔ)復(fù)古編序》“《說文》以五百四十二字為部”，容相傳部數(shù)，稍有異同，要異者甚□（“微”去左“彳”），可存而不論也。 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 今依大徐本所載，字?jǐn)?shù)覈之，正文九千四百卅一，增多者七十八文；重文千二百七十九，增多者百一十六文。此由列代有沾注者，今難盡為識別；而亦時可裁偽，去太去甚，略見注中。 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今依大徐所載，說解字?jǐn)?shù)，凡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較少萬七百四十二字。此可證說解中，歷代妄刪字奪去字，至于如此之多。篆文多于本始，說解少于厥初，其增損皆由后人，今未可強(qiáng)說耳。《大史公自序》內(nèi)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實兼《自序》言之。”然則，許云“解說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者，實兼《敘》言之。 其建首也,立“一”為耑。 耑物，初生之題也；引申為凡始之偁，謂始于《一部》。 竊卬景行， 《詩》曰：“高山卬止，景行行止。”《八篇》云：“卬望欲有所庶及也。”引《詩》“高山卬止”此又檃括二句而偁之。“景行”，大道也。 敢涉圣門 “圣門”，謂凡造“六藝”之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左氏及倉頡、史籀之門庭也。 其宏（弘）如何，節(jié)彼南山； 言大道、圣門之大，比于南山之高峻也。“節(jié)”，高峻皃。《山部》曰：“□（上‘卪’下‘山’），高山之卪也。”《詩》之“節(jié)”，葢“卪”之叚借字。 欲罷不能， 罷猶置也。 既竭愚才。 此六句，自言用功等于顏苦孔之卓也。 惜道之味， “甘”下曰：“美也，從口，含一。一，道也。” 聞疑載疑； 《谷梁傳》曰：《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少儀》曰：“毋身質(zhì)言語。”注云：“聞疑則傳疑。”《水經(jīng)注》曰：“聞疑書疑。”立乎后漢，以說古文字之形音義，其不能無疑者眾矣。聞疑而載之于書，以俟后世賢人君子，所以衛(wèi)道也。如不為此，則“六書”之學(xué)絕矣。司馬氏不為史記，則孔子、《左氏》、《春秋》之學(xué)絕矣。皆干城大道，勇敢而為之者也；皆不以小疵揜其大醇。 演贊其志， “演”，長流也。故凡推廣之曰“演”，文王演《周易》是也。“贊”者，見也。《易》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孔子贊《周易》是也。“志”者，識也。古“志”“識”同字。“演贊其志”謂推演贊明，惜道載疑，所知識者也。 次列微辭， “次”猶敘也，“列”猶敶也。“微”同“□（‘微’去左‘彳’）”者，眇也。“眇”者，今之“妙”字。凡粗者為惡，精者為妙。《易》曰：“眇萬物而為言。”《文賦》曰：“眇眾慮而為言。”“辭”者說也。“次列微辭”，謂敘敶其□（“微”去左“彳”）眇之說解也。《說文解字》，皆微辭也。于文言“說”，于字言“解”者，互言之。“說”者，說釋也；“解”者，判也。 知此者稀。 “稀”，猶少也。自許而前，自許而后，知此道味者少矣。劉歆作《七略》，班固述《藝文志》，學(xué)者所奉為高山景行者也；而《六藝略》中，以《孝經(jīng)》、《爾雅》、《小爾雅》、《古今字》為“《孝經(jīng)》家”，以《史籀》、《八體》、《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訓(xùn)纂別字》、《倉頡傳》、《倉頡訓(xùn)纂》、《倉頡故》為“小學(xué)家”。于“《小學(xué)》家”言《周官》“六書”：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zhuǎn)注、叚借是矣，而不知《爾雅》三卷、《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此與“《小學(xué)》家”之《倉頡傳》、楊雄《倉頡訓(xùn)纂》、杜林《倉頡訓(xùn)纂》、《倉頡故》同為訓(xùn)詁之書，皆古“六書”之所謂轉(zhuǎn)注、叚借者，不當(dāng)畫而二之，當(dāng)合此為《小學(xué)》類，而以《孝經(jīng)》、《五經(jīng)雜議》、《弟子職》、《說》合于“《論語》家”為一家。“六藝”九種，《易》為八種，庶經(jīng)與傳分別井然，不當(dāng)分合舛繆，一至于斯也。且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zhuǎn)注、叚借六者，造字之本”，此語實為巨繆——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者，造字之法也；轉(zhuǎn)注、叚借者用字之法也。有《史籀》、《八體》、《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訓(xùn)纂》、《別字》等篇以著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之文字；乃有《倉頡傳》、《倉頡訓(xùn)纂》、《倉頡故》等篇，又自古有《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皆所以說轉(zhuǎn)注、叚借之用者，其不當(dāng)岐視明矣。一而二之，至令學(xué)者膠柱鼓瑟。謂《小學(xué)》專為字形，“六書”為六樣字形；而《爾雅》之學(xué)，乃別一事。晦盲沈痼，莫能箴其膏肓，起其廢疾。許說之迥異于班者，終古曾莫之知。故知許所云“知此者稀”者，信也。許以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當(dāng)《爾雅》、《史籀篇》、《倉頡篇》之字形，以每字之義當(dāng)《爾雅》、《倉頡傳》、《倉頡故》之訓(xùn)釋，以“象某形”、“從某形”、“從某聲”說其形，以“某聲”、“讀若某”說其音，二者補(bǔ)古人所未備。其書以形為主，經(jīng)之為五百四十部；以義緯之，又以音緯之。后儒茍取其義之相同、相近者，各比其類為一書，其條理精密，勝于《爾雅》遠(yuǎn)矣；后儒茍各類其同聲者，介以三百篇古音之部分如是為一書，周、秦、漢之韻具在此矣。故許一書，可以為三書。〇劉、班之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別于《史籀篇》、《倉頡篇》及釋《倉頡篇》者；葢謂《爾雅》、《小爾雅》所言者六經(jīng)古字古義，《倉頡傳》、《倉頡訓(xùn)纂》、《倉頡故》所言者今字今義，實有不同。不知古今非有異字，《爾雅》、《小爾雅》所列之字，未嘗出《史籀》十五篇、《倉頡》、《凡將》等篇外也；但同此字，而古今用者不同。叚借依托致緐，故又有說《古今字》之書，班既以《古今字》一卷附于《爾雅》矣，則應(yīng)合諸“《小學(xué)》家”顯然也。又況《爾雅》、《小爾雅》、《古今字》三者，皆以統(tǒng)攝“六藝”，附之小學(xué)則當(dāng)，專附之《孝經(jīng)》則不當(dāng)。若《五經(jīng)雜議》十八篇、《弟子職》一篇、《說》三篇皆非《小學(xué)》之言，亦非《孝經(jīng)》之詁。《孝經(jīng)》于“六藝”，名經(jīng)而實傳。故宜以《孝經(jīng)》及《說孝經(jīng)》各篇及《五經(jīng)雜議》十八篇、《子職一篇》、《說》三篇合于“《論語》家”，為學(xué)者幼少所習(xí)之傳。 儻昭所尤， “儻”，許書無此字。《漢書》“黨可徼幸”，叚黨為之，或然之□（上“司”下“言”，詞）也。“尤”者，“訧”之叚借字；《毛傳》曰“訧，過也”，許曰“訧，辠也”。言此道既尟知者，則稽譔此書，雖以自信，容或明昭過誤之處，莫為諟正乎。 庶有達(dá)者，理而董之。 “庶”，冀也。“達(dá)者”，通人也。“理”，猶治也。“董”，督也，正也。督者，如衣之循其裻縫也。“董”與“裻”雙聲，“督”與“裻”疊韻。非通人不能治之；非通人治之，不能正其訛缺。自有《說文》以來，世世不廢；而不融會其全書者，僅同耳食；強(qiáng)為注解者，往往瞇目而道白黑。其它《字林》、《字苑》、《字統(tǒng)》今皆不傳；《玉篇》雖在，亦非原書。要之，無此等書，無妨也；無《說文解字》，則倉籀造字之精意、周孔傳經(jīng)之大恉，薶缊不傳于終古矣。玉裁之先百三公，自河南隨宋南渡，居金壇縣。十六代至先王父諱文，食貧力學(xué)，善誨后進(jìn)不倦，著《書法心得錄》，生先考諱世續(xù)，事父母至孝；卅二歲喪親，終其身每祭必泣，以赤貧好學(xué)，厲行授徒，嚴(yán)課程，善開導(dǎo)，謂“食人之食，而訓(xùn)其子弟必求無媿于心”。每誦先王父詩句云“不種硯田無樂事，不撐鐵骨莫支貧”，以是律己，敎四子，務(wù)讀經(jīng)書，勿溺時藝。嘉慶六年生玄孫義正，恩賜七葉衍祥扁，并拜白金黃緞之賜。八年，年九十四終于蘇，反葬于金壇大壩頭，著有《物恒堂制義》。長子即玉裁也，年十三，學(xué)使者博野尹公諱會一，錄取博士弟子，授以朱子小學(xué)，生平敬守是書；年二十六舉于鄉(xiāng)，歷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知縣；四十六，以父年已七十一，遂引疾歸養(yǎng)；五十五，避橫朔，奉父遷居蘇州閶門外下津橋。始年二十八時，識東原戴先生于京師，好其學(xué)，師事之，遂成《六書音均表》五卷、《古文尚書撰異》卅二卷、《詩經(jīng)小學(xué)》卅卷、《毛詩故訓(xùn)傳略說》卅卷；復(fù)以向來治說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條毌，考其文理，因悉心校其訛字，為之注，凡三十卷。謂許以形為主，因形以說音說義。其所說義，與他書絕不同者。他書多叚借，則字多非本義；許惟就字說其本義。知何者為本義，乃知何者為叚借，則本義乃叚借之權(quán)衡也。故《說文》，《爾雅》，相為表里。治《說文》而后，《爾雅》及傳注明；《說文》、《爾雅》及傳注明而后，謂之通《小學(xué)》，而后可通經(jīng)之大義。始為《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既乃檃桰之成此注。發(fā)軔于乾隆丙申，落成于嘉慶丁卯。剖析既緐，疵颣不免。召陵或許其知己，達(dá)者仍俟諸后人。〇自“其建首也”至末，皆用韻語。端分毌聯(lián)原，此合古音弟十三、十四部也；冥明中滂方，此合古音弟九、弟十、弟十一部也；傳年申神辛藩靈瀕門山，此合古音弟十二、弟十三、弟十四部。而靈讀為令善字，如易傳之真清，有時合用也。能才疑辭尤之，此古音之弟一部也。漢人用韻，自元成至桓靈，大氐同此。“一”之下曰：“道立于一，化成萬物。”“亥”之下曰：“亥而生子，復(fù)從一起。”于“六書”每事為二句，亦皆韻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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