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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詩歌的藝術成就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藝術成就：沉郁頓挫的總體風貌，千匯萬狀的多樣風格
“沉郁頓挫”是杜甫在《進<雕賦>表》中自述創作甘苦之語，自宋嚴羽之后成為杜詩藝術風格定評。它包括以下幾層涵義：一、它表現了杜詩思想內容的博大深厚，生活體驗的真切豐富，感情的飽滿有力；二、它經過了較長時期的積累、醞釀、消化、觸發的過程；三、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錘煉精確的語言，鏗鏘瀏亮的音調，頓挫變化的節奏表現出來。陳廷焯云：“所謂沉郁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白雨齋詞話》卷一）
作為一個渾涵汪茫、千匯萬狀的詩人，杜詩的風格除“沉郁頓挫”之外，諸如清新、秀麗、明快、俊逸等等無不兼備。王安石曾說：“（李）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至，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公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茍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來無繼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引）這段話非常形象地說明了杜詩風格的多樣性。像其中所說的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都在杜甫的詩中有所表現。
杜詩風格之所以如此多樣，一是因為其詩表現內容豐富、領域廣闊，他除了憂國憂民的反應戰爭、軍旅、政治、社會生活的篇章外，其他題材如描寫行旅奔波、田園風光、天倫之樂、異鄉風俗，以及贈別懷人、詠物題畫、評詩論文之作，都各具特色。二是詩人一生輾轉大半個中國、自少至老心境不同，風格自別。上一講所學的三首《望岳》詩就很典型的反映了杜甫自少至老心境不同而帶來的不同的詩歌風格。秦觀即云：“杜子美之于詩，實積眾家之長，適其時而已。”（《淮海集·韓愈論》）在不同的寫作情景下，創作環境中，詩人用不同的風格表現出詩人的情感。
但杜詩又不是多種風格作品的大雜燴、大拼盤，而是風格多樣性與他獨特的“沉郁頓挫”的風格相統一在一起的。俗話說，“深人無淺語”，杜甫那些平淡簡易、綿麗精確、淡泊閑靜、風流蘊藉的作品也和其他詩人不同。如其早年所寫《飲中八仙歌》雖然描寫的是盛唐時期一些狂放不羈的著名酒徒的風流韻事，但詩人冷靜的觀察和同情充溢于字里行間。再如他在成都草堂所作《漫成二首》、《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江亭》諸多風格恬淡的山水田園詩，用我的導師陳貽焮先生的話說“到底不是陶淵明”，亦和王維異趣。因為他并非真正的曠達之人，詩中總隱藏著憂時濟世的深厚情懷。
第二個藝術成就：大氣磅礴的藝術概括，細致入微的寫實本領。
杜甫是偉大的寫實詩人，他的作品中既有深刻的現實生活的內容，大氣磅礴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過程和社會面貌，同時也以大量的抒情詩塑造了一個憂國憂民、深沉執著、百折不回的積極入世的老儒形象，這就是杜甫自己，但他不是迂闊的腐儒，而是具有多面的性格。以其長安時期的作品為例，他說“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廬”（《今夕行》），詩人赤膊光腳，繞床大呼大叫，這里所表現的是一個瘋狂的賭徒的形象；“儒術于我有何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這是杜甫酒后狂言的形象；“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病后過王倚飲贈歌》），這是貧病交加、幾成餓殍的杜甫形象；“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這是杜甫登高臨遠憂國憂民的形象。通讀杜甫全部詩作后，我們更能感受到一個有性格、有感情、血肉豐滿的杜甫形象。
杜甫詩歌擅長于敘事，常常通過富有個性的細節描寫和人物對話的客觀敘述，展示詩人的感情取向，因而這樣作品的藝術效果效果往往使人感到“峻奪人魄”，力透紙背。如《羌村三首》“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他回到羌村之后，在兵荒馬亂之中，連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很驚訝，原來你還活著，在驚訝之余禁不住再抹去眼中的淚水、“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深夜和妻子秉燭而坐的那些情事，在夢中一樣不敢相信，竟然還能夠活著見面、“鄰人滿墻頭，感嘆亦唏噓”左鄰右舍爬在他們家的院墻邊，看著杜甫回家后和親人的相聚，不由唏噓感嘆，這些細節都表現了在戰爭年代家人團聚的獨特的景象。《北征》中的“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而啼，垢膩腳不襪”對自己特別可愛的孩子的那種描寫很生動，又寫它的女孩子“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等等，都是以細節描寫見長的傳神之筆。
除了寫人，杜甫在寫景詩中也善于摹寫，體物工細。如，葉夢得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石林詩話》卷下）再如，“同一詠月也，'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初間上半夜之月也，（這是一個月月初的時候上半夜的月亮。）'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望夕之月也，（這是月亮快圓的時候的傍晚的月亮。）'舊挹金波爽’，十六夜之月也。'秋月仍圓夜’，十七夜之月也。'蝦蟆動半輪’，望后之月也。'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月之將晦時下半夜之月也。同樣詠蝶也，'戲蝶過間幔，風蝶勤依漿’，這是孤蝶，（一只蝴蝶。）'穿花蛺蝶深深見’，雙蝶也。'野畦連蛺蝶’，群飛之蝶也。”（吳齊賢《論杜》）這都反映了詩人細致入微的寫實本領和細節描寫。
第三個藝術成就：興象渾融的詩歌意境，議論風生的感慨胸臆
杜甫的抒情詩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興象渾融。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情景同時出現，如他的名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后游》)。另一種是只見景，不見情，如“秦川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登慈恩寺塔》），但其中蘊含著詩人憂國憂民的心情。再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閣夜》），“高江急峽雷霆斗，古木蒼藤日月昏”（《白帝》），其中也同樣有著詩人跳動的激情和那個混亂時代的陰影。最為典型的是上一講學過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首句如狂飆來自天外，使全詩為悲哀激蕩的氣氛所籠罩，“渚清”一句語勢平緩，仿佛閑筆，實際上借寫望中所見而逼出第三四句。“無邊”一句，給人以萬景紛馳、百感交集之感。可是緊接著就是“不盡長江滾滾來”一句，不僅展現出開闊遼遠，無比壯觀的境界，而且突出了詩人壯心不已的激情。
杜甫和其他盛唐詩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詩歌中好發議論。杜詩議論的特點是抒情性強。它往往通過議論來抒情，亦即沈德潛所說“帶情韻以行”（《說詩晬語》卷下）。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這兩句成為千古傳誦的評論諸葛亮的史論警句。《醉時歌》中的“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萬古知何用”、“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對統治者糟踏人才的悲憤噴薄而出。在政治抒情詩中，杜甫更是議論風生，大膽提出自己的政見和對時事的批評，如“由來強干地，未有不臣朝”（《有感五首》其四）、“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之類。再如《壯游》：“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尖銳批評了統治者的荒唐奢侈，將國家盛衰的經驗總結與自己的生平遭際結合在一起。而《北征》、《秋興八首》、《登樓》等詩則將抒情、敘事、議論和寫景融為一體，創造出更為沉痛蘊藉、風力奇拔的藝術境界。
第四個藝術成就：嚴謹整栗的詩律之美，曲折拗救的兀傲之氣
杜詩眾體俱佳，都有創新發展，五七言律成就尤高。現存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詩中，五言律有六百三十余首，五排一百二十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一首。杜甫律詩不僅數量多，而且在思想與藝術上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首先，就思想內容而言，杜甫律詩可以純熟自如地表達各種題材內容，尤其是用律詩來反映時事，擴大了律詩的表現功能。盛唐及其以前的初唐，七律一般都在“奉和”、“應制”等場合使用，杜甫卻用來感嘆時事；其次，杜甫還常用組詩的形式寫律詩，來表達更豐富的思想與內容。如五律中有《秦州雜詩》二十首，七律中有《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秋興八首》。尤其是《秋興八首》，堪稱杜甫七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更為重要的是，杜甫能根據內容表達的需要，突破近體格律的束縛，在聲律句法上加以變化。他創造了五七言拗律，用失粘失對的拗句拗律表現艱難苦恨、牢騷悲憤等執拗不平之情。如《曉發公安》：“鄰雞夜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上句“哭”、“昨”都是仄聲，下句“色”、“態”、“幾”亦均為仄聲，仄多平少，完全不合近體格律，但這樣的寫法和聲律和作者苦澀酸楚的心境甚為吻合。其杜甫詩集中“吳體”多為拗體，杜甫晚年的時候特別喜歡寫。王嗣奭《杜臆》云：“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氣，而因以拗語發之，公之拗體大都如此。”杜甫到晚年牢騷苦悶，郁戾不平，唯有用拗體表達出來，才能表現得更好。另外，他還嘗試運古入律，在律詩中用散文句式，打破古近體的界限，具有奇崛兀傲的音律感和氣骨美。如《白帝城最高樓》：“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云霾龍虎臥，江清日枹黿鼉游。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此詩各家都認為是拗體，稱為歌行變格。“獨立縹緲之飛樓”是上二下五句法，“杖藜嘆世者誰子”是上五下二句法，都與一般律詩中上四下三者不同。只有這樣突兀生挺的句法，配以城尖徑仄的描寫，合以泣血的心情，才更顯得生挺奇橫，這是杜詩之不可及處。
杜甫晚年特別是夔州時期，是創作律詩數量最多的時期，也是成就最高的時期，他曾說：“晚節漸于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老去詩篇渾漫與”（《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詩律細”不僅是聲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杜甫能夠從嚴謹中求變化，變化莫測而不離規矩。杜詩的“渾漫與”，與律詩初起時出現的不合律現象更是不同，它是詩律成熟之后的大膽突破和銳意新變。正如郭紹虞先生所說：“律細見杜詩工處，破律更見杜詩奇處。這種拗體比正格更難做，想得出奇，形容得出奇，當然造句也變得出奇了。王士禛《居易錄》所謂'蒼莽歷落中自成音節’者即指此。總之杜詩無所不學，所以能成其大。”（《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關于七言律詩的音節問題兼論杜律的拗體》）
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白居易曾經在《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后》中說“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白居易說得對，人民的確是要好詩的，杜甫也確實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許多好詩。他的詩是我國最可寶貴的文學遺產。
在我國古典詩歌發展過程中，杜甫占有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他繼承了自《詩經》、漢魏樂府以來詩歌注重反映現實的創作傳統，并使之更為高超更為成熟。他沒有遵循建安以來沿襲樂府古題的創作舊習，而是本著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精神，自創新題，“即事名篇”。對這類作品，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作了很高的評價，而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更敘述了他們所受的啟發：“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再擬賦古題。”這是說，在他們眼中，近代詩人中，只有杜甫的《悲陳陶》、《哀江頭》、《兵車行》、《麗人行》才是紀實名篇，年輕時他們就不再寫樂府古題了，而是自創名篇。中唐詩壇的新樂府創作風氣，正是由杜甫直接開導而出的。
杜甫詩歌中高度的愛國精神，不僅在文學史上而且也在中國史上起著積極的教育作用。宋代愛國詩人陸游深受杜甫影響，從杜詩領會到“詩出于人”的道理，好詩是由于有好的優秀的人格所造成的，所謂“工夫在詩外”，這就糾正了他早年學詩“但欲工藻繪”（《示子譫》）的偏差，陸游后代創作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愛國詩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一生酷愛杜詩，在燕京坐牢三年間，更是專讀杜詩，并集杜詩為五言絕句二百首。
為了全面地反映現實，杜甫掌握了利用了當時所有的一切詩體，并創造性地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能，為各種詩體樹立了典范，澤被后人甚為深廣。
為了生動而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在表現手法上杜甫也為后人開示不少法門。如學習民歌運用白話和口語，大大提高了詩歌的表現力和俗語在詩中的地位，使唐詩創作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眾。元稹《酬孝甫見贈》詩說：“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是說杜甫能夠自作新詞，吸收口語和白話來寫作，形成了新的境界。后來元稹和白居易諸人詩歌的趨向通俗化，都是受杜甫影響。另外，杜甫在詩歌創作中錘煉字句、“字字不閑”的創作精神，對后來宋代“江西詩派”強調“無一字無來處”，“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欲以奇句硬語驚人的詩學追求更有直接的啟迪。
韓愈曾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調張籍》）。的確，我們不能不為我國文學史上同時出現的李白、杜甫這兩位偉大詩人而感到由衷的自豪。（杜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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