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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不會長停留在殖民地化的狀態下，也決不會再回復到宋明以來科舉社會的老路去。然則中國社會最近將來的發展路向又是怎樣呢？這一層雖不能像預言家般確切指出，但有幾點也該可以提及。
第一，是中國社會決不能常靠古老的農村經濟作中心，而且古老的農村經濟也早已在此一百年來，給外來的資本主義蕩潰無存了。但中國究竟是一個大農國，將來的發展也決不會脫離農業的基礎。而且世界趨勢，也正在從海洋島國工商配合經濟的殖民帝國時代，轉換至大陸農國工農配合經濟的新霸權時代。中國社會之必將工業化，走上以新科學工業配合農業，先復興本國社會經濟，然后再配合上國際貿易，來在整個世界經濟圈中占一席位。這一趨勢，人人能言，斷無疑義。
第二，是中國社會決不能而且亦斷不該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路，這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及現代世界潮流趨向的人，所同樣首肯的。
第三，則中國社會發展，必將在其內在自身獲得一種自發的生機。即是從它傳統歷史文化所形成的國民性中，獲得一種精神上之支撐與鼓勵，領導與推進。而決不能從外面如法炮制，依樣葫蘆地模仿抄襲。這一層，雖有這一百年來的歷史現實做最親切顯明的證據，而不幸這一百年來的中國知識界，卻始終沒有勇氣來接受此教訓。他們老只在爭論應該抄襲誰，模仿誰。換言之，哪一個外國可為我們的標準。綿歷幾十年，流了幾千百萬民眾的血，憑借武力勝敗，作為此一項理論是非之判定。這正是上述殖民地化社會，一種最可慘痛的悲劇。也是中國現代殖民地化的知識分子，所該擔當的莫大錯誤與罪惡。我們若用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說，不如謂這一現象，乃是中國社會從次殖民地化掙扎向殖民地化的一種可憫與可恥的努力。
中國現階段中之知識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積極從事于全盤西化不著邊際的憧憬，懇切期求躍進于某一西方國家化的新范疇。這在某一觀點看，也可算是一進步，但在另一觀點看，則不能不說是更退步，退向更深的次殖民地化之階段上去。
若我們要真個期望有一個真正中國的新社會出現，必先有針對中國自己社會的一番新知識與新理想。……這一點只要中國知識分子稍能平心靜氣一加思索，似乎也該可得共同的首肯。
第四，于是又轉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問題上來。沒有知識分子，則對社會發展之前途提不出理想，提不出方案。社會不會在盲目中發展。即使能在盲目中發展，但仍必先有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方案出現。……近百年來，我們盲目抄襲德、日，失敗了。又盲目抄襲英、美，失敗了。轉而又盲目抄襲蘇聯。這正如百年前的盲目守舊一般。若明白這一點，舊的并非全該推翻，德、日、英、美也非全要不得，目前大陸共產黨所熱切向往的蘇聯，自然也有些可學。在這古今中外的復雜條件中，如何斟酌運用，這需一種智慧。明白得智慧之重要，才知我們該如何培植知識分子及如何樣來培植。要之，這決不是把我的抄襲圖樣來革你抄襲圖樣的命，如是簡單直捷所能勝任而愉快。這一層緊銜著上一層，也該要求我們的所謂知識分子之首肯。
以上所言，好像全是些最平易的常談，然而正為如此，才可以在這上面建立起共信與國是。有了一種共信與國是，新社會之出現，才可說是有了端倪與曙光。而不幸一百年來，即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平易常談上的共信與國是，也終于沒有建立起。于是任何一國的海上奇方，都變成舊中國起死回生之神藥。這些神藥，任誰身邊也有，誰都說不服誰。除非世界一統，次殖民地化的中國社會，將永遠會在革命與動亂中犧牲，將永遠更加深它次殖民地化之程度。老困在此陷阱中，再也跳不出，而終成為一個道地標準的次殖民地，那又再有何話可說呢。
——錢穆先生《國史新論》 錢穆（1895—1990），史學大師、國學大師，著有《國史大綱》《國史新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研究法》等1700余萬字的史學和文化學著作。 錢先生說：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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