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至隋初入華粟特貴族墓隨葬用圍屏石榻研究

邢福來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公元2000年6月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北郊發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北周時期墓葬－安伽墓¹，從墓葬甬道內出土的墓志的記載及圍屏石榻畫面所表現的內容可以明顯看出該墓為典型的粟特貴族墓葬，墓室中擺放的造型獨特的圍屏石榻是其埋葬習俗的主要特征。結合安伽墓資料的整理，我們試對目前國內外保存的出土于我國北方地區北朝至隋初墓葬中的圍屏石榻作以初步的研究，以其了解入華粟特人在這一特定階段獨特的葬俗。

一

目前所見有關圍屏石榻的資料主要包括以下幾例：

1．2000年6月發掘的北周安伽墓。墓葬座北朝南，由斜坡墓道、5個天井、5個過洞、磚砌甬道、磚砌穹窿頂墓室等部分構成。石門的半圓形門額上雕刻有龐大的祆教祭祀圖，甬道內擺放墓志及較為凌亂的人骨，墓室正中偏北放置圍屏石榻。安伽墓是目前所見經科學發掘的最為完整的入華粟特貴族墓葬，該墓保存完整，沒有被盜跡象，正如簡報中所說，應該基本反映了埋殯時的情況，是我們研究入華粟特人葬俗的最可信的資料。圍屏石榻組合保存完整，彩繪鮮艷，貼金基本完好。

2．1982年甘肅天水石馬坪墓葬中出土的屏風石棺床²。該墓為豎井單室磚墓，墓室中擺放屏風石棺床，并出土石枕、金釵、釉陶燭臺、雞首瓶、銅鏡、石質坐部樂伎俑及墓志等物，資料較為完整，可惜墓志朱書漫漶不清，不能判斷準確的墓葬年代。圍屏石榻組合完整，有的屏風斷裂，彩繪脫落嚴重。

3．現藏日本MIHO博物館據稱出土于我國北方北齊墓的11塊加彩石雕鑲板³。不見榻座，沒有準確的出土地點及年代。保存完好，彩繪艷麗，雕刻精細。

4．現分別藏于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美國波斯頓美術館、華盛頓弗利爾藝術廳及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據稱1920年前后河南安陽的北齊墓葬出土的3塊畫像石及一對石闕⁴。組合不完整，不見座,彩繪沒有保存，沒有準確的出土地點及年代，石闕雕刻有祭祀圖案。

通過對安伽墓的發掘，結合天水石馬坪出土的屏風石棺床，可知后兩例應該都是圍屏石榻上的石屏風。

二

對比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到，除天水石馬坪屏風石棺床外，其它資料都具有明顯的祆教特征，隨葬圍屏石榻可能是定居我國北方的粟特貴族在北朝至隋初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獨有的葬俗。上述1、3、4等例石刻都刻畫有祆教祭祀場面，都有或大或小的火壇，火壇旁都立有祭祀活動的主持。目前所見祭祀活動的主持可分為兩種：第一種以神的面目出現，見于西安北周安伽墓門楣圖案、安陽北齊墓石刻畫面中，另外，在太原隋虞弘墓屋形石槨畫面中也見有這種主持形象⁵。這種極為相似的形象都為人頭鳥身鷹足，顯得神秘莊嚴；第二種是以日本MIHO博物館所藏我國北齊墓出土石刻中祭祀活動的主持為代表，這種主持表現為人的形象，應該是祭祀活動的真實寫照。這兩種祭祀活動的主持形象，頭部基本相同，都為高鼻深目、絡腮胡須、戴有口罩，而且第一種主持在三批材料中非常相象，雖然可能不是同一人所刻，但應該肯定的一點是其底稿應該受到同一文化因素的影響，工匠也可能是同一批人或者來自于同一地區。另外，甘肅天水石馬坪墓葬出土屏風石棺床左側屏風圖案第3幅釀酒圖中石臺上中間及右側人物均高鼻深目，明顯為胡人，墓葬中出土的石俑均為胡人,其他人物多為正面形象，是否為胡人難以斷定，天水地處絲綢之路要道，況且墓葬中隨葬與安伽墓類似的圍屏石榻，我們懷疑墓主人可能也是胡人。北周政府實行較為開放的民族政策，統治階層本身來自于少數民族——鮮卑，為了加強對漢地的統治，他們需要借助于外來民族的力量。自張騫通西域以后，絲綢之路得以暢通，因為貿易的需要，大量中西亞人聚居于姑臧、敦煌等絲路沿線，形成一支不可忽視的勢力。這一勢力不僅對北周政權產生影響，也對隨后的隋唐王朝的穩定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北周政府任命安伽等來自中西亞的粟特貴族作為薩保，專門管理入華外來民族的貿易及宗教。對來自中西亞地區民族的友善，使得祆教文化在中土迅速傳播。圍屏石榻圖案是祆教徒生活的真實寫照，受祆教文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外來粟特人經過幾代繁衍，他們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圍屏石榻的造型即是其突出表現。圍屏石榻只在我國的山西、陜西、河南、甘肅等北方地區墓葬中出現，而在中西亞地區不見這種造型的石榻。我們注意到，在我國漢代即已出現榻，有的榻三面還配有屏風，但基本是供單人或雙人坐的，類似安伽墓出土的這種可供多人共坐的圍屏石榻，出現并流行的時代可能是南北朝時期。這種石榻目前只見于粟特貴族墓中⁶，而漢人墓中不見隨葬。除天水石馬坪出土屏風石棺床外，其余三例圍屏石榻一般認為都是北朝時期遺物，而天水石棺床年代應該在北周至隋初，這就是說，圍屏石榻作為定居中土的昭武九姓粟特貴族的隨葬品其流行的年代應該在北周至隋初。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發掘，使我們注意到粟特貴族有用房屋形石槨作為葬具的現象，對比圍屏石榻作為隨葬品與石槨作為葬具，我們認為這可能與粟特人的漢化程度有關，前者的葬式保留了較多的祆教成分，后者除圖案外幾乎接近于漢人的墓葬。

三

圍屏石榻主要由榻座（腿）、榻板、屏風等三部分組成。榻腿為壸門狀或雕刻壸門圖案。石榻三面的屏風一般刻繪11或12幅圖案，構圖具有一定的規律，從畫面所刻繪的內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定居中土后漢化的程度，為判斷墓葬的年代提供一定的根據。安伽墓是時代最為明確資料最為完整的一個，埋葬年代為公元579年。安伽墓出土圍屏石榻榻腿有7個，前4后3，榻腿為束腰形，外平內圓，與榻板組合成一周7個壸門，榻腿外面線刻獸面人身圖案。榻板為一塊整石，東、南、西三面刻繪33幅動物頭像，下緣雕刻成鋸齒狀，中間略厚，上面鑿成澀面，應該是為鋪氈方便而設。石屏風由12幅圖案構成，左右各有3幅（圖一，1—2），正面6幅（圖二）。正面應該是所要表現的主要內容，從左至右刻畫的內容依次為：合唱舞蹈圖、宴飲狩獵圖、居家宴飲圖、交際娛樂圖、宴飲奏樂貨運圖和居家宴飲舞蹈圖。從圖案組成或布局可以看到有明顯的對稱性；第一幅與第六幅都為上半部表現在建筑內的榻上不同民族的人物會見、奏樂的場面，下半部表現舞蹈的場面，舞蹈的動作極為相像，應該是同一種舞蹈；第二幅與第五幅表現的內容有所不同，但其布局極為相似，主人坐于畫面右上角，中部偏左為奏樂人或所會見的人物，中部偏右表現舞蹈或烤肉的場面，下半部表現狩獵或貨運場面；第三幅與第四幅具有明顯的對比，前者表現的是墓主在中國的奢華生活，后者則是其在域外的生活情景。左右兩側圖案對稱性更強，每側都為出行圖、狩獵圖、宴飲圖，不知是無意顛倒還是避免過于呆板，第二、第三幅圖正好位置顛倒。

圖一 1 安伽墓石屏風側面圖（之一）

圖一 2 安伽墓石屏風側面圖（之二）

圖二 安伽墓石屏風正面圖（之一）

甘肅天水石馬坪墓葬出土的屏風石棺床由25塊大小不等的石板構成，其中17塊雕刻有圖案。石屏風由11幅圖案組成，正面5幅，左、右各3幅。正面居中圖案刻繪一對夫婦在一座歇山頂建筑內的榻上對飲的場面，依我們對安伽墓圍屏石榻的分析，正面屏風中部描繪的應該是墓主夫婦。與安伽墓圍屏石榻構圖相似，正面圖案可能也是為了不至于呆板，故意進行了調整，這樣第5幅的回廊對應第8幅的回廊建筑，第4幅出行圖對應第7幅的出行圖。兩側屏風最明顯的莫過于第2幅的滿月與第10幅的日輪相對稱（圖三、四），榻座正面雕刻六組壸門，分上下兩層，上層壸門內各雕刻一個樂伎，下層則各刻一個神獸，兩臂生翼，雙手托榻。

圖三 甘肅天水石馬坪墓圍屏左側圖

圖四 甘肅天水石馬坪墓圍屏右側圖

約1922年前后出土于河南安陽的三塊北齊粟特貴族墓畫像石，均長90、高50厘米，每石都刻繪有3幅圖案，圖案構成較為單調，通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與安伽墓出土圍屏石榻類似，這副石榻三面所圍的屏風應該由4塊石板12幅圖案組成，屏風A應該是圍屏石榻正面屏風左半部（圖五），而右半部已缺失。三幅圖案中第三幅高臺建筑內持角杯者應該就是墓主人，第一幅為觀舞圖，第二幅為儀仗出行圖，估計缺失的右半部也應有觀舞、出行等畫面與左半部對應。如果以上推測成立，此石榻的尺寸應當在長180、寬90厘米以上，比安伽墓出土的長228、寬103、高117厘米及甘肅天水石馬坪出土的長218、寬115、高123厘米的圍屏石榻略小。另外兩塊屏風構圖極為相似，兩側為宴飲奏樂等場面，中間為出行的場面，只是前者人物面左而行，后者人物面右而行，對照安伽墓出土圍屏石榻屏風的構圖，前者應該是左側屏風，后者應該是右側屏風（圖六）。

圖五 河南安陽北齊粟特貴族墓石屏風正面左半部圖案

圖六  河南安陽北齊粟特貴族墓右側屏風圖案

日本MIHO博物館所藏我國北方北朝――隋代墓葬中出土的11塊加彩石雕鑲板，雕刻工藝精堪，畫面內容豐富，其中編號為J的石板刻繪了極為逼真的祆教祭祀場面，從石板的大小及刻繪的內容看，這組石鑲板也應該是類似安伽墓出土的圍屏石榻的石屏風。依據對北周安伽墓、天水石馬坪墓葬及安陽北齊貴族墓出土圍屏石榻的分析，我們覺得MIHO博物館所藏石屏風的排列順序如下：左側石屏由編號為F、C的兩塊石板刻繪的三幅圖案組成，其中編號為F的石板刻繪兩幅圖案，依次為騎馬出行圖、樂舞圖，第三幅可能為C，其構圖與安伽墓圍屏石榻左屏第三幅相類似；正面由六幅圖案組成，即編號為B、D（或I）、E、J、I（或D）、H。其中第三幅即中心位置應該是編號為E的石板，其構圖與其它幾例圍屏石榻正面中心位置圖案相似，都是描繪墓主夫婦在建筑內的榻上對飲的場面，而B與H同為刻繪騎馬出行的場面，且方向相對，應該是正面左右兩側相對的兩幅；D與I一幅描繪騎象出行的場面，一幅描繪牽駝騎馬出行的場面，也應該是左右對稱的兩幅；第四幅按描繪內容的重要性而言應該是編號為J的石板，即表現極為重要的祭祀場面（圖七，1-11）。右側屏風由三幅畫面組成，分別為G、A、K，描繪祭祀、狩獵及牛車出行的場面。再看組合后的尺寸，左屏長81.3，正面屏風203.5，右屏80.6厘米，比安伽墓和甘肅天水石馬坪出土圍屏石榻略小。值得注意的是，MIHO所藏11塊石板大小及薄厚均有差異,不如前面所列舉的安伽墓、甘肅天水石馬坪墓葬及安陽北齊墓出土圍屏石榻石屏風那樣每塊石板都尺寸相當，雖然我們對這批石板初略地排出了順序，但仍覺牽強，這樣排列的前提條件是這批石板為同一座墓葬出土。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仍懷疑這批石板并非同一座墓葬出土，可能為一個家族墓地的幾座墓葬出土。我們覺得，隨葬圍屏石榻的墓葬主人應該都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粟特貴族，安伽墓、天水石馬坪墓葬及安陽墓葬出土的圍屏石榻不僅雕刻的畫面精細，石材的選擇及加工也極為講究，應該不會出現像MIHO MUSEUM所藏石板這樣大小、薄厚不均的現象。

圖七 1 日本MIHO博物館藏我國北朝——隋代墓出土石屏風

圖七 2 日本MIHO博物館藏我國北朝——隋代墓出土石屏風

圖七 3 日本MIHO博物館藏我國北朝——隋代墓出土石屏風

圖七 4 MIHO石屏風騎馬牽駝出行圖

圖七 5 MIHO石屏風飲宴圖

圖七 6 MIHO石屏風祭祀圖

圖七 7 MIHO石屏風騎象出行圖

圖七 8 MIHO石屏風騎馬出行圖

圖七 9 MIHO石屏風祭祀圖

圖七 10 MIHO石屏風狩獵圖

圖七 11 MIHO 石屏風牛車出行圖

通過對這四批材料的分析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完整的圍屏石榻一般都由榻座（腿）、榻板及左、中、右三面石屏風組成；榻腿與榻板組成壸門座，或者榻座刻有壸門座；石屏風都是由11―12幅圖案構成；圖案都刻在長方形石板上；普遍采用淺浮雕、彩繪等技藝雕刻而成，有的還貼上精美的金箔；人物構成也有相似之處，大部分人物為披發的突厥人及剪發的粟特人，另外還有少量的漢人等；圖案中有的花木、建筑、場景等可見于幾批材料中，說明這些墓葬的主人可能受到同樣背景文化的影響。雖然有很多共同之處，但仍有差別，這種差別可能反映了墓葬的主人受中原傳統文化的影響程度，也就是其漢化的程度。MIHO博物館所藏的11方石雕鑲板的12幅畫面中，沒有出現傳統的中式建筑，所有建筑都是圓頂帳，但在編號為E的畫面中，帳的正面出現斗拱、名柱等木構件，說明已受到中式傳統建筑的影響；甘肅天水石馬坪出土的圍屏石榻畫面中，建筑都是漢民族傳統的樓閣、亭榭、回廊等，不見圓頂帳；安伽墓出土圍屏石榻圖案中既有圓頂帳，又有傳統的中式亭、回廊等建筑；安陽出土的圍屏石榻圖案也可明顯看到兩種建筑風格并存的現象。另外從畫面表現的內容也可以看到MIHO博物館石屏風表現的更接近異域風格，而天水石馬坪圍屏石榻表現的更接近中原的風格。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墓主漢化的程度，也就是說MIHO博物館所藏石屏風的主人漢化程度最低，而天水石馬坪墓葬的主人漢化程度最高，處于這兩者之間的是安伽及安陽圍屏石榻的主人。漢化程度的高低一般來說應該與墓葬的時代相對應，漢化程度低的墓葬相對時代較早，反之則較晚，即出土MIHO MUSEUM所藏石屏風的墓葬相對時代最早，天水石馬坪墓葬時代最晚，處于這兩者之間的是安伽墓與安陽北齊墓。

總之，隨葬圍屏石榻是旅居中國北方的粟特貴族在北朝至隋初葬俗的一大特征，與此相對應的，正如資料保存最為完整的安伽墓所反映的，墓葬形制為這一時期北方漢人墓葬中常見的長斜坡墓道、多天井、單室墓，墓主尸體按宗教程序經過處理，墓葬中只埋殯遺骨，甬道或墓室前方燃火用以祭祀亡者。這種葬俗應該是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與盛骨甕及虞弘墓屋形石槨所代表的粟特人葬俗形成鮮明的對比。

注釋 ：

1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發現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6期。

2天水市博物館《天水市發現隋唐屏風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3《MIHO MUSEUM·南館圖錄》，1997。

4施安昌《北齊粟特貴族墓石刻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文物》2001年第1期。

6甘肅天水石馬坪屏風石棺床墓，雖出土有墓志，但朱書基本沒有保存，無法確認墓主身份及埋葬年代，簡報編者認為年代為隋唐，筆者對墓葬出土實物進行了觀察，石屏風圖案中側面者明顯為胡人，且構圖與安伽墓有明顯相似之處，墓葬中出土的銅鏡、瓷罐等具有北周至隋初的風格，另外天水地處西域通向長安的要道，所以墓主人屬昭武九姓粟特人也不無可能，埋葬年代為北周至隋。

編者按：本文原載《考古與文物》2006年增刊《漢唐考古》，頁227-239，論文插圖為編者所加，引用請據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