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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先生 我是1924年生人，是在北京一個大的四合院里關起門來長大的。我的祖父比較保守，他說：“女孩子就是不能讓她到外面的學校去讀書，一到外面讀書，女孩子就都學壞了。”可是女孩子也要讀書，讀什么呢？讀《女誡》，學三從四德，因此對女子的教育是“新知識、舊道德”。我的祖父絕對沒有想到我會到歐洲、美洲，在中國各地到處亂跑。家里人也都沒有預想到，我會過這樣一種生活。但不管過怎么樣的生活，我所保留的還是新知識與舊道德。 我已經是九十多歲的人了，講我自己的詩詞，我說那是“鏡中人影”。為什么叫“鏡中人影”？我覺得這個題目是我教書七十多年來最難講的一個題目，之前我從來沒有講過。我教書雖久，但我向來所講授的是古人的詩詞。古人死無對證，就由著我“信口雌黃”，我可以隨便發揮。現在有朋友提出來：“你現在九十多歲，我們只聽到你講古人的詩詞，你什么時候也講一講自己的詩詞吧。”其實自己的詩詞是佛曰“不可說”，為什么不可說？現在西方有很多現代的理論，例如，詮釋學、接受美學、符號學等。當我講古人的詩詞，我就通過語言符號給它種種的詮釋。在詮釋中，就有我作為讀者的接受，我有很多詮釋的自由。現在講自己的詩有幾點難處： 第一，我實在覺得我自己的詩也沒有什么好，自己覺得不好的詩，還要給人家講，這是第一個困難。古人的詩，我可以選擇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的詩歌，我覺得哪個好就講哪個。現在講我自己，我就覺得小時候寫的詩非常幼稚，這有什么好講的。 第二，我自己詩中的original meaning（最原始的意義），詩說的是什么，作者是最權威的。作者一說出來，那所有詮釋的、接受的可能（possibilities）都不存在了。怎么能說這是我的original meaning，我不能這樣說，這是一個很笨的方法。 第三，我講自己的詩，我是說它好，還是說它壞？我從來沒有講過自己的詩詞，但是我已經九十多歲了，也應該做一個回顧了。一定要讓我講的話，我就把距離推遠一點，這不見得真的是我，一方面，“鏡中人影”就是鏡子里面的一個影子，好像是我，又好像不是我；另一方面，時間早已超過半個世紀，真是有歷史的距離。我現在就作為第三者，作為七十八年后的一個讀者，來看我十幾歲時所寫的幼稚詩篇。其實我現在想一想，在現實之中確實有詮釋的距離，因此是鏡中的人影。 一個朋友來做一個訪談，我忽然間覺悟：詩是“有諸中，形于外”，“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因此，詩常常是不知不覺的，是你自己的本質、潛意識的一種流露。我小時候，老家的四合院能看到的景物就是：窗前的秋竹、大的荷花缸、菊花，然后看到花開的時候有很多蝴蝶、螢火蟲在翩躚起舞。當時我沒有任何的理想，也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做一個詩人。一個小女孩一天到晚地背詩。詩歌就不止要背，還要吟誦。吟誦久了，你不用學平仄、押韻，自然就學會合轍押韻了。作詩不是很難，就像唱歌一樣吟唱，吟唱的時候，那個聲調跑到你的頭腦、心靈里，你隨著聲調就寫出來了，詩的感情是伴隨著聲調出來的。盧溝橋事變以后，我遭遇的第一個打擊是我母親的去世。在國仇家難中，我的詩歌脫離了少女的情懷，而有了比較深的層次。 1943年與顧隨先生及同班同學在顧隨先生家中合影，前排右一是葉先生。 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后，老師教我們的詩詞，其實里面都有很多愛國的思想。我的老師顧隨先生寫了一首小詞，其中有一句“小紅樓外萬重山”，表面上說是紅樓外有萬重山，那個“萬重山”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杜甫說的“國破山河在”。因此我的老師后來說“黃河尚有澄清日”，黃河就是千年一清，它也會有一個澄清的日子，“不信相逢爾許難”，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勝利的。我從小是在苦難之中長大，我關懷國家人民的苦難，這種感情是我從小養成的。抗戰進入第七年，我寫過一首詩：
莫漫揮戈憶魯陽，孤城落日總堪傷。 高丘望斷悲無女，滄海波澄好種桑。 人去三春花似錦，堂空十載燕巢梁。 經秋不動思歸念，直把他鄉作故鄉。
我在詩中說：屈原要為這個世界找一個理想的歸宿，一個理想的救贖之策，他找到了嗎？雖然他沒找到，但何妨從現在做起，等到滄海變成桑田，要等到哪一年呢？現在就試一試在滄海之中種下桑田吧！我就是要在滄海之中種出桑田來…… 今年是2017年，我虛歲已經九十四歲了。在接近一個世紀的生活中，我覺得不管是祖國大陸、臺灣，還是海外，我都親身經歷了很多事情。我不像寫《城南舊事》的林海音以及寫《洗澡》和《干校六記》的楊絳先生記憶力那么強。她們能夠把許多故事、人物的細節都記得很清楚。我一生漂泊，現在回首從前，真是往事如煙、前塵若夢。很多詳細的情況我都已經追憶不起來了。不過幸而我有一個作詩的習慣，我內心有什么感動，常常用詩詞記寫下來，我的詩詞都是我當時非常真純的感情。 選自葉嘉瑩先生著《滄海波澄：我的詩詞與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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