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對輕慢杜甫說NO！

01

2012年是杜甫誕生一千三百周年，但是在學術界還沒有對此做出任何反應的時候，4月份就發生了一個社會事件，叫作“杜甫很忙”。原來中學語文課本上有一幅杜甫的肖像畫，一些中學生朋友對它進行了涂鴉。說實話，對于課本上的人物肖像畫進行涂鴉，我讀中學時也干過，我曾把物理課本上的牛頓、愛因斯坦的畫像或添上兩撇胡子，或畫上一副眼鏡。但是現在的中學生與時俱進了，他們對杜甫畫像的涂鴉幅度很大，畫成了杜甫騎摩托車、杜甫唱卡拉OK，甚至還有更不堪的，什么都有。我覺得杜甫是詩國中的圣賢，我們不能對他有所輕慢。

我曾在紐約參觀過一個現代藝術博物館，看到一幅涂鴉達·芬奇名畫《蒙娜麗莎》的油畫，蒙娜麗莎臉上被畫了兩撇胡子，像男人模樣。這幅畫被公然掛在博物館里，算是現代藝術品，這是西方觀眾能夠接受的。但是我們在任何西方博物館里絕對看不到涂鴉圣母像的藝術品，因為在西方社會里，人們認為圣母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樣，在中國，杜甫是值得敬畏的，他是中華文化史上的圣賢，我們要對他有一份敬畏之心。

杜甫被稱為“詩圣”，是從明朝開始的。最早如此評價杜甫的，應該是明初詩人費宏，他有一句詩說“杜從夔府稱詩圣”。到了明朝中后葉的胡應麟，就說人們一向稱杜甫為“詩圣”，又稱“集大成”。到了明末清初，有一個著名的杜甫研究者，也就是《杜臆》的作者，叫王嗣奭，他曾經夢到杜甫，醒來寫詩說：“青蓮號詩仙，我公號詩圣。”

“詩圣”的稱號雖然是明朝人提出來的，但是我們追本溯源，發現它的概念實際是從宋代開始的，是宋人把杜甫推上了“詩圣”的地位。我們先來看一看這個過程，因為這個過程可以告訴我們這種推斷是否合理。

宋朝人推崇杜甫，是沿著兩個維度進行的。第一，他們想從唐代詩人中尋找一位人格意義堪稱典范的人物，于是他們選中了杜甫。大名鼎鼎的蘇軾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北宋后期兩位大詩人不約而同地寫了題杜甫畫像的詩，王安石所題的詩名就叫“杜甫畫像”，他覺得《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里表達的情懷非常了不起：“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從之游。”黃庭堅的詩是題《杜甫騎驢圖》，詩中說：“中原未得平安報，醉里眉攢萬國愁”，還說：“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弦千古無！” 他們不約而同地題了杜甫畫像，他們的價值判斷也完全一致，就是推崇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

到了南宋，朱熹在理論上對杜甫人格有所闡述。我們都知道以朱熹為代表的南宋理學家，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是非常嚴格的，他們用非常挑剔的眼光來檢驗歷史上的人物，所以不受到朱熹批評的歷史人物是很少的，但是朱熹認為歷史上有五個人物是君子，他開列了這樣一份名單：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范仲淹。朱熹說得很清楚，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五個人的相同點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們的胸懷人格都堪稱君子。

北宋人推崇杜甫的第二個維度是對唐代詩人的藝術成就進行評選，最后他們認為杜甫達到了最高水準，最具典范意義。且不說《秋興八首》等代表作，只看杜甫的一般作品受到的評價如何。《陳輔之詩話》記載王安石的話：“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此話果真？請看一例。北宋初年，詩人王禹偁被貶到陜西的商州做團練副使，一天他寫了一首《春居雜興》：“兩株桃杏映籬斜，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 這首詩寫得不錯，情景比較獨特，構思也比較新奇。但是幾天以后，王禹偁的兒子王嘉祐告訴父親說那首詩好像是從杜甫詩中抄來的。王禹偁不信，王嘉祐就拿出一本《杜詩》來給他看，果然有一首杜甫在成都寫的《絕句漫興》：“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這兩首詩非常相像，內容、構思、句法，都很像。這就是王安石說的“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

綜上所述，北宋人最終把杜甫確認為詩國中的最高典范，他們是沿著人格典范跟藝術典范的兩條路線同時進行選擇，最后匯聚在一個點上，也就是杜甫。

02

那么如果離開宋代這個歷史背景，從整個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杜甫被尊為“詩圣”，原因何在？

杜甫終身不在其位，但他始終關注社會，尤其是關懷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杜甫希望老百姓能夠吃上飯，能夠住上房子，最典范的作品就是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他希望有千萬座在風雨中毫不動搖的房子，讓天下的窮人住在里面。窮苦的讀書人就是窮苦百姓的一部分，更何況杜甫還寫過《寄柏學士林居》：“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蒼生”毫無疑問是指百姓吧！杜詩中提出來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各使蒼生有環堵”，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的關于安居房的概念，這是杜甫的一個理想。

杜甫對儒學還有發展和補充。儒家提出的仁愛之心，它的主要思考對象是人類，主要關注對象是人類，沒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卻從人延伸到其他生命，他對于動物，對于植物，對于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有關愛之心。杜詩說：“白魚困密網，黃鳥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 白魚、黃鳥都是很小的動物，它們的命運有的是通，有的是塞，杜甫對它們都產生了關愛之心。

正由于杜甫服膺儒家的理念，所以他具有儒家所推崇的崇高人格。用孟子的話說，就是“大丈夫”精神，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每當國家處于禍患的時候，這種精神就特別重要，我們來看一看杜甫在“安史之亂”中的表現。當時杜甫被安史叛軍俘虜了，關押在長安。安史叛軍攻破長安是突然之間的事情，所以唐朝的很多官員都被俘虜了，上自宰相陳希夷，下到駙馬張垍，都接受了安祿山的偽職。那么多臣子被安祿山俘虜，關在洛陽、長安，只有杜甫一個人冒著生命危險，從長安城里逃出去，逃到唐肅宗臨時政府所在地鳳翔，穿過戰場，九死一生，這是民族氣節。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在國家危亡的時候，杜甫忠心可鑒。杜甫具有崇高的人格精神，達到了崇高的人格境界。

杜甫的一生基本上是一個布衣，他自己說得很清楚，“杜陵有布衣”，又說“少陵野老吞聲哭”。杜甫做過官，但是官位很低，時間也不長，他大部分時間是在民間，是一個普通百姓。一個普通人能不能在人格境界上超凡入圣？杜甫的人生實踐給了我們一個肯定的回答。儒家本來就認為普通人都能夠成為圣人，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為什么普通人都可以成圣？關鍵是人皆有向善之心，只要有向善的信念，再好好地培育它，好好地發展它，最后都可以達到圣賢境界。明代大儒王陽明的一個學生對王陽明說，我今天看到街上的人都像圣人，王陽明說這是正常的事情。后來相傳王陽明說“滿街人都是圣人”。但是圣人畢竟是一個很高的標準，若是追問一下，滿街人中哪一個人是圣人？大家會覺得很難找到，因為大家都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找出一個典范，他就是杜甫。杜甫真是普通百姓中冒出來的一個圣人，這一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03

除了“詩圣”以外，后人還奉獻給杜甫另一頂桂冠：杜詩被稱為“詩史”。稱杜詩為“詩史”的說法很早，在晚唐就有了，五代人孟棨在《本事詩》中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這個“當時”也許指杜甫生前，也許指其身后，但肯定是在五代之前。

何謂“詩史”？最簡明的定義就是用詩歌寫的一代歷史。

“安史之亂”前后的十年，是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大轉折時代，這十年對大唐帝國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資治通鑒》第217卷記載了兩個人口統計數字：天寶十三載，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的前一年，大唐帝國的總人口是5288萬；十年以后，到了廣德二年“安史之亂”基本平定的時候，全國人口只剩下1690萬。短短的十年之間，大唐帝國的總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的人口消失了。

歷史上凡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人口數字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一定是老百姓遭受了深重的災難，要不怎么可能？《資治通鑒》雖然記載了這一組數字，但是它們只是兩個冷冰冰的數字，沒有細節，沒有過程。如此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其具體過程如何？這樣的滄桑巨變對于百姓造成的心理創傷是什么？史書不回答，也不記載。我們怎樣才能知道？要讀杜詩，只有杜詩全景式地展示了那一場天翻地覆的大事變，以及它給百姓造成的深重災害和心靈創傷。

杜甫晚年有一首《白馬》，其中有兩句話非常沉痛：“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一般來說，人們常態的死亡方式，或是壽終正寢，或是病死。但是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人們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死亡。大唐帝國的老百姓有三分之二死于短短的十年間，其具體過程如何？請大家去讀《三吏》《三別》，讀《北征》《彭衙行》，那些作品真切地反映了“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的災難和痛苦。

更重要的是，歷史是強調客觀的，歷史記載一般是不滲入感情的；而杜詩卻是抒情詩，杜詩寫“安史之亂”的十年過程，其重點是社會的疾風暴雨在他內心所引起的情感波瀾，正因如此，杜詩風格沉郁頓挫。沉郁頓挫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其情感格外深厚、濃烈。

清人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說得很好：“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杜甫的詩當然是寫他個人的性情，但是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三朝的大事，都濃縮、凝聚在里面。杜詩不僅僅是記錄歷史，它還有價值判斷，有具體感受在里面。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記載孔子自述《春秋》的話：“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杜詩像《春秋》一樣，通過敘述歷史，進行褒貶，從而為后人提供了教訓和經驗。

我們為什么要有歷史？我們為什么投入精力來研究歷史、來講述歷史？其實研究歷史都是為了當今，甚至是為了未來，因為歷史是我們走過的路，不但包含著經驗教訓，而且預示著將來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杜詩是我們認識民族歷史，看清未來道路的絕佳讀本。清人趙翼在評價元好問詩的時候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其實這兩句話評元好問的詩不太確切，把它借來評杜詩更加貼切。在滄桑巨變的過程中間產生出來的杜詩，具有特別深遠的意義和價值。

04

杜甫的意義既然如此重大，那么他的人格以及他的作品對后代的影響到底如何？

我們舉兩個最有名的杜詩讀者為例。

先看文天祥。文天祥是宋代的民族英雄，在南宋政權滅亡以后仍誓死不降，在元大都的牢獄里被關了兩年半才英勇就義。當時南宋政權一寸領土都沒有了，早已改朝換代了，文天祥還在堅持民族氣節，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撐著他堅持到最后？文天祥在《正氣歌》中說得清楚：“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是古人的道德光輝照亮了他的面容，當然也照亮了他的心靈。

我們來看看照亮文天祥的古人道德是什么。第一當然是儒學，是孔孟之道，因為儒家主張愛國，堅持民族大義。文天祥就義以后，人們在他的衣帶上發現了一段銘文：“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讀圣賢書學習什么？就是學孔子所說的“殺身成仁”，學孟子所說的“舍生取義”。可見儒家精神是文天祥的精神來源之一。

此外文天祥還有一個精神來源，就是杜詩。文天祥在燕京獄中寫了兩百首《集杜詩》，“集杜詩”就是從杜甫的詩中把一些單獨的句子抽出來，重新組裝成新的作品。這兩百首《集杜詩》，文天祥在前面寫了一首序，說他寫《集杜詩》的感受：“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之詩也……余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于此矣。” 可見杜詩所蘊含的精神力量，對于文天祥堅持民族氣節起到了啟迪引領的典范作用。

試舉一例：文天祥《集杜詩》的第一百四十三首，內容是懷念妻子：“結發為妻子，倉皇避亂兵。生離與死別，回首淚縱橫。”這四句詩分別來自杜甫的《新婚別》《破船》《贈別賀蘭銛》《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文天祥從這些不同的杜詩中把它們抽出來，合成一首新的詩，非常生動、準確地抒發了他彼時彼刻的真實心態。

文天祥的例子絕不是孤證，每當中華民族遭受災難的時代，杜詩的意義就凸顯出來了。我讀過馮至先生寫的回憶錄，也聽導師程千帆先生說過，抗日戰爭時期好多文化人流落到昆明、重慶、成都，經歷了八年抗戰以后，日本投降的消息突然傳到大后方，馮至先生、程千帆先生那一輩學人，喜出望外，悲喜交加，當時他們共同的行為是什么？就是背誦杜詩，背誦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此時此刻，只有杜詩才能更準確、更生動地表達大家的心聲，表達大家共同的感受。

那么在和平時代，杜詩是不是也有重要的意義？

我們看另外一個讀者，大名鼎鼎的蘇軾。蘇軾有一次寫書法作品，就寫了杜甫的《屏跡》， 并在后面加上一段跋：“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谷麥，起于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為盜，被盜者為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之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杜甫的《屏跡》作于成都草堂，“屏跡”就是隱居的意思。當時杜甫經過顛沛流離后總算暫得安居，詩中表達了詩人對質樸安寧的農村生活極為喜愛，對此，棲身黃州東坡的蘇軾深有體會。他用詼諧的口吻說：各類莊稼最早都起源于神農、后稷，是神農跟后稷發明的，但是今天家家都種，農民收獲了糧食，放在倉庫里，假如你沒得到主人的同意就去拿，人家說你是偷盜，被盜的農民就是失主。但是考察莊稼的最早源頭，都是神農和后稷發明的呀！

同樣的道理，《屏跡》詩的每一句都是我的生活的實錄，它就是東坡居士的詩，杜甫怎能禁止我占有它呢？這段話說得很風趣，它說明杜詩引起了蘇軾的深刻共鳴，杜甫安于清貧、喜愛質樸生活的人生態度得到蘇軾的高度認同。所以杜詩對于和平時代的普通讀者也有重要意義，他寫出了廣大讀者心中的所知所感，我們讀了以后，仿佛杜詩就是為我們而寫的。

上面兩個例子，一個文天祥，一個蘇軾，一個是在國家亂離的時候讀杜詩，一個是在和平的年代讀杜詩，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覺得杜詩寫的就是他們心中想說的話。對于我們普通的讀者，杜詩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我讀杜詩的一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是幫我們每一個普通老百姓寫詩，他就是我們普通百姓中的一員。杜詩屬于全體中國人民，是我們共同的精神財富。杜甫從來沒有遠去，他永遠存活在我們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