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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個文本好像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那里，現代電影批評就是要揭發這一點，它拒絕移情，拒絕在感情的迷失中被裹挾。 寫在前面 各位讀者朋友大家好。 “文學的【某種】可能”是我們推出的全新文化版塊，其中“某種”包括了與文學相關的一切內涵，當文學經典與電影、音樂、戲劇、繪畫等藝術形式相遇時，會碰撞出怎樣的奇妙體驗呢？  這期我們特別邀請到了著名影評人王小魯老師，就“電影文學”這一廣受歡迎的文學體裁進行深度的文化探討，希望熱愛電影，熱愛閱讀的朋友們在這里聽歌聊電影，靜享一段開心的時光。 被文本淹沒或成全的生活 文 | 王小魯 ? □ 本文的寫作是由蕭耳女士新著《錦灰堆 美人計》所促成的。這是一本關于閱讀和觀影的文化隨筆，主要是她的電影言說的部分，成為我的觀察對象。 我覺得作者以她的寫作實踐，明示了電影的一個去處，也給予我思考的機會。所以這里說的文本不僅僅是文字性的，按照現代電影理論，一部電影也是一個文本。  蕭耳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錦灰堆 美人計》是一本香艷之書，這么說，并非泛泛而談，這個詞的背后自有其政治的光譜。這與8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時代精神有關，也與中國90年代末期以來，網絡文化所促進的自由文化有聯系。 書中有對于個體生命意志圖景的贊頌，也顯示著對個體欲望合法化的肯定，這其實承續了80年代人性解放運動的宗旨。有趣的是，它充滿了酷兒文化的細節——這些細節往往是從電影文本當中摘引和延伸的。 其實電影本身是富有情色趣味的，哪怕最肅殺的政治年代，電影也是欲望的投射物，這一點在今天已經不需要再去證明了。  書中所展示的電影隨筆的寫作，與今天一般意義上的電影批評不同。我見證過這種文本形式的誕生，它誕生于1999年前后盜版DVD興起之后。那些外國電影一度成為中國知識者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都曾躬逢其盛。 我記得當時的散文年選上，忽然出現了很多以此為寫作對象的隨筆，形成一時的新潮。它們借助于國外影片所提供的材料，通過對電影情節的重述和回味，來拓展感性經驗，建立新的生活觀。這深刻且廣泛的影響，應該被重視，它足以構成一部博士論文的主題。  電影 《悲傷草原》 我上面說的那些文章，多是由作家而非電影學者所承擔，蕭耳似乎屬于這一脈絡，或者說承續了那個小型電影文化運動的精神。我發現這類寫作，有一個相對統一的特點，它充分享受了電影敘事和修辭所給予的情感效果。（蕭耳說她每次看安哲羅普洛斯的《悲傷草原》都會落淚。） 它主要是認同，而非質疑了電影人的故事講述，而且，它往往將電影作為一種知識的工具——不是關于電影史的知識，而是經常將電影敘事內部所傳達的事物，當作理所當然的知識接受了下來。  安哲羅普洛斯:如可以選擇 我愿死在電影拍攝中 這個不同就很明顯。它和學院派的批評方法之間應該互相否定，還是互為補充？一部電影僅僅提供娛樂和藝術的情景，還是可以把它們當作歷史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尤其是最近幾年實體社會被新技術強烈重塑之后，我們的判斷也會與以往不同，現在的我們也許會說：那顯然是歷史的一部分，不過更多是個體感性經驗的歷史，對于個體的生存而言，這比標榜客觀性寫作的古代史的地位更為重要。  我和蕭耳，以及學者李云雷、作家付秀瑩在中關村的言幾又書店做過一個對話。期間放映了三部影片的片段，讓我們分別點評，我覺得那正好顯示了觀閱方法的差異。 其中一個片段是奧利佛·斯通的《亞歷山大大帝》（2004年），蕭耳女士喜歡古希臘史，在書中，她通過很多文本——不僅是電影，也有小說、史詩，來講述和分析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尤其是他與同性伴侶赫菲斯提昂的故事。  電影《亞歷山大大帝》 如果我們說她將這些文本看作了歷史的本身，當然是誅心之論，我想所有人都會知道這些文本乃是對歷史的再敘述，只是她愿意在前人的敘述之上繼續敘述，或者以自己流暢香艷的文筆，將別人的材料編織進自己的文本，傳達自己的精神與趣味，因此，她借助于別人的文本起飛，而不是走到文本背后，去把文本拆解掉，這其實是一種潛在的文化態度。 當下電影批評包括一部分普通影評往往以現代電影理論為工具，它的一個特點就是反對文本。一個文本好像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那里，現代電影批評就是要揭發這一點，它拒絕移情，拒絕在感情的迷失中被裹挾。 它的責任是剖析文本形成的歷史，指出文本效果背后的人為痕跡，指出意義是如何被具有特殊性的個人、集體構建出來的。  《亞歷山大大帝》電影片段 就以《亞歷山大大帝》為例。它講述亞歷山大大帝征伐波斯的事件，古波斯的版圖，包括現在的伊朗和伊拉克，而本片拍攝的年代恰好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后不久。 現代電影批評特別注重身份的問題：導演奧利佛·斯通是一個美國白人。一個美國人，講述代表西方政治價值源泉的古希臘國家去征討伊拉克的前身——波斯的故事？單是這一點，批評者往往就認為它已經決定了故事的講法。也就是說，這里面展現的歷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制造”出來的。  《亞歷山大大帝》電影片段 以上所說乃是一種思路，其實奧利佛·斯通是一個帶有強烈自我批判精神的導演，而他在本片中對希臘征伐波斯的理由也有所保留，但他總體上是使用希臘人的視角來敘述。 視角決定了觀眾的認同，它顯然將希臘置于一個非常有利的電影位置。當天放映的那段十分鐘視頻，乃是由出版社編輯隨機挑選的，從亞歷山大做戰前的動員那部分開始。 亞歷山大仿佛認識所有的士兵，知道士兵或者他們父輩的光榮史，而士兵也帶著自豪感與亞歷山大大帝平等對話，這顯然是在說明這場戰爭所具有的合法性：這是一場具有廣泛民意參與的國家行動。  《亞歷山大大帝》觀影現場 而亞歷山大大帝也在演講中將波斯大流士的軍隊描述為奴隸之師，大流士的表情呆滯，導演還讓一只蒼蠅嗡嗡叫著，分散了一位士兵的注意力，這個細節在幫助消解波斯軍隊的權威性。 而沿著亞歷山大的視線方向，一只老鷹騰空而起，掠過波斯軍隊上方，那老鷹可以說是亞歷山大視線的延伸，而我們知道美國的國家象征就是老鷹。 我們由此可以感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文本并非理所當然，而是充滿了需要被揭示的意識形態陰謀。  《亞歷山大大帝》導演 奧利佛·斯通 以上試圖描繪兩種不同的電影接受方式。后一種分析看起來和過去我們熟悉的政治批判類似，但它其實更為中性，反對文本其實只是反對其中的理所當然性。 在中國電影生產關系復雜、規訓力量雜多的格局下，這種富有懷疑主義精神的做法也有合理性。但這顯然不是唯一處理電影的方法，我們的懷疑主義是否也可以被懷疑？如上文所述，當電影將希臘一方置于更優越的電影位置的時候，是否也因為希臘更應該被肯定？ 也許我們都曾經有過一種令人傷心的發現，就是在文本接受的過程中，會發生“質疑卻強化”的認知過程。 我們質疑一個文本，它卻加倍地進入了我們的感性經驗，令接受者難以忘懷，成為我們自身的一部分。這是失去控制的文本，它的力量超過了我們的想象。 作家蕭耳 而在蕭耳的寫作傾向里，她傾向于去選擇自己所認可的文本，并愿意被感動，這是另外一種和電影建立關系的方式。 導演將文本制作出來，正是希望與你分享他的視點，你在觀賞的過程中與敘事者以及電影角色合二為一，選擇被電影引領——類似于早期理論家們所說的“難以置信的自愿擱置”。 而電影正是一種“混淆”的藝術，它致力于混淆，這是它的主要的傳意釋意機制，觀眾與虛擬角色認同、合一。類似于電影《銀翼殺手2049》里虛擬美女借助于真實女郎的肉體，然后具有了真實的性愛功能一樣，在電影院里，一個真實的人體要借助于虛擬角色的行動，來獲得自由。 電影《銀翼殺手2049》 而就當下而言，“混淆”文化進一步成了當下社會的重要特征，所謂“虛擬、真實之邊界的消失僅一步之遙”的時代，文本經驗和現實經驗在交叉、模糊，電影里的一個事件和大街上的某個事件，在我們的感性經驗里具有同等的地位，或者說越來越具有同等的地位。 真實和虛擬在融合，融合在科技新人的靈魂里，如果不涉及巨大的壓迫和災難，不打擾法律和人們的道德感，這種融合又有何不妥之處？我們似乎找不到有力的反對理由。 ...... 未完 期待下期 “文學的【某種】可能”
順便來聊聊 你想我們邀請到哪些作家/藝術家/攝影師.....？ 想看什么內容？想他們以什么形式來和你們暢聊，共同探討？ 只要你腦洞夠大， 說不定哪天就以你方式呈現~ /請在評論下有趣作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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