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學習了毛澤東同志所著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策略》這篇文章，讀后使我更加明白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將要滅亡中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同志和我黨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它的重要性。因為，它是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的重要保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解放那些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和蹂躪的人民。 毛主席的這篇文章寫于1935年，當時正值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中國，中華民族處于生死攸關的危難時刻。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由于日本帝國主義者公開加緊獨立和滅亡中國的武裝入侵，引起了中國社會矛盾和階級關系的重大變化，抗日的高潮迅速在全國興起，政治形勢發生了有利于革命方面的重大變化。但是，國民黨蔣介石卻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外妥協投降，對內則殘酷鎮壓如風起云涌般興起的各界民眾的抗日高潮，并加緊對我革命根據地進行反革命“圍剿”，此舉激起了全國人民包括國民黨內部分愛國人士的強烈反對。此外，1932年“一．二八”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1933年抗日復興運動的興起以及1935年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的爆發都充分說明了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為了推動我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勝利發展，毛澤東同志等中國共產黨人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決定對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作出適時的調整和轉變，迅速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全國一切致力于抗日的愛國人士聚集在抗日救國的大旗之下，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打擊敢于入侵的日本侵略者。但是，在當時，就全黨來說，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必須要經歷一個曲折的發展歷程，這是因為，在當時，我們不但要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進行堅決的斗爭，而且還要同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 在當時，黨內有些人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的工人農民聯合起來抗日，在他們看來，只有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農民才是抗日最堅決的中堅力量。是的，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當然都是抗日的，而且他們還都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同樣，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也是要抗日的，他們同工人農民一樣，和帝國主義有著勢不兩立的仇恨，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反動勢力曾經給了他們以重大的損害，使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陷于失業、破產或半破產的境地，現在眼看又要被淪為亡國奴了，除了反抗，當然沒有別的出路。當然，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有它的兩面性，在歷史上，他們曾參加過革命，但是后來又反對革命。當時，中日矛盾已經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且民族危機日益加重，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目前形勢的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認識和處理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再一次提到了我們黨的議事日程上來。因為，它是關系到黨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的一個重大問題。對此，在本文中毛澤東同志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了深刻的剖析，特別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進行了具體的闡述，以此說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毛澤東同志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個階級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隨后又為這個革命的火焰所嚇壞，站到人民的敵人即蔣介石集團那一方面去了。問題是在今天的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為是有這種可能性的。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著……（所以）我們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今天的當局下，有起變化的可能性。”其實，事實也正是這樣，在當時，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排擠；另一方面，又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他們是即不喜歡帝國主義，同時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政治上最顯著的特點是始終在革命和妥協之間搖擺著。這也正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正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敢于欺侮他們，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不喜歡帝國主義的特點……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容易拿某種臨時的賄賂為釣餌將他們拉了過去，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對于革命的不徹底性。”雖然如此，但當階級矛盾上升為國家矛盾，在國家面臨深重災難的情況下，爭取民族資產階級起來抗日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還是大有希望的。因為，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經濟入侵，給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很大損害，使他們中間很多人陷于失業、破產或半破產的境地。因此，他們對帝國主義者也是懷有滿腔仇恨，要求抗戰的呼聲和參加抗戰的積極性也很高。因此，將民族資產階級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來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外，毛澤東同志還用大量的事實闡明了“敵人的營壘是會發生破裂的”這樣一個著名的論斷。毛澤東同志指出，地主階級的營壘并不是統一的和固定不變的，而是可以分裂和變化的。在國民黨統治集團中，既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又有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的代表。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這一集團中也一定會分化出一部分人來，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成為我們的朋友。這一切并不是憑空而論，而是有事實為依據的。如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馬占山在東北的抗日行動；國民黨二十六軍在寧都的起義；蔡廷鍇等領導的十九路軍同紅軍訂立抗日反蔣同盟；馮玉祥在察哈爾同共產黨合作等，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同時，所有這些還充分說明了在國難深重，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最先從敵人營壘中分化出來的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亡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破裂的。這種破裂，表現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表現于馮玉祥、蔡廷鍇、馬占山等風頭一時的抗日人物。這種情況，基本地說來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的不平衡，增大了這種破裂的可能性。”因此說，承不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能夠從敵人的營壘中分裂出來成為我們的朋友，這實際上是要不要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重大問題。所以，我們講無產階級政黨在實現了對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之后，民族資產階級就成了我們要首先爭取的對象。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如果我們否認民族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有動搖及參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減輕了我們黨對爭取領導權的任務。”可以說所有這一切，無可爭辯地說明，無論從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還是歷史的變化方面來說，我黨同民族資產階級重新結成統一戰線的策略和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不僅如此，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同志還進一步分析了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毛澤東同志指出，敵人的營壘是會發生破裂的，這不僅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可能從敵人的營壘中分裂出來，而且是指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稱霸中國的情況下，買辦資產階級內部也會發生分裂變化。學過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國是一個被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共同爭奪瓜分的半殖民地國家，由此決定了在中國的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內部也會分裂出不同的派系和集團。他們共同組成一個賣國營壘，勾結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殘酷剝削和壓迫中國人民。因此，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由于他們投靠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做后臺，在不同的主子的支持下，便會互相爭奪，充滿著復雜的矛盾和斗爭。特別是當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變中國為它的獨占殖民地，從而威脅著其它帝國主義特別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時，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可能根據其主子的旨意，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發生明爭暗斗。大家可能都看過《西安事變》這部電影吧，當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出于抗日救國的赤誠之心把蔣介石捉起來，逼迫他抗日之時，中共中央從抗日的大局出發，審時度勢，派出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同張、楊二位將軍及宋美齡、宋子文等商談，力主放蔣回南京，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談判中宋美齡、宋子文等國民黨內部的親英美派的人士一再表示擁護中共中央及全國民眾的抗日主張，并表示一定要勸說蔣介石起來抗日。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在中國的地主買辦階級內部對于是否抗日這個重大問題也不都是鐵板一塊，一層不變的。某些人（如宋氏兄妹這樣的親美派人士）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也會起來抗日的。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種又痛又癢”的矛盾，我們無產階級在其斗爭過程中，必須善于利用敵人這種“缺口”和矛盾，暫時也和一部分大資產階級建立起同盟關系，以集中力量反對當前最主要的敵人。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敵人之用。” 在當時，基于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為必要，否則，就我黨當時自己的力量而言，要想打敗日本鬼子，也是“孤掌難鳴”。因為，就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而言，就注定了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長期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要想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就有必要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此，毛澤東同志指出“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革命的勝利總是從那些反革命勢力比較薄弱的地方首先開始，首先發展，首先勝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勢力雄厚的地方，革命還是沒有起來，或者發展得很慢，這是中國革命在過去長時期內已經遇到的情形。”是啊，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后期，中國雖然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正在到來，但是國內外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是大于革命的力量，革命發展不平衡狀態轉變到大體平衡的狀態，還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花費很大的力氣，這就必須依靠黨的策略和路線的正確。對此，毛澤東同志特別提醒全黨同志務必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必須懂得在新的形勢下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只有經過長期艱苦耐心的發動和組織群眾工作，才能逐步發展和壯大革命陣營的力量。因為中國革命有著它自身所特別的歷史特點，所以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只有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才能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是如此，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把這個階級關系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 可是，有的人卻看不到這一點，認為只有共產黨才是抗日最堅決的，而其他各階級對于抗擊日本侵略者并不是很積極，很堅決，認為搞統一戰線無此必要，如果你要是這樣想，那可就是大錯而特錯了，這種人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卻沒有看到問題的另一個方面，說白了也就如井底之蛙，只看到了井口那么大的天，或者是鼠目寸光，只看到了眼巴前那么點東西。換句話說是只看到了我黨本身的力量，而看不到全國各階層四萬萬民眾所蘊藏的巨大力量。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蛤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因此說，只有把包括中國各階層人士在內的四萬萬同胞全都動員起來，那么我們抗日的高潮將如汪洋大海，必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日本侵略者趕出我們的國土。 再有，經過舉世矚目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我們不僅勝利地到達了陜北，并在那里建立了抗日大本營，而且經過這二萬五千里的長途跋涉，我們還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使之生根、開花、結果。為日后我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是啊，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創造這樣的人間奇跡。因為“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潭里去。” 現在，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我們已經在中國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營，且我們黨又有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那么，此時團結全國各界民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機已經成熟，只要把全國四萬萬同胞聚集到抗日救國這桿大旗下，那么，抗戰的一天就會早日到來，這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革命的陣勢，是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由不平衡狀態逐漸轉變到某種平衡狀態……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是啊，不管你以往如何如何，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只要你能挺身而出，拿起槍來與日本鬼子血戰疆場，那么你就是一名愛國者，一名抗日英雄。 在本文中，毛澤東同志還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些政策和策略方面的問題作了科學的闡述。首先，毛澤東同志指出了黨在現階段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這是當前黨的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因為，“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是啊，革命形勢的發展，國家危亡的到來，決定著我們黨必須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更多的人團結在抗日救國的大旗下，從而收復失地。但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也一定要制定出與之相適應的政策和策略，只有如此，才能使民族統一戰線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因為在過去，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則可能要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這樣，在我們的革命陣營中將會有多種成分存在，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而現在則“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這樣，我們這個統一戰線陣營中的成分將更加“復雜”，為此有人擔心，如果讓這些人加入革命陣營，不危險嗎？對此，毛澤東同志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回答，他指出“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雖然也住在中國的土地上，可是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的利益是同多數人的利益相突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有沖突的。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如果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那么，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就有了共同的利害關系……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贊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各階層人民利益的。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階級。”“同時容納其他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階級。”“讓這些人參加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不危險嗎？不危險的。（因為）工人農民是這個共和國的基本群眾。我們的綱領的重要部分應當保護工農基本群眾的利益。工農基本群眾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占大多數，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領導和活動，都保證了他們進來不危險。”所有這些充分說明，從抗日的大局出發，我們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要保持這個抗日民主政府以及未來的抗日軍隊中的絕對領導權。只有如此，才能防止一些混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的地主買辦階級分子的破壞搗亂，保證統一戰線工作的順利開展。另外，鑒于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毛澤東同志還特別強調了我們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還必須要堅持“批評同盟者，揭露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方針，不斷加強黨和紅軍的力量，使之在未來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軍隊中“成為堅強的臺柱子”，是啊，要想在聯合陣線中站穩腳跟，就必須要有自己強大的軍隊做后盾，同時還要與那些破壞統一戰線的人做斗爭，只有這樣才能保持自己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成為統一戰線中的中堅力量。否則，我們又將重演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那個時候，由于黨內機會主義者不重視和擴大自己的革命武裝，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其結果是帝國主義者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使用各種手段，把蔣介石和汪精衛拉了過去，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陷于失敗。那個時候的革命統一戰線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堅強的革命隊伍，一打起仗來，共產黨人只得孤軍作戰，無力抵抗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的各個擊破策略。再加上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黨內機會主義者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一再退讓，結果招致大革命的失敗。在當時，可以說是共產黨人被蔣介石屠殺得是血流成河，這就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所招致的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而今天，情況則大有不同，我們黨已經接受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批判了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和堅強的紅軍，并且有了紅軍自己的根據地。這樣，共產黨和紅軍不但現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也必定是這個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的堅強的臺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使用的拆臺政策，不能達到最后的目的”。是啊，只有自身強大起來了，才能在統一戰線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而且還有了穩固的紅軍根據地，且這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是由中國共產黨首先倡導和發起的，那么，它必將在其中發揮其更大的作用，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這樣，這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就是想破壞這已經形成起來的統一戰線，也是癡心妄想。因為“只要共產黨和紅軍本身是存在的、發展的，那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然也會是存在的，發展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 除此之外，在本文中，毛澤東同志還提到了國際援助的問題。他首先提到了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斗爭中，必須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因為我們堅信“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他又同時指出“我們同時也必須盡力爭取國際援助。這是因為“國際援助對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因而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凡義戰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義戰都是應該使之轉變為義戰的，這就是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啊，凡是反帝反法西斯的戰爭都是正義的戰爭，要想在這個世界上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和法西斯，所有反法西斯的國家就應該互相支持，互相幫助，最終達到在這個世界上徹底消滅法西斯，使全世界所有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從此能夠過上好日子。為此，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應該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共同攜起手來消滅一切非正義的力量。 在建立統一戰線這個問題上，當時在黨內也曾存在著不同的認識，特別是黨內那些教條主義者，他們在觀察問題，制定路線和策略上都不是從客觀實際出發，而只是從主觀現象和本本主義出發，把馬列著作中的原文當作信條，認為只有“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這是一種典型的教條主義表現，在這些人看來，搞統一戰線，馬恩列斯沒提過，沒講過，馬列經典著作上沒寫過，這地主資產階級的陣營始終是終一和不變的，民族資產階級永遠反對革命；他們否認革命形勢和階級力量對比上存在著敵強我弱的特點，否認革命發展道路的曲折性和長期性，否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只想單槍匹馬地在小圈子里打轉轉，幻想著革命營壘應該是純而又純，革命的道路應該是筆直又筆直。孰不知，這是一種呆板的、凝固的、僵死的和形而上學的觀點，是一種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對此，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困難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是啊，要想把日寇從我們的國土上趕出去，就必須要團結包括各個階層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把他們統一到抗日救國的旗幟下，大家同仇敵愾，槍口一致對外，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消滅日本侵略者，把他們趕出中國。而只想依靠自己本身那點力量是根本達不到目的的；這不僅是在抗戰時期，在今天我們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和平時期也是如此，為了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不僅要敞開國門，引進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而且還要廣泛團結海內外所有有著愛國之心的炎黃子孫，讓他們為我國的現代化獻計出力。只有團結的人越多，我們的事業才能發展得更快，才能更加興旺發達。 總而言之，通過學習毛主席所著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篇文章，使我更加認識到了這是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所作出的重要舉措，又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一個及其重要的問題——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運用、體現和發展。它的產生不僅標志著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的馬克思主義策略路線的形成，而且標志著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已經成為我黨觀察和處理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根本指導思想。它不僅有力地促進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蓬勃發展，而且為我黨勝利地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的抗日戰爭，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可靠保證。它不僅在昨天，在今天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也仍然具有不可磨滅的現實意義。 2005年1月2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