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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譯：在上的統(tǒng)治者以申不害、韓非子的法家統(tǒng)治思想為用的，那么在下的民眾就會用佛家、老莊道家的“叛教無為”的心態(tài)來逃避、應(yīng)對。 申韓：申不害和韓非子代表的法家；佛：佛陀代表的佛家；老：老子代表的道家； 王夫之痛恨法家、佛家和道家這段話的作者是王夫之，王夫之（1619年－1692年），晚年隱居于形狀如頑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遺民，學者遂稱船山先生。湖廣衡陽縣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明末清初大儒。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 這段話出自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梁武帝卷十七》，現(xiàn)摘錄一些主要觀點如下： 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異，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 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yīng)也，應(yīng)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疆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異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為必無以應(yīng)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玄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汩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fā)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 在《《讀通鑒論》梁武帝卷十七》里面，我們大概能總結(jié)出一些王夫之的觀點：
王夫之的觀點僅為“一家之見”王夫子確實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其反對程朱理學禁錮思想的“存天理，滅人欲”主張，其提倡的均天下、反專制、愛國理想都是值得提倡和發(fā)揚的。但是他針對梁武帝崇尚佛教導致亡國的歷史，進而得出佛老、法家都是天下大害的思想，則流于片面和夸大其詞。 中國的文人、政治家都習慣撰寫氣勢恢宏的策論文章，如蘇軾的《過秦論》、蘇洵的《六國論》都是其中的精品，但古代的策論為了烘托主題、感染讀者（帝王），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過度拔高一方和過度貶低一方的境地，最后結(jié)果是只有自己所說的才是真理，別人說的的都不成立。往往陷入“強辯”、“強詞奪理”的地步，甚至片面的將對自己有利的事實加以發(fā)揮，而無視其不客觀、無邏輯的一面。 這些文人習俗和流弊，演變到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則變成了徒逞口舌之利、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辯論賽，演講比賽，以及網(wǎng)絡(luò)媒體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以西方政壇的選舉為例，就能觀察到這一類光說不練的現(xiàn)象，帶來的結(jié)果是只要說得漂亮、堂皇，就成為了正確的結(jié)論，就成為了”真理“，相應(yīng)的民眾則被其蠱惑，從而不做獨立的思考和合理的判斷。 閑話不扯，從王夫之的文章我們也可以看出來，他觀察到了很多國家治理失敗的現(xiàn)象，但是并沒有認證分析和論證，而是輕率的得出了結(jié)論，從而用自己的一家之言，誤導了不少讀者和觀眾。 王夫之痛斥了哪些人在文章中王夫之痛斥了不少歷史名人，我們就來看看都有哪些人，他們的主要主張和經(jīng)典言論是什么。 故朱異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 朱異（483年－549年2月16日），表字彥和，中國南朝梁時代大臣，他在梁武帝老年頗受信任。史家批評他貪腐奸詐，是梁朝衰落的原因之一。司馬光批評他“文華敏洽，曲營世譽”；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臨川鹽阜嶺（今江西省撫州市東鄉(xiāng)縣）人，北宋慶歷二年壬午科進士第四名。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革新派領(lǐng)袖； 張商英（1043年－1122年），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宋朝新津（今四川省新津縣）人。著有《護法論》一卷，本書駁斥韓愈、歐陽修等人對佛教的觀點。 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 張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號太岳，又稱張江陵，湖廣江陵（今屬湖北江陵）人，祖籍安徽鳳陽，明代政治家、改革家，萬歷初年，官至吏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為內(nèi)閣首輔。任內(nèi)推行一條鞭法與考成法，改革賦稅與官吏升遷制度。 王畿 （1498—1583），中國明代思想家。字汝中，號龍溪，學者稱龍溪先生。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師事王守仁。為王門七派中“浙中派”創(chuàng)始人。主張從先天心體上立根，不注重“致良知”功夫，謂任心之自然流行，即可脫離生死，將守仁良知之說引向禪學。 李贄（1527～1602），漢族，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員、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李贄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nóng)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 其中 法家代表：王安石、張居正 ； 佛家代表：朱異、張商英； 道家、陽明心學代表：王畿、李贄； 可見王船山是以以上六人作為批判典型的。 本質(zhì)是“有為”與“無為”之爭王船山之所以反感以上幾人為代表的政治家、學者，是其內(nèi)在的“禮樂教化”儒家思想的反應(yīng)。儒家一貫反對法家的酷刑峻法，認為酷刑峻法只會激起人民的反抗統(tǒng)治，而提倡禮樂教化，希望從思想上改造人民、教育人民，所以他對于張居正、王安石堅持用嚴格的行政考核手段來執(zhí)行政策是不以為然的，甚至得出“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疆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這樣的觀點。 將“依法治國”等同于酷吏統(tǒng)治，甚至認為漢朝之亡是由于酷吏統(tǒng)治，這是典型的是非不分。我們也可以反問王夫之，歷史上哪朝哪代能完全拋棄法律法規(guī)，全部由禮樂教化而讓人民安居樂道、生活幸福的？相反，失去了法律作為行為約束的強大力量，恐怕人性中惡的一面會更肆無忌憚的釋放出來。 此外，王船山將“無為而治”等同于“放任自流”，也是對道家思想的一種歪曲，首先道家思想中的“無為而治”和佛家思想中的“清凈涅磐”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王船山簡單的將“崇佛崇道”等同于“無為而治”就又是一個錯誤。實際上，從佛教的觀點來看，梁武帝的崇佛崇道恰恰是不符合佛家哲學思想的。 現(xiàn)將《五燈會元》中一段話，摘錄如下： （梁武帝）帝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jīng)，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并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钡墼唬骸叭绾问钦婀Φ?”祖曰：“凈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钡塾謫枺骸叭绾问鞘ブB第一義?”祖曰：“廓然無圣”。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lǐng)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 簡單而論，梁武帝的建廟、抄經(jīng)、度僧在智者達摩的眼中，只不過是用世俗的手段去求取世俗的名譽而已，和古代帝王煉丹作法、求仙問道其實并沒有區(qū)別。說來說去，只是一種高級的“自私自利”罷了，所以達摩批評梁武帝沒有功德。 再說回來道家的“無為而治”，道家所提倡的無為而治不等于不作為，也不等于空談玄學，而是認識到自然規(guī)律之后，順應(yīng)自然規(guī)律的發(fā)展而適度作為，其反對的正是孔子所提倡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觀點。 我們現(xiàn)代人能夠認識客觀規(guī)律、理解客觀規(guī)律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作為轉(zhuǎn)移，希望大家不要和船山先生一樣，片面而不客觀的評價佛家、道家和法家。 因為即使是儒家的思想中，也是講究“中庸”之道的，何為中庸？ 以中為用，不偏不倚，凡事從情理上下功夫，是中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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