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總結，艾希曼庭審中語言連貫上的無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說缺乏換位思考的能力之間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絕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滿仇恨也不癲狂，也沒有無盡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體現了納粹罪惡本身的無個性化性質（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個封閉體制內、由病態的暴徒實施、目標旨在消滅受害者的人格個性。納粹成功翻轉了他頭腦中的合法秩序，把謬誤與惡意變成一個新式“正義”的基礎。在第三帝國，人們對罪惡已經麻木，認定了其平常性。納粹將之重新定義為“市民規范”。傳統的善成了一種誘惑，大多數德國人則迅速學習來抵制這種誘惑。在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許跟四十年后的波爾布特一樣）似乎并未意識到自己在行兇作惡。在基本道德問題上，阿倫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視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應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