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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向往統一、反對分裂、天下一家、同源共祖的歷史認同觀念由來已久,不僅是貫穿整個民族歷史的優良傳統和凝聚全國人民團結的精神紐帶,而且也是中國史學中歷史理論的重要內容。筆者曾經撰文揭示我國遼、夏、金、元四代處在契丹、黨項、女真、蒙古各少數民族統治時期的歷史認同觀念①,本文擬進一步探討在明清大一統政治局面下,處于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總結與嬗變時期的歷史認同觀念的內涵及其價值。 一、《一統志》的編纂與大一統觀念 明清時期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的民族關系與前代相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客觀認識和記載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成為當時史家面臨的嚴肅課題,于是大一統觀念在《一統志》的編纂上鮮明地呈現出來。 明代編纂的全國總志,集中反映出明朝統治集團一統天下的意識和政治觀念。《大明一統志》不僅在方志編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突出了皇朝總志寓含政治觀念的意識,反映出明代天下一統和居天下之正的觀念。編纂者指出:“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后為盛。……我皇明誕膺天命,統一華夷,幅員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黃道周:《博物典匯》卷10《大明一統志圖序》)又說:“為天下總圖于首,披圖而觀,庶天下疆域之大,了然在目,而我皇明一統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萬世,有足征云。”(章潢:《圖書編》卷34《輿地總圖敘》)這表明朝廷對于編纂《一統志》的目的認識極為明確,充分認識到它對維護大一統局面的重要價值。天順五年,明英宗還親自作序,指出:“朕惟我太祖髙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天下,薄海內外,悉入版圖。蓋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以來,一統之盛,蔑以加矣。……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謹當繼述,乃命文學之臣重加編輯,俾繁簡適宜,去取惟當,務臻精要,用底全書,庶可繼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求古今故實,增其聞見,廣其知識,有所感發興起,出為世用,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相與維持我國家一統之盛于無窮。”(天順御制《明一統志序》)說明方志在維護國家統一政治局面方面,具有獨特的作用。明世宗嘉靖初年,又修成《大明輿地指掌圖》,將“天下土地,分為十七圖,各具敘記,府、州、衛、所之額,王府之制,戶口、錢糧、軍馬之數,四夷附末,以見大一統之義也”(高儒:《百川書志》卷5《史部·地理》)。可見明代編纂地方總志的大一統觀念大大加強,成為維系中央與地方密切聯系的強有力的紐帶。 清代是編纂方志的鼎盛時期,無論修志的規模與次數,還是修志的數量與質量,都超過了以往各代。清圣祖對《大清一統志》的編纂非常重視,在政治上大力宣揚一統天下的觀念。他說:“顧由漢以來,方輿地理,作者頗多,詳略既殊,今昔互異。爰敕所司,肇開局館,網羅文獻,質訂圖經,將薈萃成書,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統志》。”(《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二集》卷4《諭一統志館總裁勒徳洪等》)清高宗乾隆八年,《大清一統志》告成,“禹跡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島,大漠蠻陬,咸隸版圖,置郡筑邑,聲教風馳,藩服星拱,稟朔內附,六合一家,遠至開辟之所未賓,梯航重譯、歷歲而始達者,慕義獻琛,圖于王會,幅隕袤廣,古未有過焉。圣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10《大清一統志序》)。乾隆二十年,由于清軍平定準噶爾部,清朝疆域更加擴展。于是清高宗下詔:“西師奏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 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全圖》,以昭中外一統之盛。”(《清朝文獻通考》卷256《象緯考》)可見地理志書與政治大一統觀念聯系之緊密。此后,清廷詔諭重修《大清一統志》,主要原因是因為“嗣乾隆二十八年,西域愛烏罕、霍罕、啟齊玉蘇、烏爾根齊諸回部,滇南整欠、景海諸土目,咸相繼內附。乾隆四十年,又討定兩金川,開屯列戍,益廣幅員,因并載入簡編,以昭大同之盛軌”(《四庫全書總目》卷68《史部·地理類一》)。清代不斷增修《大清一統志》,充分體現出通過編纂皇朝總志而宣揚國家大一統政治觀念的強烈愿望,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價值和歷史理論意義。 二、公羊學復興與華夷一統觀念的轉換 明清大一統政治,為兩代學者華夷一統觀念的發展演變提供了廣闊的社會基礎。反映在學術思想領域和歷史觀念上,就是華夷一統的意識非常顯著。錢穆曾經指出,明代士大夫大都“僅言開國,不及攘夷”,“心中筆下無華夷之別”(《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新亞學報》第6卷第2期,1964年)。可見國家華夷一統思想和歷史認同觀念在明代大大增強。清代公羊學的復興和繁榮,不僅把華夷一統理論發展到最高水平,而且促使其內涵出現了新的轉換。 清代乾隆年間,莊存與在今文經學湮沒千年以后首倡公羊學,成為清代今文經學開山,影響了有清一代學者。他說:“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春秋正辭》卷1《奉天辭第一》)認為尊王賤霸乃《春秋》之義,強調全國必須奉行統一的王命政教。他還用“欲天下之一乎周”(《春秋正辭》卷2《天子辭第二》)的經學思想,折射天下統一于清朝的現實。這表明到清高宗乾隆年間,漢族士大夫已經完全承認了滿族貴族對全國的統治,歷史認同意識空前提高。 劉逢祿系統闡發了公羊學華夷一統思想,并從公羊義法中發揮出新義,成為清代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漢代董仲舒以來的公羊家思想,認為孔子借修《春秋》寄托國家一統的理想。因為春秋以來“《小雅》盡廢,亂賊所以橫行也。《春秋》欲攘蠻荊,先正諸夏; 欲正諸夏,先正京師; 欲正士庶,先正大夫; 欲正大夫,先正諸侯; 欲正諸侯,先正天子。京師、天子之不可正,則托王于魯以正之”(《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4《誅絕例第九》)。劉逢祿總結由西周天下一統到春秋王政不綱的歷史變化,認為“王魯”可以重新實現華夷一統政治局面。他還闡發公羊學的歷史進步觀念,肯定四夷狎盟的社會現象,指出: “觀于《春秋》,知天之以吳楚狎主中國而進黜之義,雖百世不可易也。”(《劉禮部集》卷4《秦楚吳進黜表序》) 劉逢祿承認夷狄因內治成功、文化發達可以進為華夏,諸夏因國政紊亂、風俗偷惰也可以降為夷狄,從而真正達到公羊學家理想的“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1《張三世例第一》)的境界,實現國家統一的局面。 晚清時期,公羊學派又把華夷一統和“張三世”的理論結合起來,融入某些新的內涵。陳立認為:“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謂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矣。”(《公羊義疏》五十四) 而龔自珍和魏源則通過闡發“據亂”、“升平”和“太平”三世之說,重在宣傳社會改革。至清末康有為,遂用從“三世”進入“大同”之說代替華夷一統,正統觀念逐步退出中國歷史舞臺。這一時期人們論及華夷關系,已經不是中國境內中原與周邊少數民族的內涵,而是中華民族和西方殖民主義者之間的關系。徐松認為:“守邊之要,首在熟悉夷情。……新疆之境,部眾環居,其中如南路之回子,北路之厄魯特,類皆服役,等于編氓,固不得謂之外夷也。即土爾扈特、和碩特,居于內陸,踐土食毛,亦非可以外夷目也。”(《新疆識略》卷12《外裔》)他把地處西北的各民族分為不同類型,認為清朝直接管轄的回部、厄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等部,已經成為中國領土和居民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再是外夷;而自瓦罕至溫都斯坦各部,與清朝相距遼遠,雖有貿易往來,但管轄勢力不及,屬于外夷部落。何秋濤認為:“昔夷務之興,中國患不知遠人情偽。”(《朔方備乘》卷39《俄羅斯進呈書籍記敘》)他撰《朔方備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集夷務以燭情偽”(《朔方備乘·凡例》),通過研究外情,加強邊防,有效地防范和抵御沙俄的侵略。魏源進一步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卷2《籌海篇三》)的抵御西方列強主張,成為當時士大夫處理中外關系的普遍共識。從此,傳統的華夷一統觀念轉變為變法圖存、尋求民族強盛和國家統一的新歷史認同意識,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歷史認同觀念的時代特征 明代統治者對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國歷史的關系,特別是其正統性與合法性已經有了較為開闊的認識。朱元璋因諸將對元朝作戰“以捷奏多侈辭,謂宰相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奈何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明史》卷2《太祖本紀》),這已經等于承認元朝的正統性與合法性。明軍剛剛攻入大都,北元的朝廷尚且存在,明朝就已經開始撰修《元史》,并對元朝諸帝給予了較為客觀公允的評價。明朝重新確立了漢族為主體統治民族的地位以后,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受漢族先進文化的影響,民族融合不斷加強。中國北方的契丹、女真、黨項各族和南方的某些民族,逐漸接受和認同漢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特征,最終融合到漢族之中,使漢族增添了新鮮血液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為傳承和發揚中華文明做出了更大的貢獻。 清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朝代,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學術文化,在中國歷史上都占據重要地位。滿族統治者重視歷史知識的學習和歷史經驗的總結,繼承中原歷代相沿的修史傳統,充分體現出對中國歷史的認同。早在清朝入關前,皇太極就“分命儒臣,欲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并記國家政事,以昭信史”(王先謙:《東華錄·天聰四》)。清朝建立全國政權以后,更加重視修史,清圣祖曾經指示撰修《明史》的史官要直書實錄。他說:“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為一偏之論。……《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朕不畏當時而畏后世,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劉承干:《明史案例》卷7《楊農先上明史館總裁書》)清楚地認識到史學對于治理國家的重要意義,特別是撰修《明史》對于歷史認同方面的作用。滿族是崛起于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統治集團能夠較為徹底地摒棄華夷之防的觀念。清世宗雍正年間,朝廷因有人“于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其中說:“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目為夷狄,可乎?至于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王先謙:《東華錄·雍正十五》) 這種觀念有利于加快中國境內各民族相互融合的步伐,奠定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認同的思想底蘊和理論基礎。 明清時期國家統一、民族融合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歷史認同意識更加深入和發展,與遼、宋、夏、金、元時期相比較,呈現出許多新的特征。 首先,中國境內不論是漢族統治階級為主體建立的政權,還是少數民族統治階級為主體建立的政權,都以實現大一統王道政治為最高追求目標,承認其政權是中國道統合法的繼承者。明清統一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有力地保障了中華民族的傳統不斷延續和發展。明代撰修《元史》和清代撰修《明史》,就是這種歷史認同意識的顯著標志。 其次,明清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發展,為邊疆地區的開發和各族人民經濟文化聯系的加強創造了有利條件;反過來,中華民族境內的不同民族之間經濟和文化聯系不斷加強,又促進了國家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大一統政治局面的形成,使中國境內各族人民四海一家和天下一統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積淀為深邃的歷史認同意識。 再次,明清以來為了抵御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境內的各族人民不斷進行反侵略斗爭,堅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僅把歷史認同意識提高到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程度,而且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凝聚和歷史認同觀念增添了新的內涵,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理論價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參閱拙作《炎黃文化傳統與遼夏金元歷史認同觀念》,《史學史研究》2012年第3期。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古代史學批評范疇研究”(項目號:12JJD770010)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羅炳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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