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有詩國之稱,而歷代詩歌,莫盛于唐。人們在談到唐詩時,言必稱“李杜”。李白號稱“詩仙”,杜甫號稱“詩圣”。在儒學統治思想的中國古代,詩圣這個稱號,更有一種正宗的、集大成的意味。而人們在提到詩圣杜甫時,往往會連帶提到一個地方,這就是成都草堂,中國人心目中的詩歌圣地。正如清人徐增詩云:詩史春秋筆,大名垂草堂。 公元759年底,在“安史之亂”的戰火聲中,杜甫帶著全家經過艱苦跋涉,漂泊到了成都。這一年在杜甫一生中,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這一年,是杜甫的本命年(48歲),也是杜甫一生中最為顛沛流離的一年。且看他自道:“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這一年,又是杜甫創作成績輝煌,寫了“三吏”“三別”的一年。如果要拍一部傳記片刻畫杜甫形象,我認為只需拍《杜甫在759年》就可以了。 這年春天,杜甫從洛陽回到華州。七月關內饑荒,他被迫棄官遠游:“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秦州雜詩》)最初,遠游的取向并不是成都。杜甫首先選擇了秦州(甘肅天水),那里有他的侄兒杜佐以及故人贊公和尚。漂泊生活使他感到厭倦,從而萌生了在秦州構筑草堂定居的念頭:“何當一茅屋,送老白云邊。”(《秦州雜詩》)然而,秦州不能養家。于是,又根據來自同谷縣宰的一封信,杜甫去了秦州南邊的同谷(甘肅成縣)。去時,他仍夢想著構筑草堂:“食蕨不愿余,茅茨眼中見。”(《積草嶺》)然而,同谷依然不能養家。 于是,杜甫才作出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決定之一,穿越蜀道,遠赴成都。杜甫是臘月初一從同谷動身,于年底到達成都的。事實證明,這是一次很明智的選擇。 在成都,是誰最初接待和安置了杜甫? 這個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 但在杜詩中有蛛絲馬跡可尋 杜甫剛到成都時,卜居西郭浣花里,先住僧舍。杜甫詩中說:“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卜居》)可見是有人代他主張和選擇這一安身之地的。這塊地方是一片荊棘叢生的荒地,首先要開荒,“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寄題江外草堂》)開荒需要人手和財力,而棄官后的杜甫已經沒有經濟能力了。 他在經濟上的依托,就是詩中所說的主人。再看他的生活安排,“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酬高使君相贈》)杜甫詩中提到的主人、故人是誰,換言之,是誰最初接待、安置了杜甫?根據杜詩稱謂的慣例,“主人”應指地方長官,而有“祿米”的故人,其指向應該是同一個人,那就是成都尹(相當于成都市長)裴冕。 為什么有這樣的判斷呢? 理由之一,裴冕與杜甫是故人。杜甫官拜左拾遺時,裴冕官居相位,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人地位雖然懸殊,卻是舊時相識。 理由之二,杜甫入蜀至德陽,作《鹿頭山》詩,詩云:“仗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逾歲月。”(《鹿頭山》)這里贊美的老臣、冀(國)公,正是裴冕。這樣明顯有歌頌,甚至是吹捧性質的詩,無論按唐代士人習慣,還是按杜甫本人的習慣,在他到達成都后,都會呈遞、投獻給裴冕的。裴冕在接到杜甫的獻詩后,給詩人以相當的關照,也是情在理中之事。 理由之三,第二年夏天裴冕還朝,離開了成都,杜甫即有“厚祿故人書斷絕”(《狂夫》)之嘆,可見當初分與杜甫祿米的故人,就是這位高官裴冕了。 760年春天 杜甫開始實施構筑草堂的計劃了 構筑草堂需要資金 是誰資助了他第一筆資金? 杜詩中有現成的答案,這首詩的題目是記事式的——《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詩中說:“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注意這個“唯”字,它表明,建筑草堂的第一筆資金來自表弟王司馬。順便說,在沒有俸祿和其他經濟來源時,杜甫草堂營建和修繕的資金,都是靠詩人籌集。在杜詩中,還保留有一首催款的詩,《王錄事許修草堂資不到聊小詰》,草堂需要修繕,有人答應給錢,但資金久未到位,所以寫詩催款:“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這首詩只有四句,也就是絕句。唐代社會風氣,最重然諾,答應了給錢而不兌現就不行,所以受資助一方催款,反而理直氣壯——當然,這不過是杜甫的戲筆。 在經營草堂的過程中,杜甫不但寫詩催款,還寫詩拉贊助。杜甫拉贊助例行的詩體,就是絕句。這是杜甫生平很重要的一件佚事,值得多講幾句。 入蜀前,杜甫很少寫絕句。現存七言絕句中,能確認為到成都以前寫的,只有《贈李白》一首,也是游戲之筆。杜甫大量寫絕句,特別是七言絕句,就與經營草堂時多方拉取贊助(主要是實物贊助)這件事密切相關。請看: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里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明府是唐時對縣令的稱謂。這首詩是寫給一位叫蕭實、行第為八(稱行第是唐代人的習慣)的縣長的。桃栽,即桃樹樹苗。數量為一百根,送貨地點為浣花村。河陽古稱花縣,借指蕭實所在之縣,好像是今天成都的龍泉驛,桃樹很多。杜甫就向蕭縣長要桃樹樹苗,充實草堂的果園。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 這是寫給綿竹縣縣長韋續(行第為二)的。詩人入蜀,早先曾經拜訪過韋續。華軒,代指綿竹縣署。藹藹,是竹子成蔭的樣子。后二句是說,用你那里的一片蒼翠,來拂我這里的波濤,詩化了拉贊助之事。今綿竹市公園內立有一個詩碑,刻有杜甫寫給韋續的這首詩。這是用歷史、文化、名人、詩歌打造城市名片的一個范例,做法很高明。順便說一下,竹子不但有觀賞價值,兼有經濟價值,所以種竹就成為杜甫經營草堂最重要的項目,后來竟種了上百畝的竹子,有一次砍竹,就砍了上千竿,這應該是詩人的經濟來源之一。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 少府是唐代人對縣尉(大致相當于今天副縣長)的稱謂。這首詩是寫給利州綿谷縣縣尉何邕(行第十一)的。草堂當西曬,所以詩人計劃在浣花溪的西岸造一片樹林。川北的榿木長得快,長得高,容易成林,杜甫大概在入蜀行經利州時見過,所以向何副縣長要榿木樹苗。表明要栽十畝,榿木樹苗要得很多,好在價格便宜,對何副縣長來說不算什么。 落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 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這又是一個縣尉,姓韋名班,據別的杜詩推斷,韋班應是涪江(或大邑縣)的縣尉。落落出群、青青不朽、老蓋霜根等都表明詩人對松樹風格的贊美,櫸柳、楊柳是順便拉來的陪襯。最后一句是寫詩的本意,要松樹樹苗。但平壩種松樹,不易成活。杜甫后來種活了四棵,特別愛惜,有詩道:“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需斬萬竿。”(《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 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 這是寫給同一個人,即韋班的。要大邑瓷碗,屬于邛窯,唐代名窯。一句寫質,一句寫聲(哀玉,當指磬類樂器),一句寫色。邛窯是唐代陶瓷工藝水平的優秀代表。這首詩也是關于邛窯陶瓷的寶貴資料。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 石筍街中卻歸去,果園坊里為求來。 ——《詣徐卿覓果栽》 這首詩向成都軍閥徐知道(據聞一多說)要果樹苗,包括李子、黃梅等樹苗。果園坊是徐卿住所,石筍街是詩人從城里回草堂的必經之街。 以上諸詩,均以公關為目的,前人評為“以詩代札,乃公戲筆。”杜甫向習書法,如果把詩寫在蜀箋上,風趣當不減晉人雜帖,應該是很有效的公關手段。 在唐代,詩歌是極其活躍的一種文體,它不僅屬于純文學藝術范疇,而且廣泛地應用于社交與公關。在唐詩中,以呈、贈、送、別等字為題的詩歌,比比皆是;而以詩代札的情況,也時常可見。像杜甫這樣,為構筑草堂寫出成批的以拉贊助為目的的詩作,仍然顯得非常的別致。我們常說,在唐代,生活是詩化的,詩是生活化的。這些詩就是很好的例子。 從上述杜詩,還可以看到,以實物贊助杜甫構筑草堂者,皆是成都地方官吏,以縣令、縣尉為多,這些人有少數是故人,更多的是新知。而在760年的春天,杜甫到成都也不過才一兩個月時間,用四川話說,就是連地皮都沒有踩熱,他何以有此神通,在短時間內就認識了這么多的地方官員? 說來也很簡單,首先,唐代全社會都尊重詩人和詩歌創作,杜甫在當時是知名詩人,正所謂“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 其次,杜甫還有一個靠山,這就是裴冕。作為一方長官,要想幫助杜甫,他只需在官員聚會中發幾句話,諸如“這是詩人杜甫,請各位多盡地主之誼”之類的話,一切便可搞定。 接下來,就該杜甫自己和各位地主聯系。而寄贈詩歌,兼拉贊助,就成了杜甫最好的公關方式。 草堂經營過程,前后達3年時間:“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隨著草堂的落成,杜甫心情十分舒暢,開始大量寫作七言律詩。入蜀前,杜甫最擅長的詩體是五言古近體詩,那時他寫作的七言律詩也不多。七言律詩在唐代是新興的詩體,而律詩較之絕句,在文體上更規范、更莊重。草堂的落成在杜甫生活中,是全了一樁夙愿,是一件大事,由此產生的興奮之情,更適合用這種文體來表達,于是,杜詩也呈現出一派清新的風貌。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江村》) 這首詩所寫,是草堂初成的情景,其時裴冕尚未離開成都。詩境非常和平閑適,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堂成》) 這首詩寫在草堂落成3年后,此時榿木成蔭,綿竹成海,詩人已經適應了成都的生活,成都已成為他的第二故鄉。 杜甫在成都實際居住時間為3年零9個月。加上其間在梓州、閬中等地云游的時間等,前后經歷7個年頭。765年5月,杜甫離開成都,草堂暫交幼弟杜占經營。
杜甫一生建有3座草堂,都在巴蜀大地,分別是成都草堂、梓州草堂、瀼水草堂。成都草堂是3座草堂中構筑最早、規模最大、最為知名的。 滄海桑田,華屋山丘,到唐末,成都杜甫草堂即已荒蕪。唐末五代,前蜀丞相、詩人韋莊尋得草堂遺址,成為重建杜甫草堂的第一人。到宋代重新修葺時,又繪杜甫像于草堂壁間,始成祠宇。明代弘治年間(1500年)和清代嘉慶年間(1811年),又有兩次大規模重修,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規模和布局。1949年后,杜甫草堂經全面整修,正式對外開放(1952年)。 最近,草堂博物館又新蓋茅屋,輔以竹籬、菜園、藥圃,是為了使草堂更接近杜甫詩中所描繪的樣子。成都杜甫草堂,已成為中國人乃至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正如朱德元帥題詞云:草堂留后世,詩圣著千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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