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陷賊辨”

      編者按：原文刊載于《杜甫研究學刊》2017年第4期，總第134期。

薛天緯

新疆師范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原中國李白研究會會長

      自北宋迄今，千年來學界對杜甫生平事跡形成了認同度很高的共識，似乎不存在值得關注的疑點或爭議。但關于某些節點的敘事，事實上仍有不小的懸疑。欲解決這些懸疑，很難寄希望于新材料的發現（這幾乎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然而，僅僅憑借詩歌文本及基本史料（比如《資治通鑒》）的細讀，仍可能有所收獲，有可能對相關事件打破傳統說法而作出更為切合實際的新敘事。“陷賊”之說，即為一例，試辨之如下：

      記述杜甫生平事跡最早的文獻，在唐代，先后出于樊晃及元稹。樊晃是杜甫同時代人，大歷年間任潤州刺史，曾編《杜甫小集》六卷，所撰《杜工部小集序》有“至德初，拜左拾遺”之句。元稹應杜甫孫杜嗣業之請撰《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其中也有“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的記事。二者記述杜甫在安史亂中此一時段事跡較簡略，著眼點均在“拜左拾遺”。五代后晉時，署名劉昫的官修《舊唐書》成，其《杜甫傳》記曰：“（天寶）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征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遺。”敘事稍詳，間有錯誤，但沒有“陷賊”的記述。

      到了北宋，編集杜甫集的王洙在《杜工部集記》中對詩人生平事跡作了概述，“陷賊”說首次出現：“天寶末，以家避亂鄜州，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與此同時，王洙對《舊唐書》關于杜甫的記事有所駁正，曰：“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概見事跡，比‘新書’（緯按，指《舊唐書》）列傳，彼為踳駁”，“《傳》云：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注云：自京竄至鳳翔。”王洙在這里以杜詩為據對《舊唐書》進行的駁正，無疑是可取的。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王洙在提出“陷賊”說之際，自道其研判杜甫事跡的方法，是“觀甫詩與唐實錄”。“唐實錄”是帝王的實錄，只能提供杜甫相關事跡發生的大背景，而不可能直接言及杜甫事跡，因此我們可以判定，王洙正是“觀甫詩”而提出“陷賊”之說。

      正如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在《前言》中指出的，王洙所編《杜工部集》“是后來所有杜集之祖本。爾后，一切編年、分體、分類、分韻本皆以此為據”。也就是說，王洙所見到的杜詩以及詩的編年，與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杜詩以及詩的編年相同。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就“觀甫詩”這一話題，在千年之下與王洙展開“對話”。王洙是怎樣通過“觀甫詩”而得出杜甫“以家避亂鄜州，獨轉陷賊中”的論斷呢？通覽杜甫自天寶十五載，即至德元載（756）攜家北上避亂至至德二載（757）“竄歸鳳翔”這一時期的詩作，其中并未出現“陷賊”一語。我們可以推知，王洙的想法，乃是因為長安淪陷時杜甫本不在長安，但杜甫于至德元載九、十月間至二載春又在長安寫有《月夜》《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哀江頭》《春望》等詩，因而斷定杜甫這一時期人在長安；然而此期長安已被叛軍占領，杜甫之在長安非“陷賊”而何？同時，杜甫詩中又有“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游”（《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發”（《北征》）等句，“沒賊中”“墮胡塵”這樣的自道之語會提示王洙形成“陷賊”的判斷。以上應該就是王洙的思維邏輯。王洙所說“獨轉陷賊中”一語，“獨”是強調杜甫獨自一人而非與家人一起，“轉”的意思則強調杜甫是經過一番輾轉而“陷賊中”（訓參楊樹達《詞詮》），或釋為“卻陷賊中”（訓參王锳《詩詞曲語詞例釋》）。再仔細推究“陷賊”二字，除了指明杜甫身在賊中之客觀事實外，似還包含了杜甫其實是陷于叛軍之手這層意思。

      繼王洙之后，宋祁在所撰《新唐書·杜甫傳》中對杜甫這一時段的經歷有了更詳細的記述：“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赴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新唐書》“為賊所得”的說法，較王洙之“陷賊”說語意基本相同而表述更為明確，而且明言這是發生在杜甫自鄜州“欲赴行在”的途中。

      考察王洙《杜工部集記》與宋祁《新唐書·杜甫傳》之間的關系，須關注二者之間存在有裴煜這樣一位“跨界”人物。王洙（997-1057）與宋祁（998-1061）是同時代人。王洙編《杜工部集》成于寶元二年（1039），并撰《杜工部集記》。《杜工部集》于編成二十年后，在蘇州郡守王琪的主持下得以刊行，王琪于嘉祐四年（1059）四月撰《杜工部集后記》，曰：“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丁君修得原叔（王洙字）家藏及古今諸集，聚于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后已。……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于版，庶廣其傳。”裴煜于嘉祐二年（1057）知吳江縣，于嘉祐四年完成“覆視”（猶今所謂“終審”）《杜工部集》之事，并補遺詩文9篇，隨后付梓。由此可知，后世所看到的《杜工部集》，其最終審定者乃是裴煜。嘉祐五年（1060），《新唐書》撰成，裴煜于當年被宋仁宗任命為《新唐書》校勘者。上年剛剛做完《杜工部集》“覆視”工作的裴煜，頭腦中存有對杜甫事跡的清晰印象，緊接著校勘《新唐書》，讀到《杜甫傳》時，必定會把“覆視”《杜工部集》時獲得的關于杜甫的“知識”用作參考。《杜工部集記》之“陷賊”說及《新唐書·杜甫傳》之“為賊所得”說，都經過了裴煜之手而得到他的認可，在他看來，兩種說法的意思并無不同。要緊之處是，“為賊所得”說一旦經裴煜的認定寫在《新唐書》中，進入正史，便具有了不可估量的權威性和影響力，后世之人就用之勿疑了。

      “陷賊”（或“為賊所得”）說自宋代形成之后，一直傳延至今，未見異議。茲列舉最具代表性的若干說法如下：

仇兆鰲注《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出版）之《杜工部年譜》：“（肅宗至德元載）聞肅宗即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賊中。”“自鄜羸服奔行在”一語基本照抄《新唐書》，“陷賊中”則用王洙《杜工部集記》語。

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中華書局1962年12月出版）“附錄”之《杜工部年譜》，與上引仇注文字全同。

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附錄”之《杜甫年譜簡編》：“只身奔赴行在。不幸途中為叛軍俘獲，押赴長安”。

謝思煒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之《杜甫年譜簡編》：“欲……投靈武。中途被擄至長安。”

蕭、謝兩種杜集最新注本謂“押赴長安”“擄至長安”，乃是“陷賊”之后敘事的合理延伸。

      既然諸家都認為“陷賊”之事發生在杜甫由鄜州奔赴行在的途中，我們就得考察杜甫自鄜州奔赴行在（靈武）的具體情形。因為各家之說實質上并無不同，所以，茲舉敘事最詳的《杜甫全集校注·杜甫年譜簡編》為例，其“七五六年·天寶十五載”的記述是：“五月，奉先縣受到叛軍威脅，杜甫從長安奔往奉先，攜家向北轉移，至白水縣（今屬陜西）依時任白水縣尉的舅父崔頊，作《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六月，叛軍攻破潼關，白水受敵，杜甫又攜家北逃……七月中，抵三川縣，作《三川觀水漲二十韻》，題下原注：‘天寶十五載七月中，避寇時作。’……最后安家在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八月，聞肅宗即位于靈武（今屬寧夏），即從羌村出發北上，取道延州（今陜西延安），經石門，過徐寨，上萬花山，到達延安七里鋪，欲出蘆子關轉道靈武，只身奔赴行在。不幸途中為叛軍俘獲，押赴長安。作《月夜》詩懷念妻子。”

      以下即依托《杜甫全集校注·杜甫年譜簡編》這段文字作“箋注”式的詳細考察：

      （天寶十五載）五月，奉先縣受到叛軍威脅，杜甫從長安奔往奉先，攜家向北轉移，至白水縣（今屬陜西）依時任白水縣尉的舅父崔頊，作《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奉先縣（今陜西蒲城）屬京兆府。白水縣（今陜西白水）屬馮翊郡（同州）。馮翊郡的范圍與今陜西渭南地區相當，即關中平原的東部，白水縣位于該郡最西北端，北依黃龍山，是關中平原與陜北山區的過渡地帶，所以較奉先安全。詩人在白水所作《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寫道：“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云霧積……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詩寫了對戰爭形勢的關切，“相公軍”指鎮守潼關的哥舒翰（官左仆射、同平章事，因稱“相公”）所率官軍，“鐵馬云霧積”謂兵力強盛。“東郊何時開”是盼望早日擊敗進攻潼關的叛軍，解除長安東面的威脅。由此可知，此詩必寫于六月上旬，潼關尚未失守時。

      六月，叛軍攻破潼關，白水受敵，杜甫又攜家北逃……七月中，抵三川縣，作《三川觀水漲二十韻》，題下原注：‘天寶十五載七月中，避寇時作。’……最后安家在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

      《資治通鑒》載：至德元載六月“辛卯（初九日），乾祐（叛軍將領崔乾祐）進攻潼關，克之”。哥舒翰在潼關降賊，長安東大門失守。“潼關既敗，于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御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馮翊郡的防御使“棄郡走”，“守兵皆散”，馮翊下屬的白水縣自然也不安全了，杜甫只好帶著家人向更北邊的山區逃去，“北逃”應始于六月中旬。潼關失守后，玄宗奔蜀，叛軍占領長安。《資治通鑒》未明確記載長安陷落的日期，唯曰：“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從潼關失守的初九日算起，“凡十日”，叛軍入長安應在二十日前后，即六月下旬長安已被叛軍占領。《資治通鑒》又載，叛軍占領長安后，“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曰“京畿、鄜、坊”，意思是從京畿直到北部的鄜州（南鄰坊州，州治所洛交縣，今陜西富縣）、坊州（東南鄰同州，州治所中部縣，今陜西黃陵）都附于叛軍了，居于其間的白水縣自然也附于叛軍了。換句話說，六月下旬之后，杜甫攜家北逃一路所經過的白水、坊州、鄜州都應視為淪陷區。但是，杜甫之詩告訴我們，他攜家北逃，一路只有山川險阻，而未遭遇叛軍的威脅。這情況反映在《彭衙行》《三川觀水漲二十韻》二詩中。

      《彭衙行》作于翌年秋，已經任官左拾遺的杜甫在回鄜州省親之際，回憶上年北上避亂的往事，詩曰：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鳴，不見游子還。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御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糇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洼，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眾雛爛漫睡，喚起沾盤餐。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元和郡縣圖志》：“（白水縣）又為漢衙縣地。春秋時秦晉戰于彭衙是也。”《杜甫全集校注》之《彭衙行》“題解”：“彭衙，在今陜西省白水縣東北六十里南、北彭衙村一帶。”詩中記述了杜甫攜家人離開白水縣城后，在彭衙道上艱難北行“一旬”間所經歷的實況：山路難行，連日雷雨，拖兒帶女，饑寒交迫，有時一天只能走幾里路。走完彭衙道，當已進入六月末。至于其“少留”之地“同家洼”，據師海軍撰《杜甫鄜州避亂行實考》（載《文學遺產》2010年第4期）所考，“位于白水和坊州之間”，可從。值得注意的是，詩人一家受到故人孫宰熱情招待的情況表明，“同家洼”無論屬于白水或坊州，總歸在淪陷區范圍，但那里居民的生活狀況仍屬正常，而沒有受到戰亂的直接影響。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詩長不錄），注家謂作于這年七月中避寇時，良是。三川縣屬鄜州，今富縣有三川驛，在縣城之南，唐時三川縣應即其地。詩以“觀水漲”為題，實寫途中遇到的一場山洪，并從眼前路途的艱難生發出“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一類人生感慨。詩中唯寫山洪的兇猛險惡，而未言及叛軍對人的威脅。《彭衙行》和《三川觀水漲二十韻》告訴我們，杜甫攜家自白水向北經坊州至鄜州這一路，自六月中旬至七月間并未與叛軍遭遇，他所經行的地區雖然因地方官附賊而名義上已經淪陷，但并非被叛軍直接占領。當杜甫一家在羌村住下來時，這個小山村也一定是安全的。

      八月，聞肅宗即位于靈武（今屬寧夏），即從羌村出發北上，取道延州（今陜西延安），經石門，過徐寨，上萬花山，到達延安七里鋪，欲出蘆子關轉道靈武，只身奔赴行在。不幸途中為叛軍俘獲，押赴長安。

      《資治通鑒》載，七月甲子（十二日）肅宗于靈武即位。杜甫從羌村出發奔赴行在的準確日期無從得知，“八月”只是比較合理的推想。甚至杜甫奔赴行在的行動本身也是后世杜詩編集者及研究者推想出來的。其根據，只能是《彭衙行》中“少留同家洼，欲出蘆子關”二句。鄜州的北面是延州，州治所膚施（今陜西延安）。蘆子關在唐代屬延州，位于延州西北部（今屬靖邊縣天賜灣鄉），出蘆子關繼續西北行，經夏州、鹽州，可達靈武。杜甫如果不是以奔赴靈武為目的，其“欲出蘆子關”的行動就無法解釋了。至于《新唐書》謂杜甫“自鄜州羸服欲赴行在”一語中“羸服”的細節描述，以意度之，應是出于杜甫翌年所作《述懷一首》中“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二句，蓋彼時自長安赴鳳翔行在“羸服”情狀如此，此時自鄜州赴靈武行在亦當同此“羸服”。

      杜甫此行是否到了延州及蘆子關？論者有不同看法，我以為是到了。先說蘆子關：《彭衙行》“少留同家洼，欲出蘆子關”二句是回憶性的敘事。“少留同家洼”之時，詩人連全家將在鄜州羌村住下來的事情尚不能預知，更不可能預知肅宗皇帝將于靈武登基因而產生奔赴行在的念頭，當然頭腦中也不可能有“蘆子關”這一地名概念。換句話說，詩人在“少留同家洼”時并沒有“欲出蘆子關”的行動目標。詩人只有在親自到過“蘆子關”之后，才能留下深刻印象，不但次年回憶起來能寫下“欲出蘆子關”的詩句——“欲出”的實際意思是“后來又出”——而且還能寫出《塞蘆子》這樣縱論戰局的詩篇（說詳后）。再說延州：杜甫雖然沒有寫下有關“延州”的詩，但延安城南有流傳至今的“少陵川”地名，即昭示著詩人曾行經此地的往事。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組著《訪古學詩萬里行》記錄了實地考察“少陵川”的情況，謂清人宮爾鐸撰《延安十邑試館創立杜公祠碑記》云：“延安之南有川焉，出牡丹山下，逶迤幽邃。相傳唐時杜少陵避難游此，此川遂附公以傳……宋范文正公鎮延安，手書川名勒石，后為采石者鏟去。道光癸卯，粵西陳君炳琳令膚施，始就山崖鑿石室祀公，復改書‘少陵川’三字，補鐫于壁。”校注組諸人見到了“少陵川”摩崖石刻，也瞻仰了已經破敗不堪的杜公祠（現已重修得相當宏偉可觀）。對于延安少陵川這類最晚自宋代以來即存世的地名，應視為與典籍文字同樣可信的歷史文物。考據學所謂“二重證據法”，其實并不能僅指地下發掘所得文物與典籍的參互研究，地面遺存與地下發現實際上同樣重要。民俗學有“三重證據法”之說，意謂“田野考察”是第三重證據，此處似之。范仲淹手書“少陵川”固已久遠，但民間流傳的說法必定更早，此中提供的歷史信息是后世研究者所不可忽視的。亦或宋人因杜甫有《塞蘆子》詩而判知詩人曾到蘆子關，而往蘆子關必經延州，故而在鄜州至延州的交通要道上命名一段為“少陵川”，川名遂流傳至今。少陵川，民間其實叫“杜甫川”，賀敬之著名詩作《回延安》即稱之“杜甫川”。至于杜甫從羌村出發前往延州的具體情形，前引“經石門，過徐寨，上萬花山，到達延安七里鋪”數語，乃是依據當今的交通進行描述，左漢林博士經過親自考察，對此種描述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通信中告訴筆者：“我以為杜甫出蘆子關當走官道，走官道則不經過萬花山、石門、徐寨等地。”“七里鋪”是“少陵川”摩崖石刻及杜公祠所在處，今屬延安市區。

      下面我們來考察杜甫北行途中“為叛軍俘獲”的問題。杜甫此行的折返點在何處，不得而知。他為何沒有到達靈武，也不得而知（《塞蘆子》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杜甫北行或因黃河阻隔而罷）。既然上文說到杜甫曾到延州屬地蘆子關，我們就來考察至德元載八月前后由鄜州到延州這一帶的形勢。據《資治通鑒》的敘事，玄宗避亂離開長安，六月丙申（十四日）到達馬嵬。丁酉（十五日），太子李亨在馬嵬與玄宗分別，玄宗奔蜀，太子留在北方領導平叛戰爭。太子率軍自奉天（今陜西乾縣）北上，經平涼（今屬甘肅），七月辛酉（初九日）到達靈武（今寧夏吳忠）。靈武是靈州治所，朔方節度使駐地。七月甲子（十二日），太子于靈武登基。太子北行之所以如此順利，一個重要原因是后無追兵——《資治通鑒》載，孫孝哲攻占長安后“賊皆粗猛無遠略，既克長安，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資治通鑒》又載：“自上（肅宗李亨）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云陽，西不過武功。”由此可知，自太子北上時起，占領長安的叛軍即鎖閉于孤城之中，他們既無向長安四周擴展的戰略意圖和主觀愿望，也無擴展的實力。叛軍“兵力所及”的北方界限，是云陽。今涇陽縣有云陽鎮，在縣北部，應即唐之云陽縣。而涇陽緊鄰長安。杜甫北行，時間已經進入八月，地點也在云陽以北更遠的鄜州、延州，毫無疑問，叛軍的勢力完全不能控制這一地區。上文已經討論，杜甫一家六月中、下旬于賊勢正熾之際奔波于淪陷區的彭衙道上尚未遇賊，而此時此地，杜甫只身一人行走在陜北高原的千山萬壑間卻與賊遭遇，其幾率幾乎為零。退一步說，假使杜甫果真“為叛軍俘獲”，那么，令人疑惑的一連串問題都來了：杜甫是以什么身份被俘？如果因為他是朝廷官員，但當時他是“羸服”，叛軍怎能識別他的身份？如果杜甫的官員身份并未暴露，難道叛軍見人就抓？抓了人全都押送長安？把俘獲的人押到長安目的為何？怎樣處置？這些全都是無法回答亦不可想象之事。追尋至此，杜甫“為賊所得（為叛軍俘獲）”的傳統說法實已不能自圓，我們不得不另覓新的解釋。

      北赴靈武未果，杜甫當返回羌村。然而，上文已述及，至德元載九、十月間至次年春，杜甫又寫了《月夜》《悲陳陶》《悲青坂》《春望》等詩，這些詩篇明顯作于長安。那么，杜甫如何又到了長安？如若跳出傳統的“為賊所得”說，轉換為另一種思路，我以為杜甫是自己潛回長安，姑稱“潛回”說。

      “潛回”說依據為何？我想至少有兩點。首先，杜甫關切時局、心系朝堂的人臣情懷，使他不會在小小山村安住下來避亂。杜甫攜家避亂，其實全是為家人的安危著想，他自己則時時懷有另一種打算。杜甫此前已有北赴靈武投奔行在之舉，次年四月又有奔赴鳳翔行在之舉，在這兩次行動之間，杜甫立足現實情勢應該還有一次行動，即“潛回”長安。他的行動具有連續性，而且，每次行動都有一個共同的趨向，就是向朝廷靠攏。長安雖然陷于叛軍之手，但如前引《資治通鑒》所記述，長安民間的抗敵活動很活躍，這些消息會在心向朝廷的百姓中不脛而走。杜甫“潛回”長安，應受到這種形勢的鼓勵。當時，官軍與叛軍的戰事除河北、河南主戰場及潼關一帶之外，都發生在長安西部。我們來看看長安以西的形勢：對于占領著長安的叛軍來說，“西門之外率為敵壘”（前引《資治通鑒》），官軍距離長安并不遙遠。杜甫《悲陳陶》詩所寫的陳陶之戰，戰場即在咸陽之東（詳后），咸陽緊鄰長安，咸陽之東實即長安的西郊。至于咸陽之西，前引《資治通鑒》已說到，“賊兵力所及者，……西不過武功”，武功再向西，出了京畿道的邊界，進入岐州鳳翔郡，《塞蘆子》詩云“岐有薛大夫”，那里就完全是扶風太守兼防御使薛景仙控制的地區，而且即將成為肅宗進軍長安的行在所。因此，在觀察了平叛戰爭的總體形勢后，在奔赴靈武行在不果的情勢下，杜甫選擇“潛回”長安，實即迎著官軍進攻的方向、亦即向朝廷靠攏。當然，我們還可以設想，杜甫“潛回”長安，亦有長期形成的“長安情結”的驅動作用，并不排除他要親眼看看長安失陷后的真實境況，這些都出自他無比深厚的家國情懷，我們實在不可低估了杜甫這種情懷的熱切程度及其左右人之行動的力量。

      其次，杜甫應該對長安的安全形勢做了“評估”，確認只身前往不會有性命之虞。《資治通鑒》所載叛軍攻占長安后的俘虜、殺戮行為是：“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馀人”。被俘百官只是送洛陽而未遭殺戮。遭殺戮的，是皇室等特定對象，手段固然殘忍，但數量有限。《資治通鑒》又載：“祿山聞向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叛軍的興趣是搜刮財物，而不是大開殺戒。由此可知，叛軍在長安并未屠城，百姓得以幸存。正因為如此，才有上引“長安民”日夜望官軍的情景。杜甫“潛回”長安，實即加入了“長安民”的群體。

      計以時日，杜甫當于至德元年八月北上歸來后，將家事略作安排，即于九月“潛回”長安。可以設想，杜甫在羌村與妻子告別時，對于“潛回”長安的諸事做了交代，包括他在長安可能的住處，即《哀江頭》“欲往城南望城北”里所謂的“城南”。“城南”有杜甫舊日居家之地，即《曲江三章》所寫“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亦即《夏日李公見訪》所寫“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九月（應是后半月）一個秋月皎潔的夜晚，杜甫在長安望月懷人，寫下了著名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閨中”之人知道杜甫此時人在長安，才談得上“憶長安”。假如杜甫“只身奔赴行在，不幸途中為叛軍俘獲，押赴長安”，對“閨中”來說，他就是出門一去無消息，失蹤了，該向何處憶他？“只獨看”之“獨”，不僅寫了因為自己離家在外，妻子只能獨自望月懷人，又寫了因為“小兒女”不解事，不能與母親同“看”同“憶”，因而倍增了母親的孤獨和凄涼。我們甚至可以猜想，杜甫“潛回”長安，畢竟有一定隱秘性，所以他只給妻子做了交代，夫妻倆還將此事瞞著孩子，“小兒女”并不知道父親去了長安，自然也就“未解憶長安”了。詩用所謂“對面寫法”，所寫“閨中”情事全出自詩人自己的想象。此種細微入里的心理描寫，表明詩人與妻子各自將對方處境及心境了然于心。再回過來細味開首二句，詩人似感慨于前不久還與妻子并坐在鄜州的月下，而今夜自己離開家人來到長安，妻子就只能“獨看”鄜州月了！

      《哀王孫》（詩略）宜作于九月。詩人路遇的這位王孫，實為死里逃生。可知叛軍在長安殺戮皇室亦有疏漏。

      此期在長安，杜甫寫有三首密切關注戰局的詩篇《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以“詩史”價值而言，此三詩實不亞于“三吏”“三別”。

      《舊唐書·肅宗紀》載，至德元載“九月戊辰（十七日），上南幸彭原郡”。彭原南鄰邠州，已離京畿不遠。十月癸未（初三日），房琯“請為兵馬元帥收復兩京，許之”。《舊唐書·房琯傳》載，辛丑（二十一日）“遇賊于咸陽縣之陳濤斜（“陳濤”亦作“陳陶”），接戰，官軍敗績……為所殺傷者四萬馀人，存者數千而已”。《資治通鑒》注：“陳濤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杜甫聞訊，作《悲陳陶》傷之：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夷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杜甫在長安獲知了戰事的準確消息，“四萬”之數與史書記載相合。“群胡”二句所寫叛軍氣焰囂張的場景，是杜甫在長安親見親聞。接著，又寫了《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煙白是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促。

      《舊唐書·房琯傳》載：“癸卯（二十三日），琯又率南軍即戰，復敗。”注家認為《悲青坂》緣此而作。詩人看到官軍一敗再敗的慘痛局面，清醒地估量了形勢，對官軍發出“忍待明年莫倉促”的勸諫，后來事實證明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至德二載正月，杜甫在長安作《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南空荊棘。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回略大荒來，崤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

      《資治通鑒》載，至德二載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塞蘆子》即寫于此時，詩人分析局勢并向朝廷提出自己的建議。清代浦起龍曰：“此杜氏籌邊策也。灼形勢，切事情，以韻語為奏議，成一家之言矣。……今考當日肅宗在靈武，賊將據長安，而延州當靈武、長安南北之間，隔河東面，則為太原。太原即思明、秀巖諸寇合力來攻處也。太原失，則延州當其沖，脫或無備，賊且橫貫而西，南北梗截，上而靈武危，下而長安益不可復矣。故須‘塞斷蘆子’，預遏賊人西進之路。‘蘆子’即在延州北也。”杜甫之所以能出此“籌邊策”，是因為他上年曾到蘆子關，對當地山川形勢有感性認知。不然，憑空結撰斷不可能。

      二載三月，杜甫在長安作有著名的《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連三月”，諸家解說多有紛爭，茲不論列。其實，“連”即連綿，猶“兵連禍結”之“連”，“烽火連三月”即“戰火連綿的三月”。“家書抵萬金”，表明詩人與家人曾有書信相通，只是戰亂年月音信稀缺罷了。他在長安的住處家人是知道的，否則，“家書”寄往何處？

      二載春，杜甫在長安的重要詩作還有《哀江頭》。開首云：“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潛行”二字，實可啟發人們對杜甫“潛回”長安的想象。詩的結尾曰：“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詩人在曲江留連終日，至晚方歸。他棲身城南，所以“欲往城南”；但卻眼巴巴地“望城北”，因為他心向著城北。城北是肅宗行在的方向，前引《資治通鑒》“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數語，即是杜甫詩句的注腳。《悲陳陶》結句“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亦可互參。

      注家還將《雨過蘇端》《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等訪友之作系于“陷賊”期間。既是“陷賊”，何得這般自由？有論者顯然看出了此中問題，遂對杜甫“陷賊”期間的處境做了如此解說：“幸而他當時地位不高，名聲不大，自己又注意隱避，沒有被胡人所重視，沒有像長安一般的官員那樣被押送到洛陽署以偽職，逼迫投降，而且還沒有受到嚴格的俘虜待遇，準許出外游覽、訪問，行動比較自由。史傳稱贊他‘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這確乎是很不容易的。”論者忽視了一點：被押送到洛陽署以偽職的“一般的官員”（如詩人王維），是在城破時被“集體俘虜”，其身份不待辨認而自明。杜甫在長安“行動比較自由”，無他故，蓋以其當時只是“長安民”之一員罷了。

      《資治通鑒》載：“（至德二載）二月戊子（初十日），上至鳳翔。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分兵取馮翊”，“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這時平叛戰爭的形勢已發生根本性轉折，肅宗皇帝到達鳳翔，距離長安僅三百一十里（據《元和郡縣志》）。郭子儀率領大軍從杜甫寓家之地的鄜州治所洛交縣出發，戰略目標是收復河東，順帶分出一支兵力就收復了馮翊郡。長安百姓不斷有人從城中出逃而歸向鳳翔。杜甫這時肯定躍躍欲試了。“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注家把杜甫奔赴鳳翔行在的時間定為四月，良是。詩所謂“脫身”，即與眾多“長安人”一樣，“從賊中自拔而來”，并不是逃脫叛軍的羈押。翌年，杜甫作《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詩，回憶上年奔赴行在之事，曰：“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殘破膽，應有未招魂。”叛軍為了阻擋官軍西進，在長安西郊必定重重設防，所以，杜甫冒死西行，一路充滿了危險。詩人在《喜達行在所三首》中寫道：“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真切道出了奔赴行在途中出生入死的體驗。

      杜甫在稍后的詩作中回憶身處淪陷中的長安這段經歷，有如下表述：“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游”（《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發”“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北征》）。“沒賊中”“墮胡塵”“在賊”云云，都是說自己身在叛軍占領的長安，但并沒有被叛軍俘虜的意思。比如“墮胡塵”之“墮”字，在唐詩中常指人處于某種不佳境地，數據檢索可得到不少例證，如劉禹錫《謁枉山會禪師》：“哀我墮名網，有如翾飛輩。”李商隱《曼倩辭》：“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閑。”《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韻》：“悲哉墮世網，去之若遺弓。”均可與杜甫所謂“墮胡塵”相參。

      積年讀杜，疑惑在胸，難于釋懷。今詳參杜詩，略有心得，不避固陋，發為新說，愿與研杜諸君共為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