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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我幾次前往寧波尋訪書樓，而幾乎每次都會去尋找蝸寄廬，不知什么原因，卻始終未能找到。2017年11月5日下午兩點，我在天一閣有一場講座，而上午卻沒有安排。于是我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陳徵社長以及林嵐、陸文君兩位老師一并進行了半天的尋訪之旅，此程的第一個尋訪目標就是孫氏蝸寄廬。 找到大沙泥街 從查到的史料上得知，蝸寄廬位于塔影巷，然而無論是地圖還是手機，都難以找到這個名稱。好在資料記載此巷位于一片舊街保護區內，而這片區域的地點有著大致的方位，其位于大沙泥街的左側。于是，此街成為了我們尋找蝸寄廬的方位指南。 遠遠地看到了塔影 我本以為這樣的名稱應當是一條小街弄，然而眼前所見的大沙泥街卻是寬闊的主干道。站在路邊完全看不到舊城保護區的痕跡，好在透過右前方茂密樹葉可以望見一座古塔的上端。既然蝸寄廬位于塔影巷，想來就在此塔附近，至少是塔的影子能夠遮擋到的區域。然而天氣陰沉，塔影無處可覓，我等幾人邊爭論邊向此塔走去。 進入公園之內 古今中外六位名家介紹 光緒年間所刻之碑 塔的下方是一座新修的小公園，公園呈開放式，三面沒有圍墻，靠右側有一堵墻，以此作為與小區的間隔。墻上嵌著兩塊介紹牌，以我的想象必定是公園的介紹，說不定還能從上面找到蝸寄廬的字樣。然所見與想象差異較大，兩塊牌子分別介紹了韓非、黃宗羲、史尚寬、江平、孟德斯鳩、龐德六位人物的生平。這種排列方式，即使腦筋急轉彎也想不出該如何將其歸類。從韓非到黃宗羲應該相隔了兩千年，而史尚寬與江平是現當代人物，后兩位則是外國思想家。可以肯定，此六人顯然不是寧波鄉賢。那么如此組合的意圖何在呢？我只好就此問題向陸文君請教，畢竟一行人中數他最年輕，然而他也答不出個所以然。 這幾塊上也沒有蝸寄廬字樣 原來是禁毒公園 且不管這六位人物是否有代表性，我希望看到的“蝸寄廬”沒在上面卻是事實，那么只能繼續探尋。在塔前又看到了一塊古碑，落款是“光緒十二年”，仔細讀上面文字，同樣沒有發現蝸寄廬。就旁邊的另外幾塊碑一一看過去，依然無果。林嵐走過去向幾位老人打聽，他們紛紛表示只是游客。如今寧波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如何區分本地人和游客，顯然并不容易。無奈我等只好繼續行進。而當轉到塔的另一側時，終于看到了公園名稱——禁毒文化園。這幾個字刻在一塊不規則的石頭上，其他四字涂為紅色，惟有那個“毒”字是瘆人的黑。這等嚴肅主題的公園還是第一次看到，這讓我猛然醒悟剛才那個不明就里的組合，原來答案在此：那六人都與禁毒有關。但韓非子時代有毒品嗎？設計者的旁征博引讓三位出版界人士也大為嘆服。 在塔的周圍繼續找 又看到三塊碑 顯然在這里找不到蝸寄廬，但既然該廬位于塔影巷，放眼望去，這一帶僅有眼前這一座塔，如此想來，其應該在此塔附近。大家決定擴大搜尋范圍，而陳社長注意到，大沙泥街對面似乎有一片平房。我們決定先到那一帶踏訪。于是穿過寬闊的馬路，剛剛走到對面，看到路邊赫然立著“塔影巷”的路牌。明明有街區，為什么寧波城區地圖以及手機導航卻完全查不出來呢？真是匪夷所思。幸虧這無意間摸準的方位，眾人頗覺意外之喜，于是顧不上吐槽，沿著標牌指示的方向繼續前行。 無意間看到了塔影巷的路牌
安靜的塔影巷 從指示牌的方向看過去，塔影巷所處是一條仿古街區，兩側均為青磚灰瓦，地面鋪著古舊條石。這一帶位于寧波市中心，然而卻鬧中取靜。我等沿著小巷一路尋找，整個過程中除了彼此的說話聲，竟然聽不到任何其他動靜。也正因為如此，在尋訪過程中也無從了解具體情形。好在陸文君發現了“蓮橋第全景指引圖”，由此得知，這一帶的總名稱叫“蓮橋第”，而剛才看到的那座古塔名為“天封塔”，天封塔南側就是這片老街區。在此街的中間位置，橫穿南北的一條小巷名叫“塔影巷”。巷的北口是大沙泥街，也就是我們走入之處，巷的南口則為塔前街。蝸寄廬應當就位于兩者之間。
仔細在上面查看路徑 既然有了這樣明確的標示，想來找到舊居應該挺方便。可是我們在這條不長的小街上走了兩個來回，還是未曾看到絲毫痕跡。難道這處舊居沒有掛牌？不應該啊，因為從資料上得知，當年蝸寄廬將藏書捐給天一閣，也是很有影響力的一件事，各種媒體多有報導。于是我等四人商量一番，決定擴大尋找范圍，向兩側的小巷內探尋。幾分鐘后，我就聽到了林嵐興奮地喊叫：找到了一處姓孫的故居！蝸寄廬藏書遞傳兩代，創始人是孫家溎，而后傳給其兒子定觀。既然找到了姓孫的故居，至少姓氏上沒問題，于是我們趕了過去。
孫傳哲故居文保牌 林嵐所站之處并不在塔影巷，而是與之相交的塔前街，門牌號為“塔前街4號”。老房子的墻上嵌著兩塊文保牌，其中一塊上面刻著“孫傳哲故居”，而房子的門楣上也同樣題著這五個字。看來這不是我所找的兩位藏書家。這時我突然想起來曾經在哪本書上看到過，孫傳哲也是蝸寄廬主人孫家溎的兒子。于是細看另一塊文保牌，果真在上面看到了蝸寄廬的字樣： 孫傳哲故居 孫傳哲故居，清代建筑，其二樓原為藏書樓，顏曰“蝸寄廬”，是現存甬城為數不多的私人藏書樓之一。孫氏后裔將藏書分別捐獻給天一閣和寧波大學。 孫傳哲（1915-1995），系我國著名郵票設計大師，1980年全國評選建國30年最佳郵票時，其設計的入選作品占三分之一，并曾赴維也納參加世界郵票博覽會，獲大會授予的榮譽證書。
此牌上也未講述孫傳哲跟藏書有何關系 我在這段簡介中終于看到了蝸寄廬的字樣，看來我們確實找對了地方。三位老師為此都挺高興。可是這段介紹寫得跳躍度有點大，其稱孫傳哲乃是著名的郵票設計大師，而與蝸寄廬的關系卻未曾提及。而旁邊的另一塊簡介牌中也沒有談到，但不管怎么說，眼前的這處舊居就是“眾里尋她千萬度”的蝸寄廬。先鎖定目標，其他問題可慢慢探尋。
緊閉的大門 可惜的是，孫傳哲故居大門緊閉，我等用力捶門，里面也沒有任何回響。通過剛才的這一番探尋，已經能夠明顯感到這個街區還未正式啟用。雖然如此，眾人還是不死心，于是圍著故居四處尋找進口。
孫傳哲故居外觀
轉到了另一條路上 轉到塔前街上，意外地看到了屠呦呦故居，原來屠家和孫家竟然是鄰居。兩年前，屠呦呦研制出的青蒿素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這事在國內引起了巨大轟動，為這件事而撰寫的一部書，因此而獲得了圖書界的文金獎。那年文金獎社科類的獎項總計三個，其中之一是我的《得書記》《失書記》。我的小書能與那么重要的學術專著同獲殊榮，這是我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正因為這個緣由，而今在這里巧遇屠呦呦故居，這份親切之感難以形容。
屠呦呦故居 探尋一番還是難以進入，對于尋訪而言，當然是個遺憾。好在書樓難得完好地保護在這里，那就后會有期，說不定下回過來我能得見廬山真面目。如今只好憑借他人的描述，完成對蝸寄廬的想象了。
隔墻仰望蝸寄廬
又回到了門前 周達章、周嫻華所著《寧波老事體》一書中，專有一文《蝸寄廬與孫定觀先生》，談到孫家溎：“塔前街上有一戶孫家，主人叫孫家溎，原是清末秀才，后在外做茶葉生意。雖說是一位商人，卻十分喜好收藏古籍，平時也喜歡寫寫字，繪繪畫。由于經商得法，賺了錢，于是發心收藏古籍，苦心孤詣，四處尋覓，時日長了，倒也購得不少圖書，其中不乏珍貴的善本” 這段話說得很明確，孫家溎是靠茶葉生意起家的，賺錢之余，喜歡收藏古書。藏書到了一定數量，需要專門的空間來盛放，所以他就在塔影巷一帶買地建起了房屋。周達章等在文中寫道：“因嫌原來在三支街的房屋太小，于是在朋友幫助下，在塔前巷一帶覓得一塊好地皮，在此修繕居舍，建成了三間一弄的兩層樓房。樓房分前后兩進。前進是一排兩層三間樓房，靠西的還建有一間明軒。在中堂前有一天井，天井南邊靠墻用青石板壘成一排花壇，種有幾棵臘梅，兩旁邊還栽有幾叢天竺葵。冬日，臘梅澄黃飄香，叢叢常綠的天竺葵上點綴的是一串串深紅色的天竺果。明軒門口一排三只七石缸，其中一只養有好幾種金魚。中堂前有一條寬三尺多的走廊，中堂兩旁是兩間臥室。有朋友來一般就在堂前間或明軒就座。明軒間不是很大，倒也有十幾平方米，里面除了書桌、椅子、茶幾之外，惹人注目的是一個烏紅木書櫥，據說是孫先生遷新居后，從藥行街一家木器店購得，其工藝精巧，足見甬上紅木家具制作的精致（該櫥現藏天一閣）。”
標牌懸掛方式
頗為精美的石雕 這段描繪十分詳細，講出了孫家溎所建之房的具體格局。而對于藏書樓的情況，文中又有如下描寫：“后進是一排平房，兩進之間有一個小明堂，也一式放著幾只七石缸。整幢樓房約有800多平方米，最有特色的是一間即謂‘堂樓登’的孫先生藏書之地。靠西的一邊是一排木櫥，櫥內大多是藏畫和一些善本，臨東一邊是兩把單背椅，中間放一茶幾。墻上倒也掛有兩幅小中堂。靠北的一邊書架上是大批的古籍，書架上還有十來個大書箱。臨南窗的是一張寫字桌，桌子一邊是一把轉椅，另一邊是一張紅木腰鼓凳。據說這一間的家具都是其三兒子孫傳哲先生年輕時親手設計監制的，一式山桃木料，黑的底色上過白漆，因而露出一片細而短的白色細纖木紋，煞是好看。這樣的家具與樓下中堂的擺設全然兩種樣式，倒是有些西式家具的味道。這大概是上過美專學過繪畫的孫傳哲先生的想法。” 這段描寫十分傳神，蝸寄廬內的情形宛在眼前，其何以能了解得如此細致呢？作者在文中有交代：“筆者是孫先生最小的兒子的學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次去過蝸寄廬，也多次聆聽過孫定觀先生有關藏書的真知灼言。那時筆者尚年輕，曾把祖上所藏書畫，請孫先生鑒別。記得有一次筆者拿線裝舊本《石頭記》《三國演義》等幾部古籍和幾軸字畫去請教孫先生，孫先生都一一指點從不厭煩，尤其是見到《石頭記》一書時，大為驚喜，連說這是多么難得的程批啊。”
《錄鬼簿》二卷續編一卷 一九六零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北京圖書館藏本影印本，卷首 原來文章作者之一周達章乃是孫定觀兒子的同學，難怪他掌握了這么多第一手資料。而這周達章家中也藏有線裝書和字畫，當年還特意帶去請孫定觀鑒定。關于蝸寄廬的整體面積，周文中未曾提及。而楊古城所撰《“蝸寄廬”與藏書家郵票設計師》一文中給出的數據是：“原有樓房近800平方米，至今尚存二層樓三合院近400平方米，四周有高墻圍護，樓前有60余平方米的明堂，用作養花種草。” 孫家溎是如何由商入藏的呢？對于這件事，駱兆平在《蝸寄廬贈書目錄前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孫家溎先生長于書畫，尤善章草，工白描人物，故入藏之書，初以藝術小品為主，后漸及四部，廣為收購。藏書中亦不乏鄉邦文獻，如明陳槐《聞見漫錄》二卷，明王嗣爽《夷困文編》六卷，都被刻入《四明叢書》第四集中。先生選書，講求版本，遇有精本，則以前蓄新刻并加銀幣換取，故藏書數量雖不多，而版本精美，善本約占總數的一半，構成了蝸寄廬藏書的一個顯明特點。”
《錄鬼簿》二卷續編一卷 一九六零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北京圖書館藏本影印本，序 看來，一切緣于興趣愛好。孫家溎在經商之余喜歡畫畫寫字，為了提高自己的藝術水準，他會購買一些相關書籍來研習。而在這個過程中，他漸漸喜歡上了非藝術類的書籍。從此之后，廣泛買書，開始了收藏之路。他買書頗為講究版本，除了購進鄉邦文獻，余外則是買難得之書。其子孫定觀在《孫氏蝸寄廬捐贈圖書文物記》一文中也提到了父親藏書的特點：“所收版本精美而不求數量，尤以明刊白棉紙本詩文集最具特色，其中不少紙精墨良，宛如新鐫。每得一書，即詳加考訂著錄，另紙述之，附于卷內，不作隨意批注。嘗謂讀書當知人、知書并稔悉其時代背景。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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