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 | 饒宗頤：我這個追求的精神，可以說是個怪人

原標題:懷念 | 饒宗頤：我這個追求的精神，可以說是個怪人

“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

這是十分要緊的。”

——饒宗頤

2018年2月6日凌晨，饒宗頤先生去世。一代國學大師，人稱“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和季羨林齊名，學界稱“南饒北季”。他博古通今，融貫中西，涉獵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古代歷史、古文字、甲骨文、敦煌學，還有藝術史、音樂、書畫、美術、文學、哲學等，然而這位飽學之士，卻從來沒有進過學堂，也沒有學歷。

2001年，《名人面對面》節目組，

有幸采訪到了饒宗頤先生，

如今先生已去，我們留下了他的這些言語。

「緣要兩方面內外的結合」

一九一七年，饒宗頤出生在廣東潮州的一個大戶人家，其外祖父為清末進士，父親饒鍔為當地知名的考據學家、工商金融界名流，幾代皆為潮州首富。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藏書十萬余卷。

饒家的藏書樓 天嘯樓

許戈輝：饒公您是生長在潮汕地區，我們都知道，潮汕人很善于到海外拓殖，善于經商，而您偏偏從了文，而且做的是非常高深晦澀的學問，能不能告訴我，這是為什么呢？

饒宗頤：我的父親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也念書，是商人，但是是一個儒商。我十幾歲，我父親就過世了，我接下來就管他的產業，還要管他沒有完成的著作。我只能兩方面做一件做得好的，就是能夠把他的學術繼續下來，但是生意我就沒有辦法管了。到了后來，我對錢沒有興趣，就是因為他的錢在我手上。后來沒有了，因為時代整個轉變了，抗戰了，再加上種種情況，所以我后來就變為純粹向學術發展。我的學術發展是因為我有家庭教育，可以說是家學。

饒氏家族20年代大合照，饒宗頤為前排左五

少年早慧的饒宗頤，二十歲出頭就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那個時候，中山大學因為日軍南侵，已經遷到云南，在赴聘途中，饒宗頤大病一場，滯留在香港，這場大病使他有機會結識了后來對他影響深遠的學者王云五和葉恭綽，從而正式步入國學研究的大門，而這場大病恰恰也是饒公此生唯一害過的一場大病。

饒宗頤：所以這些人世的變化，也有它一個緣遇，或者說是人生無常，有很多是你可遇而不可求的，是緣遇的問題。佛教就講因緣的問題，緣是外面的條件，外在的條件，你自己有某種內在的條件，可以同外緣結合，能夠配得上的就會能夠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為你的條件和它的條件不合，它沒有需要你。所以緣要兩方面內外的結合，我剛剛碰上很多緣，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子。

「最大的問題就是基礎」

饒宗頤治學，涉獵范疇十分廣泛，季羨林先生曾根據饒氏對自己學問的歸納分為了八個門類，后來鄭煒明先生更是添加補充細分為十五類。

許戈輝：您看您所研究的范疇，包括歷史，包括像敦煌學、道學、儒學、詩、詞、文，您自己還精通琴、書、畫，您所研究的中國傳統的人文科學，是從遠到上古史前，近到明清，基本上每一個朝代都有涉獵，那我們就很好奇，一個人怎么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前提下，去涉獵這么多領域？

饒宗頤：我年輕的時候不上正規的學校，但是我自己有我自己不正規的一個閱讀的范圍，我有兩個基本的知識基礎，第一個是中文基礎，寫作的基礎。

我小時候的訓練，可以寫詩，可以填詞，可以寫駢文，可以寫散文，因為我父親是具備有這個條件的人，我跟他學習，所以我看人家這句話通不通，這時候應該如何寫得雅一點，如何用某種文體寫，我在小時候已經有這個訓練，這個事情是今天很不容易做到的。今天我看很多中文系的沒有訓練這個部分，但是我在小時候已經有這樣一個訓練。

第二個是知識的問題，我家里有那么多書，我整天在看，就等于孩子在玩。就是一個小圖書館，自己可以在那里一面享受，一面玩，懂不懂也就在那里逛。所以，中國書的基本種類我老早就了解。

2000年，饒宗頤與季羨林在北大合影

季羨林與饒宗頤

許戈輝：您看，您很博學，同時在每一個專業的領域里邊又很精，那說到博學和專學的問題，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他一“博”的話就容易沒有長項了，哪一門都好像沒有深入去研究，那您怎么看待博學和專學這兩者的關系，一個人怎么做到又博學又專學呢？

饒宗頤：“博”同“專”的問題，好像是今天做學問的一般人的方法，從查書的目錄弄一個“博”，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基礎。一句話可以有很多講法，古代已經有很多講法，近現代也有很多講法，到底哪一句話講得合理，不敢說它全對的，就是今天我們念古代的經典已經都有這個情況，所以對這個文字要很下功夫。

70年代，饒宗頤與錢穆

「求知欲吞沒了我整個人

但我覺得是一種樂趣」

如果說博大精深是饒宗頤的治學成就，那么以有涯之生命追求無涯之學問正是這背后的動力。

許戈輝：您經常會引用曾國藩說的話，說做人做學問都要“求闕”，“闕”就是同現在這個缺少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吧？

饒宗頤：這是曾國藩的問題，曾國藩有個求闕齋，實際上天下都有缺的，月亮也有缺的，這是自然規律，我今天覺得最令我興奮的就是今天中國很多新東西出土，很多問題都從地下冒出來了，都要求解答，遇見冒出來的東西以后，這文字一對，同我們今天看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樣的，為什么會這樣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管這東西，我有責任的。

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別人沒有興趣，他說這個毫無用處，沒有意思，但是我覺得我有興趣，我的興趣并不是錢的問題。我覺得價值很難講，我看有價值別人看毫無價值，在學術上面，大家所爭執的，你有沒有講得出一個道理出來，恐怕這是世界上共同都在注目的事情。

2000年，饒宗頤在巴黎盧浮宮前

許戈輝：您自己曾經說過，世界上的五大洲您已經行其四，已經去過其中的四個大洲了，南美洲還沒有去過。可能您正是實踐了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那您覺得在您這個“行”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獲和樂趣是什么？

饒宗頤：最大的樂趣就是我所知道的東西，到那個地方有一個親證，原來如此。或者是啟發，有新問題產生了我后來又查書一直研究，原來如此，或者說“不對，過去我知道的不是那么一回事”，這些都是我的樂趣，這是我的求知欲太強了，可能是這樣子征服了我整個人，吞沒我自己，求知欲吞沒了我自己一整個人，但是我覺得是一種樂趣。

饒宗頤的書法作品

「每一個問題我要追到

一定打破砂鍋問到底」

饒宗頤字選堂，其中這個“選”字，有“選民”這一層宗教含義，另外，重視《文選》和仰慕元朝畫家錢選，也是選堂的來由，短短一個字號就包含了三重意義。

饒宗頤的繪畫作品

許戈輝：很多學者他本身就是文化的載體，比如說像您，您也是肚子里裝了很多很多學問，那您會不會覺得自己年事已高，以后有沒有人繼承您這么多的學問？您有沒有為這個擔心過呢？

饒宗頤：我不擔心這個，因為我覺得今天的學問也很壯大。今天中國的學問是從八十年代以后非常壯大，國內的學人很多，很有意思，各種各樣的學人都是，真的做學問的人很多，不是沒有，我不擔心學問會中斷，我很樂觀。

但是像我這樣做學問的人就不一定會有，因為那么傻瓜，那么蠢去追求一些不相干的問題，像我這樣子，在很多專家看起來是無聊的事情。究竟干什么呢，也沒有錢賺。

港大饒宗頤學術館所在地 鄧志昂樓

許戈輝：您一生鉆研學問，不近政治，是因為您對政治比較反感嗎？

饒宗頤：不是反感，因為每個人都是政治的動物，離不了政治的，天天都要同政治發生關系。但是正面真正投入政治以后，你在興趣方面就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因為我的興趣在學術，在追求我莫名奇妙的那些問題，我就喜歡追那些事情，每一個問題我要追到，一定打破砂鍋問到底。

所以搞到我的興趣，逼我去搞那么多的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學問，去弄一個明白，終究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過程是個很有意思的趣味，就是令我欲罷不能的一個情況。

許戈輝：那么中國古代傳統思想，“學而優則仕”對您沒有影響嗎？

饒宗頤：這句話很害人的，你還沒有學好“仕”什么呢？什么是“優”呢？學而優的“優”，“優”的程度很難回答的，我覺得這句是害人的話。

「人家發大財 我也看不起

人家窮 我也覺得無所謂」

不近政治并不意味著思想幼稚，相反，饒宗頤洞悉世事，而且自幼就比同齡人早熟。父親剛剛過世的時候，十六歲的饒宗頤寫了一首《優曇花詩》，其老到與超脫不亞于八十老叟。

許戈輝：我很好奇，為什么您在十六歲的時候，是那樣一個老成的少年，會寫出給別人感覺，一個蒼蒼老者的那樣一首詩。但是現在您已經八十歲，卻給人感覺還像孩子一樣，保持著很純真的心態呢？

饒宗頤：我實在是很奇怪，我現在八十五歲，但是我的心態還是我十幾歲那個年齡，我也莫名奇妙，為什么會這樣子？但是當然中間有一個是我個人的修養，因為我對很多事情看得比較透，因為無常的事情令我看見富貴、有錢沒錢，我看來都是這樣子，我看來都不在乎，不當一回事。這種變化是一定的，是自然律的，所以都不動搖我的心。人家發大財，我也看不起，人家窮，我也覺得無所謂。我到現在還是維持我這個心態。

許戈輝：您到目前為止，至少已經有七、八十部著作了。那么您自己有沒有寫過自傳？

饒宗頤：自傳？我不敢寫自傳。我沒有可傳之處，別人寫我的叫別人負責，我自己不能，覺得我自己差得很遠了。都在追求中，不敢說有什么，但是我這個追求的精神，也許可以說是一個怪人。

采訪記錄于

于2001年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編輯：劉夢琪、蒙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