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如果你能夠理解這首詩的妙處，你就能理解魯迅先生「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句話的妙處。 一、人們之所以會對「兩株棗樹」這種表達有所疑問，不能理解，是因為對文學語言太生疏。 在日常生活中，語言的主要作用是傳達信息，它的第一要務是精準簡潔，其意義在于表明一個精準的信息，所以日常語言大多是「陳述性」的語言：在哪里、有多少、是什么、怎么樣。比如「路邊停了五輛車」，「這里好美」，「我很悲傷」，「他是壞蛋」。都是陳述性的語言。簡潔精準，方便人們處理信息。 文學語言則不同，其最重要的是要表現出具體的情景和情緒。文學不應該陳述，而應該表現。陳述判斷應該由讀者通過你的表現自行得出，而不是你直接陳述給讀者。譬如一個景點，你可以說「那里真的很漂亮」，作為一個日常的陳述，這是足夠的。可是如果你寫成一篇散文，你滿篇的「那里好美」「那里真的很漂亮」，那就不行了。你得通過表現山是怎樣的，水是怎樣的，花草樹木如何，等等之類。你得讓人讀了你的文章后，他自己覺得那里很美，而不是你直接告訴他「那里很美」。 文學語言簡單來說就是，不要干巴巴的陳述，去表現出來。 在日常生活的語境中，你如果用魯迅先生「兩株棗樹」的表達方式，確實會很別扭。比如你跟你朋友說：「快看，那里開了兩朵花，一朵是梅花，另一朵也是梅花。」這就不對，沒人會這么說話。正常的表達是：「快看，那里開了兩朵梅花。」這種日常的語境，語言合適與否，就在于是否能夠精準簡潔的陳述一個信息。如果你增加了許多表述，信息量卻沒有增加，那么你的表達就包含很多沒有用的廢話。這是沒問題的。 這里的問題就在于把日常語言和文學語言混淆了。文學語言和日常語言，有不同的規范追求。你日常說話用文學語言就會很別扭，同樣，文學作品中用最規范的日常語言也不是好的文學，甚至都不算文學。他們只是有不同的適用范圍和規范，卻不能就此相互否定。 二、魯迅先生的「兩株棗樹」，是一種表現手法。在文學作品，尤其是非小說的文學體裁中呈現一個東西，一定是為了某種文學表現，而絕不是為了告訴你這里有啥。 文學語言在于要表現出一種具體的情景和情緒。 《多情劍客無情劍》中，有這樣一段： 他不愿阿飛再想這件事，忽然抬頭笑道：「你看，這棵樹上的梅花已開了。」阿飛道：「嗯。 」李尋歡道：「:你可知道已開了多少朵?」阿飛道：「十七朵。」李尋歡的心沉落了下去，笑容也凍結。因為他數過梅花，他了解一個人在數梅花時，那是多么的寂寞。 寫寂寞不是讓人不斷地說：「我好寂寞」，而是讓他去數梅花。魯迅先生「兩株棗樹」，頗有類似。 這么寫，不是告訴你一個客觀性的沒有情緒的信息：「那棵樹上有十七朵花」「門前有兩株棗樹」，就像「這顆球三斤重」一樣。不是那個意思。 「兩株棗樹」的寫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個體，然后又轉移到另一個同質的個體，你看上去是重復廢話，但在這種同質轉移的流動中，就顯出了情緒和層次，表達的重復實際顯出了注意力的移動，注意力的流動顯出的是情緒的層次。 于是「兩株棗樹」這句話，便不再是一個干巴巴的信息傳達，而是飽含著情緒的語句。語句的重復，也使得讀者的注意力隨著語句而流動，從而得到和作者一樣的情緒感知。 「墻外有兩株棗樹」，是一種概括性的陳述，是一種說明，對象和重點都是棗樹，這里面沒有人的氣息。 「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你立刻就感知到，這里的對象和重點不是棗樹，而是人。有人的某種情緒涌動。 「三天沒喝水的老王，看到路上有兩個空水壺」，干巴巴的陳述，沒有力量。 「三天沒喝水的老王，看到路邊有兩個水壺，一個是空的，另一個也是空的。」這里面立刻就有老王的情緒波動在，有了層次。這兩種表達的不同是非常明顯的。 這樣的表達其實是很常見的。 在某種重男輕女的背景下；「老王家有三個女兒」。干巴巴的信息陳述。 「老王家有三個孩子，老大是女兒，老二是女兒，老三還是女兒。」立刻就有情緒在里面。 當然，任何手法都不是無限制的應用的。這里面有一個節奏的問題。 「老王家有五個孩子，老大是女兒，老二是女兒，老三是女兒，老四是女兒，老五還是女兒。」這就過分了。 改掉節奏：「老王家有五個孩子，前四個都是女兒，最后好不容易又生了一個，還是女兒。」這就好了。 汪曾祺先生《待車》中有一句「云自東方來。自西方來，南方來，北方來，云自四方來。云要向四方散去。」你要是寫成「云自四方來，又向四方散去」，立刻就少了點什么。 這種重復的描寫，是一種表現手法，通過具體的意象，表現出了人的具體情緒。 三、補充「兩株棗樹」這種寫法另一個作用是表現具體情景。 「魚戲蓮葉東」那四句，注意力從魚兒在蓮葉東，到蓮葉西，到南，到北。語句引領著你，宛然直見魚兒悠游自在。這就是表現出了具體的情景，讓你宛然直見。 汪曾祺先生《磨滅》中有一句：「文林街上人來，人往，人下先生坡，人上先生坡。」就語義信息而言，「文林街上人來人往」就足夠了。可只有加上「人下先生坡，人上先生坡」這兩句看似廢話的內容，你才真能感受到「人來人往」的熱鬧，而不是一個別人陳述的i信息。 另外再舉兩個汪曾祺先生對于空間和時間的具體表現的例子。 寫一個空間背景，故事在這空間中發生。一般人只是會寫成「某地，某街」就完了。比如「昆明大西門外，一張對褶的鈔票躺在人行道上。」 汪曾祺先生寫成： 「昆明大西門外，米市，菜市，肉市。柴馱子，炭馱子。馬糞。粗細瓷碗，砂鍋鐵鍋。燜雞米餞，燒餌 塊。金錢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煙，炸辣子的嗆人的氣味。紅黃藍白黑，酸甜苦辣咸。一張對褶的鈔票躺在人行道上。」 有了中間這部分內容，這條街瞬間活了起來。充滿生活氣息，眼耳鼻舌身，處處感受得到。 如果寫時間的流逝，很多人會直接寫「一年后」。就像這樣：「沈沅在這個農科所生活了快一年了。」 汪曾祺先生寫為： 「稻子收割了，羊羔子抓了秋膘了，葡萄下了窖了，雪下來了。雪化了，茵陳篙在烏黑的地里綠了，羊角蔥露了嘴了，稻田的凍土翻了，葡萄出了窖了，母羊接了春羔了，育苗了，插秧了。沈沅在這個農科所生活了快一年了。」 總之，文學的表現內容，在日常的語境中都是廢話。但是在文學中，如果沒有那些「廢話」，而只有陳述，其效果就會像下圖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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