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勛：分數、人格和智慧完全是兩回事

年輕人的價值觀是不是出了問題？

經常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甚至是自己的親生父母。這些現象會使人懷疑，現代年輕人的價值觀是不是出現問題？

我個人覺得，年輕人本身是無辜的。

價值觀的形成是一個過程，我們看到那些令人錯愕的行為，是一個“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則是形成這個“果”的“因”。在長期唯考試導向的教育體制中，我們是允許學生升學科目得滿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養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因此產生這些現象，錯愕嗎？我一點也不覺得。

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有，在我那一個年代就開始發生。我們很少思考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

譬如我從事藝術工作，關心的是創作力，關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學校教過，從聯考分數最低的學校到聯考分數最高的學校。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覺得這些學校之間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你實際接觸到學科分數低的學生，就會知道，他們沒有花很多時間準備考試，相反的，他花很多時間在了解人。譬如說看電影或者讀小說，從中就有很多機會碰觸到人性的問題。

可是專門會考試的學生呢？往往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一九九八年發生震驚社會的王水事件，一個女孩子因為和另一個女孩子與同一個男友交往，在慌張之際，就把化學方面的專長用出來，她調出了“王水”，犯下謀殺案。我們可以說，她的專業知識分數非常高，但她在道德跟情感處理上是零分。

她是壞或是殘酷嗎？我不覺得，她根本沒有其它選擇。平常她缺乏對人性的了解，根本不知道怎么辦。所以最后警方帶她到現場時，她很茫然；她當然茫然，因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這些個案是我們說的“好學生”所為，他們要進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難考的，他們從小就埋頭在升學、考試里，忽略了其它。從很多年前我就很怕這樣的人，我覺得這樣的人一旦犯罪，對于“罪”的本質，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一直覺得，如果要指責這樣的事情，矛頭應該是指向一個教育的架構，這個架構教育出一批批像這樣非常奇怪的人。

分數和人格、智慧完全是兩回事

我自己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很苦悶。我相信凡是處在一個生理發育、轉變的時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時候。不只是身體開始變化，聲音變粗，性征出現，等等，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意識到自己身體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時刻，就在此時，也就是啟蒙時刻。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身體的苦悶，卻無法解答。因為生理的苦悶引發我開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動物還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和肉體的欲望沖突得很嚴重。我不知道女孩子會不會這么嚴重，以男孩子來說，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嚴重的，那是一種來自生理上奇怪的壓力。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學。我在書店讀文學，在文學里削減了許多欲望上的苦悶，并嘗試去解答自己從何而來，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這些難以解答的課題。

因為這樣，有一段時間，我原來很好的功課就耽誤了，幾次考試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學校、被家里指責成一個壞孩子。我想，在那一剎那之間，我是非常容易變壞的。幸好文學救了我，讓我有足夠的自信，不但沒有變壞，并且在文學中得到很多關于人生課題的解答。

同一個時間，我的同伴一頭鉆進考試里。這些同學，今天我回頭去看的時候，發現他們都過得不快樂。他們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學，有些也出國留學回來了，但對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發生的問題，他們都沒有辦法面對。對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們始終沒有機會去碰觸，因為考試不會考。

我們評判一個學生是壞學生，因為他的分數不夠，可是他對人性可能已經有很豐富的理解；我們評判一個好學生，也是用分數，卻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對情感和倫理的種種課題。分數和人格的發展絕對是兩回事，知識完全不等于智慧，也完全沒有辦法轉換成智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好學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酒吧去，在電梯內搶劫，當場就被酒吧里的人抓到。是悲劇吧！卻令人難以同情。

這個社會一直在制造這樣的一批“好學生”，他們本身也洋洋得意，因為一路走來是被捧得高高的“資優生”，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有問題。

我要呼吁的是，所謂的“明星學校”從來沒有給你任何保障，知識分數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別小心，因為你將來要面對的生活難題，都不在這些分數里面。

給孩子最好的音樂、文學、電影，讓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

這幾年發生的資優生犯罪事件，正好說明了教育應該拿出來做最好的檢查。為什么在這個教育系統中，連知識分子的自負都消失了？以前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有些事是知識分子不屑做的，為什么這種士的自負在校園中式微了？我覺得，這是教育本質上的最大問題。

當然，這幾年來，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補牢的工作，開始注意到社區活動，開始注意到人文教育、藝術教育，但是我覺得做得不夠。

我想強調的是，學校絕對不是訓練一批考試機器的場域，這些孩子不能夠這樣被犧牲。有時，我真的覺得這些豢養考試機器的學校，就像養雞場、養豬場，讓人覺得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我們應該給孩子最好的音樂、最好的文學、最好的電影，讓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這些，是不能考試的。

我曾幫朋友代課，帶大學舞蹈系先修班的大一孩子。因為要代三個星期的課，我很想認識他們，所以請他們畫自畫像，然后準備兩分鐘的自我介紹。他們不是美術專業學生，當然自畫像畫得不是很好，我只是希望他們可以在鏡子里看看自己。課后，好多學生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透過鏡子好好看自己。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好好地在鏡子里看過自己，他對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這是多么危險的一件事。

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弒親案，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和同伴聯手殺害熟睡中的雙親，后來母親醒來，向他們求饒，他的同伴不敢下手，因為同伴常常去他家，媽媽對他們很好，最后是這個孩子動手。

我想，他從來沒有在鏡子里面對自己吧！他自己的美或丑、他自己的殘酷或溫柔，他都不了解。所以當他做出這樣的事時，可以無動于衷。人真的應該常常在鏡子中面對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當我在課堂上，請學生做這個作業的時候，幾乎有一半的學生最后都哭了。我才發現他們內在有一個這么寂寞的自己，是他們不敢面對的。原本限定兩分鐘的自我介紹，最后我們都停不下來。

還有一些學生完全不肯講，上臺以后，只看到淚水在眼眶里打轉，一句話也不說。我當時也沒有強迫他們講。到了第三個禮拜，我私下和這一批學生吃飯，最后他們說了，我才知道這些不說話的孩子有這么多的問題。他們的父母、老師聽過這些話嗎？沒有。在升學體制中，沒有人給他們這樣的管道。

學校的輔導室是空設的。要真正去發現他們，用藝術的方法引導他們，把他們內心的東西引出來才有意義。因為這些說不出口的話，積壓到一定的程度，會出事情的，這令我非常擔憂。

社會的整體價值觀是“唯利是圖”

我們提到價值觀，重點不在于年輕人的價值觀，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當社會的整體價值觀是“唯利是圖”，年輕人的價值觀也只會有一個字：利。

以電視節目來說，媒體關心的是有沒有廣告，會不會賣錢？這就會讓孩子模仿到一切東西都是可以用“買賣”作為價值判斷。社會在制造商品，人也變成商品，在商品化、消費化的鼓勵中，就會產生對于戕害生命無動于衷的結局。

如果要檢討的話，就應該是做整體的、全盤的檢討，而不是在個體行為上。因為一個唯利是圖的社會，每一個人都會在物化自己與他人的過程中成為受害者。

其實，我們的社會對于人的商品化、物化，比歐美國家嚴重許多。你可以看到，政治在商品化，政治人物露面前要先經過商業化的包裝，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連宣傳公益都要靠廣告包裝。

這個現象讓人非常害怕，如果我們不能意識到這一點，并以實際行動做一些制衡的話，就只能被牽著鼻子走。我們無法期待打開報紙會看到什么好消息，照這樣走下去，結局只會越來越嚴重。

學校無能為力，要依靠家庭、扎根生活

現在我們要傳承這樣的風范是比較艱難的。整個社會物化的速度越來越快，教育也越來越無能為力。很少人會有勇氣去對抗這個制度，你怎么敢對一個高中生說：你不要考試，不要升學，你現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紀，應該去畫畫，去讀小說。我也不會鼓勵學生去對抗制度。雖然我自己是這么做的。

只是我也要誠實地說，這么做很危險，真的要非常小心。老師一定要是人師，教育本身就是對人的關心。

當然，在體制內做最大的爭取與改革，不能只靠老師，我想就算俞大綱先生在這個時代，他也會是很安靜的。他是在一個非常優雅的文人家庭長大，他的哥哥俞大維、俞大紱都是一等一的院士。這種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為家教嚴，國學基礎好，又學習到非常好的西學，而能成就他們的風范。

俞大綱對我說，他爸爸媽媽喜歡看戲，經常帶他一起看戲、講戲，他就變成戲劇專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從來不是拿著書本上課，所以你聽他講李商隱，一首一首講，不需要看書，因為從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詩，一面唱戲，把李商隱講完了。

我想，一個好的人文教育，還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如果你的心被物質塞滿了，最后對物質也不會有感覺。就好像一個吃得很飽的人，對食物不會感興趣。當一個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時候，最后他會非常不快樂，這種痛苦是他的父母無法了解的。

西方的工業革命比我們早，他們已經過了那個比較、欲求的階段，反而回來很安分地做自己。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賣沒有牛奶的冰淇淋，幾十年來店門前總是大排長龍。但他永遠不會想多開幾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種“夠了”的感覺，那個“夠了”是一個很難的哲學：我就是做這件事情，很開心，每一個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樂，所以，夠了。這種快樂是我一直希望學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