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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黃金時代》 40 年前，我還在讀書的時候，突然社會上多了個詞「改革」。起初并不知道這個詞將與我個人生活發生多大的關系，無論是本科、碩士畢業還是開始工作，似乎關于這件事情，我都是在關注別人的所做所為，對別人做得不對的事情希望有改變，或者別人想把事情往更好做，我會為他加油，于是就這樣懵懵懂懂地參與到了改革的吃瓜群眾行列，完全是從一個看客的角度去窺探、去加油、去使勁。 可是沒想到，在 1989 年，國家前進的列車突然咚一下地急剎車，顫動了一下，然后又拐彎，小拐彎，最后大拐彎，又拐回到原來的位置和軌道。結果這么一停、一拐彎、一折騰，我從車上被顛下來了。顛下來后才發現，自己已被改革了，于是只好尋找新的生存和發展方向，這等于說自己也需要改革，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改得跟原來不一樣，不光能自己養活自己，而且要把自己改造得和國家（社會）未來更寬廣的前途相吻合，給自己一個新的事業生命。 自打改革了自己以后，我覺得應該要更多地做自己能做主的事，于是就辦了一家后來叫萬通的公司。辦公司以后，我發現自己被改革以后最大的改變是自己能決定自己幾點上班，自己決定給自己發多少錢，自己決定去哪里。這三件事看似自由了，但實際上自己卻成為了一個戴上鐐銬的自由人，因為這一自由的代價就是要屈從于所有獲取自由的手段，比如時間、金錢以及經營企業的資源等等，這樣一來，就不得不陷入一個更加忙碌的境地，每天睜開眼睛只想著為自由而掙扎。 ▲《繡春刀》|選擇就是放棄，自由就是枷鎖 一晃也快 30 年了，我發現這 30 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談論改革，不是自身去體會被改革，而是出差和不間斷的飛行。我現在一年要飛一百五六十次，所以做生意這半生下來少說也有三四千次的飛行。這種頻率的出差，這樣的折騰，讓我感到既興奮又疲倦；既期待又茫然；既充實又空虛；既感覺到些許成功，又不時有些沮喪；既有過程中的些許快樂，但也有之后的惆悵。 之所以會有這么復雜的情緒，實際上主要糾結在這三件事兒上。 第一件事兒就是去哪。每次旅行前總要問一件事情，這次去哪？當每天辦公室秘書給我排行程的時候，也總問我，周幾要去哪？那個地方要不要去？每天起來最發愁、最需要判斷的也是今天要去哪，這是不是有用或有價值的出差。這也是 30 年來最多需要決策的一件事情：權衡具體要去哪兒，內心總要有一個選擇的依據和判斷的尺度。 最初，總會選擇我們激情四射和認為有機會的地方，所以我們六個人（萬通六兄弟）不約而同選擇去了海南。在被改革的狀態中找到了海南大特區這個熱鬧非凡的改革熱土，于是我們開始在那里野蠻生長。所以初期的去哪兒都是我們認為最容易生長的地方，最容易綻放和最輕松的地方，也是最不怕失敗的地方，因為那里有著最多跟我們一起嘗試在失敗中找到方向的人。 ▲1993年，組建萬通集團時的核心團隊 左起：馮侖、潘石屹、王功權、王啟富 還有劉軍和易小迪 之后，我選擇的地方就是所謂有商機的地方，有機會的地方。所以從 1993 年到 1999 年我飛了很多地方，都是我認為有商機的地方。而當時判斷的有商機可能就是在那里有熟人當了領導，或者是親戚可以給一些機會。于是我自己在中國不停地飛，飛了一堆地方。實際上在每一個認為有商機的地方都去探了一頭，踏了一腳，摸了一手。結果，當然是沾了是非，留了得失，看了很多廿世紀之怪現狀。 再到了后來，也就 1999 年后的七八年時間里，去了哪兒呢？每天被前面所謂奔著商機走過的地方所惹出來的是非繼續牽著走。所以到后來就變成了哪里有是非就去哪，哪里需要平事就去哪，哪里有麻煩就去哪。 最近幾年，是非似乎消停了，怎么還這么飛呢？要去哪呢？這會兒要去的地方是一個有更大夢想的地方，要去那些是非更少但還能夠發展事業的地方，也要去那些公益引導我們去的地方。 我參加了很多公益組織，因此每年會參加阿拉善、壹基金和亞布力這樣一些企業家的公益活動。所以這幾年我去了非常多跟公益相關的地方，也去了很多被新的夢想所牽引的地方。 ▲萬通六兄弟署名的《披荊斬棘共赴未來》封面 此文宣示了創業者的核心價值觀 是萬通發展的綱領性文獻 那現在每天應該去哪呢？當然是希望去事業發展當中是非最少的地方、政商關系更簡單的地方、業務更容易生根和增長的地方，同時也要去公益事業引導我們要去的地方。 未來要去哪呢？我想未來最需要去的地方是大家所說的理想社會。理想社會是什么呢？社會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呢？理想的狀態又是什么狀態呢？那一定是沒毛病的狀態。沒毛病怎么辦？當然就不需要改革。 所以，我們未來要去的一定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去一個我們省心省力而且大家能夠各自相安地發展事業、無須煩惱，只需用力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可以的地方。這就是未來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傊?，我們要去一個不需要改革的地方。 ▲《人民的名義》| 如何處理政商關系，是永恒的話題 然而，除了每天要琢磨去哪兒之外，還有一件事也要費心思，那就是和誰去。和誰去，就意味著每次都要約人，要約這個或者約那個，或者大家不約而同。比如來亞布力，每年到了這個時間，大家不約而同就到了；去阿拉善，我們也不約而同。 起初我們總是要約，在最初我是和一起創業的伙伴約著走，在企業剛剛開始的時候，只要是出差，就是和這些創業伙伴們，比如和功權、小潘、小易、劉軍、啟富一起出差，當然都是我們自己拎著包，差不多從北京到海南各種走法都走過。走過十幾個小時的海路，在船上顛得直嘔吐；也坐過幾十塊錢的大巴，坐一通宵，從廣州坐到海安；也偶爾坐飛機，還坐過來回被賣豬仔坐的出租車。但我想說的是，創業初期我們是自己搭伙走，吹口哨，走夜路，自己給自己壯膽。 之后，我們是隨著機會走，所以總一起走的人變成了我們認為和機會成敗相關的那些朋友、伙伴，甚至是那些牟利者。當然，我們也是牟利者，大家都為了一個所謂的機會和利益一起出差。這個過程中，其實是利在則聚，利去則散，所以，這樣的出差方式留下了一些碎片式的回憶以及愉快和不愉快的場景，但并沒有引起我內心深處更多的改變，我還是原來的自己。 ▲《在云端》| 和同行一起，彼此鼓勵，彼此學習 當然，當我們慢慢地視野開闊，也找到了自己前進的主業和方向的時候，更多時候是和同行一起出差，所以會和同行去做行業考察、去學習，看一下全世界的房子究竟有多少種做法，客戶有多少種要求，我們的服務應該有多少種不同的滿足方式。開始跟同行走是一個愉快的經歷。因為和同行在一起，可以彼此鼓勵，彼此學習，彼此加油，取長補短，互相關照，互相接濟。 最近十年，除了同行以外，我們每天要出差，還得和同道者走。我發現越來越多的時候，不管是不約而同還是有約而同，偶然相遇的都是同道者。一方面，在企業發展的方式上，在完全堅信市場的力量上，在堅持親清政商關系上，我們是同道者，是中國企業家當中的明白人。我們在路上經常會相遇，也會相約一起做事情。另一方面，在公益事業發展當中的企業家，我們會更加頻繁地打交道。因為做公益和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這樣一個道把我們連在一起，同道者同行，我們會經常相約做一些有意思的公益活動。 我們在亞布力就是同道者的聚會，也是同行在一起交流，當然也是因為朋友在這里，做一次輕松的分享。所以，和誰去是三四千次出差的飛行當中考慮的第二個問題。 ▲與志同道合者一起，可以行穩致遠 第三件事兒就是做什么?；剡^頭來想，無非就是增加事和減少事。你出一趟門，總是會像采購一樣，叮鈴咣鐺，裝一堆東西回來，這就叫增事；而有時候出了趟門找了很多人，處理一些事，比如要化解一些糾紛，要糾正一些做錯的事，要處置一些資產，這就叫減事。 所以買賣買賣，如果是買，就是增事；如果是賣，就是減事。增事也叫惹事，惹事都是惹哪些事呢？惹上了好事，當然叫增益，企業會更好發展，個人的利益也會隨之增長。如果惹了不好的事，就惹了是非，對你的收益就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你的事業就有可能受到打擊和抑制。 一個人賺多少錢，不光取決于收入多少，實際上還要考量潛在的成本。比如說體制帶來的制度性成本，比如你跟某一個政治人物或某一個政治集團的是非可能帶來對你顛覆性的一種風險。假如你賺了 100 塊錢，如果這種潛在的是非帶來的風險可能要需要 500 塊才能解決，那就等于是虧的。反過來如果賺了 100 塊錢，你惹的是非只有 10 塊錢，再拿 40 塊錢去平掉這 10 塊錢的是非，你還剩 50 塊錢，所以還是賺的。 因此，每次出門去做事、惹事，一定要惹簡單的事，惹低成本的事，惹能夠可持續發展的事，而不是偶爾暴利的事情或沾惹太多是非的事，所以減事就要減是非，增事必定要增利。 每次出去做事，大體上就這么些事，一開始不懂，經常在增益的動機下惹事，直到現在人過中年才明白，更重要的是在做事的同時要減事，要平事。 ▲《光輝歲月》| 離事遠，離是非更遠 現在每天出門，我第一當然還是要逐利。作為買賣人，逐利是本性，也是職責和義務，更是工作。所以逐利這件事是我每天要盤算的事。 其次，我當然也追名，名和利可以互換，人都難免有虛榮心，難免要為聲名所累，所以，在逐利之外還要追名，這恐怕是在商業活動當中不可免俗的事兒。 此外，最近出差越來越多，實際上開始關注另外兩件事，就是修身和養心。所謂修身，就是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要讓日常的行為不偏離心目中的「道」，必須要簡單、專注、持久地去做事，做好業務。要心懷員工，心懷企業，心懷社會，心懷利益相關者。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 另外也要注意自我修養，讓自己的內心經過繁雜的半生之后，能夠慢慢歸于平靜，逐漸達到內心的寧靜。做到「慣看秋月春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所以我在出門出差和做事的時候，慢慢就由惹事、增事逐漸學會了減事，由惹事非逐漸學會了平是非，由逐利追名逐漸演進到修身養心，這是我們出差逐步變化的軌跡。 ▲《海上鋼琴師》| 由逐利追名逐漸演進到修身養心 回過頭來看，被改革了 30 年之后，企業仍然在繼續發展，我還得繼續出差，而且在未來 20 年里，還會有三四千次的出差。加起來，一生得有五六千次的飛行，但愿未來的飛行能夠像過去 30 年逐漸明白的道理那樣，去減是非的地方，和同道者在一起，做增益的事情，讓正確的事情有連續的積累，達成事業和身心靈的平衡，讓自己處在一個相對舒服的狀態當中。 小到我個人，大到亞布力論壇，難免要議論改革 40 年的事。其實改革和國家的大事兒和我要去哪的琢磨也有相同之處。一個國家的改革同樣也需要每天考慮去哪兒的問題，和誰去的問題，以及做什么事的問題。 最終，改革的目標一定是消滅改革，改革要去的地方必須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改革的最終結果應該是讓我們所有的企業家能夠感受到道義的存在，權利的存在，市場公平的存在，財產和企業長期發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存在，自我的身心靈得到平衡的存在。 末了，如果說有點愿望，我的愿望是，如果改革四十年后還要繼續改革下去的話，那我希望未來背負了越來越多的改革能早點結束，早點進入到一個不需要怎么改革的理想社會，讓晚年能夠在不改革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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