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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女真”到“滿洲” “女真”一詞，最早見于宋代文獻。漢文寫作諸申、朱先、朱里真、主兒扯惕等，都是同音異寫。元明清時期文獻多寫作“女直”，源于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改“真”為“直”。女真是其稱滿洲之前的族稱，因族稱而成為國稱。滿文文獻中，女真( Jusen) 作為族稱，與尼堪( Nikan 漢人) 、蒙古( Monggo) 相對應地使用。女真各部可自稱女真國( Jusen gurun) ，又可互稱為女真國，還可作為女真各部的統稱。這表明女真族在其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已經形成了區別于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某些 明代女真分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分，努爾哈赤出自建州女真。建州女真起自14世紀末松花江下游以東，通過不斷地遷徙，逐漸定居于佟佳江( 今渾江) 和渾河上游。東北起圖們江流域，西南抵鴨綠江西的遼東山地等女真，也屬于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隸屬于以明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中的建州“三衛”，三衛女真“屬夷”接受明廷的冊封、定期朝貢。至15 世紀中葉后，建州女真受明、朝鮮、蒙古的影響，通過馬市貿易，與漢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密切，內部經濟、尤其是狩獵經濟迅速發展。進入16 世紀中葉以來，女真社會與東亞主要國家一樣，都處于激烈的變革之中，“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滿洲實錄》卷一) 。明朝的“華夷秩序”受到嚴峻挑戰，傳統“華夷”關系開始發生變化。 1583 年，努爾哈赤起兵，揭開“以夷亂華”的序幕。努爾哈赤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膽略，采取遠交近攻、分化瓦解、集中優勢、各個擊破的策略，僅用35 年時間，就基本統一了女真各部。他所統一的女真國，是區別于漢人、蒙古人的女真語各部的共名，是女真人共同體的稱謂。事實上，當時的明朝人就認為女真屬夷“皆女直遺種”( 程開祜: 《東夷奴兒哈赤考》) ，朝鮮也一直將出自斡朵里的女真當做“大金之裔”( 《燕山君日記》卷五十，燕山君九年九月辛巳) ，而東部蒙古則稱女真為“主兒扯惕”( Jurchid，是金代女真自稱“朱里真”的蒙語復數形式) ［1］。從《女真譯語》所收的“來文”看，至少在15世紀中葉，女真各部呈給朝廷的文書還以女真文書寫。但至正統九年( 1444) ，女真部落“無識女真字者”已達“四十衛”之多，因而請求明廷“第用達達字”( 《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三，正統九年二月甲午) 。嗣后，女真諸部“皆以蒙字記之”［2］，但女真語仍是女真諸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種共同語言。 努爾哈赤在統一各部女真過程中，均使用女真語，以與漢語、蒙古語相區別，成為聚集女真的一種向心力。1599 年，努爾哈赤利用蒙古字母創制滿文，即“無圈點滿文”，以后逐漸改進，到皇太極時期，形成“有圈點的滿文”。滿文的創制，充分彰顯了女真族自身的一種民族意識。努爾哈赤并不避諱女真的“屬夷”身份，早在起兵時，就以“屬夷”自居，承認明廷為“上國”，接受明廷的敕書，稱臣納貢，尋機發展自身勢力。直至建“金國”稱“英明汗”前，明朝都沒有覺察他的異念，反倒以其保塞有功，“升都督，制東夷”( 茅瑞徵: 《東夷考略·建州》) ，允準進京朝貢( 《明神宗實錄》卷二一五，萬歷十七年九月乙卯) 。1595 年，明廷升其為“龍虎將軍”( 海濱野史: 《建州私志》上卷) 時，努爾哈赤更借機“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愈強”( 茅瑞徵: 《東夷考略·建州》) ，但對外他仍以“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兒哈赤”自稱［3］。滅哈達、輝發后，明廷才似乎有些警覺，認為他“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妄自尊大，其志不小”( 《明神宗實錄》卷四四四，萬歷三十六年三月丁酉) 。1613 年，滅烏拉后，努爾哈赤成為遼東最強大的“屬夷”。1619 年，吞并葉赫，基本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統一。對此，《滿文老檔》中記載: “是年，自明國以東，至東海，朝鮮國以北，蒙古國以南，凡屬諸申語言之諸國，俱已征服而統一矣”［4］117。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以努爾哈赤為首的女真族，最初的國家與民族意識觀念的核心，乃是以原講女真語的“諸國”女真人為主體的，一種共同文化心理的認同。 從“女真”改稱“滿洲”( Manju) ，始于皇太極天聰年間。天聰五年( 1631) 八月，皇太極在給明朝大凌河守將祖大壽的勸降書中，寫道: “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天時人心各不相同”［4］1140，公開否認與歷史上女真所建金朝的關系。四年后，皇太極又借虎爾哈部降軍穆克西科之口，講述了關于滿洲起源的傳說［5］，即三仙女在布庫里山下布勒湖里沐浴，佛庫倫浴畢吞食朱果受孕，生布庫里雍順，布庫里雍順乘舟順流而下到三姓地方，平定該地三個不同姓氏( Hala) 的戰亂，立國于鄂謨輝之野鄂多里，成為滿洲始祖。這個傳說，是以元末明初建州左衛斡朵里女真的歷史作為背景，將其前史濃縮于一個傳說人物身上，接下來恰好銜接南遷的建州左衛女真的真實歷史( 《龍飛御天歌》第五三章) 。 滿洲始祖傳說，通過對滿洲始源于女真斡朵里部建州左衛的歷史梳理，強化了建州女真的地位。同時也有意無意地開始隱諱其為金朝后裔，及曾為明“華夷秩序”體系中“屬夷”衛所的事實，充分體現了其民族意識的強化，并以此彰顯其民族獨立性。這樣，一個被稱做“滿洲”族的共同體，被有意識地從女真族體中剝離出來。特別是在進入遼東地區后，大量的非女真人口的被納入，使“女真國”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了單一女真族的范疇。因此，天聰九年( 1635) 九月，皇太極正式宣布改女真( 諸申) 之名，以“滿洲”作為新的族稱( 《清太宗實錄》卷二五，天聰九年十月庚寅) 。至此，女真族完成了向滿洲共同體的轉變。滿洲共同體與女真共同體相比，在民族構成上的確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共同體中，除女真族外，還包括數量眾多的蒙古和漢人等民族成分。 隨著滿洲自我民族意識的增強，其對與明朝關系及與之相伴的“華夷”觀念的理解，也發生了某些變化。皇太極即云: “古之大遼、金、大元，俱由小國而成為皇帝矣……豈有一姓人登皇帝位，永世不移之理乎”［4］959。可見，在他心里已將自己與明朝皇帝對等而視，已然不再安于“夷”的身份了。清朝入關后，通過“剃發易服”對漢民族文化心理的征服，一定程度上也是這種觀念轉變的極端化發展。而且，此時的滿洲統治者，雖還無法使自己全然擺脫“夷”的文化劣位，但也開始為自身統治的合法性辯解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 談遷: 《國榷》卷一○一) 。 二、“法明崇滿”治國理念的形成 努爾哈赤建立金國后，以歷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為統緒，構建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并與明朝相區別。1616 年，努爾哈赤上尊號“英明汗”(Genggiyenban)［4］44，建元“天命”，國號“愛新”，漢語稱為“金”，意為他所創建的國家，乃是與12世紀崛起于東亞地區的女真族所建的金朝一脈相承，其本人就是接續金朝統緒的傳人。這樣就將其政權與歷史上已經存在過的，非漢人所建“異族”政權有機地聯系一起。不僅如此，努爾哈赤還將其原來的姓氏覺羅( Gioro hala) 改為愛新覺羅( Aisin gioro) 。在內外交往中，他也常以金朝的傳人自詡。1618 年，襲取撫順時，努爾哈赤曾向蒙古貝勒恩格德爾、大臣薩哈廉講述“先朝金史”(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二，天命三年四月) ; 1621 年，有人獻金“天會汗三年”造的古鐘，努爾哈赤當眾炫耀，“天會汗乃我先祖金國阿骨打之弟”［4］206 ;同年，在談及征明理由時也言，“明帝無故援助邊外之人，殺金汗之親族我之父祖”［4］186 ; 而在與朝鮮交往的文書中，也常寫有“我金大定汗”( Meniaisinhan) 之類字樣［4］87。 努爾哈赤以“大金之裔”自詡，雖然不乏沿襲建州女真傳統做法的一面，如早在李滿住時代，建州衛的對外文書中就曾以“大金”為號( 《燕山君日記》卷一九，燕山君二年十一月甲辰) ; 1493 年，建州三衛首領在給朝鮮成宗國王的文書中，也多次稱自己為“金皇帝”( 《李朝成宗實錄》卷二七四，成宗二十四年二月己亥) 。但更為重要的，還是意欲通過這種統緒上的連接，抬高自身身份，通過與明朝及漢民族的相對區分，來凝聚女真各部力量，實現民族統一。因此，“滿( 女真) 漢有別”、“崇金黜明”，也成為努爾哈赤時期國家建構的一個基本理念。進入遼沈地區后，社會構成的日漸復雜、國家地位的上升等，使努爾哈赤的治國理念已然無法滿足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因此，皇太極時期，他一改其父接續金朝統緒的方法，改族稱為“滿洲”，不久又改國號為“清”，切斷了現國家政權與金朝的歷史聯系，轉而將“法明崇滿”作為自己的國家建構理念。一方面，以明朝的政治體制為模式，設立“三院”、八衙門，并將《大明會典》作為施政之準繩( 《天聰朝臣工奏議·寧完我請變通大明會典設六部通事奏》) ; 另一方面，則在其“父汗”有意識地將女真與蒙古、漢人加以區別，強化本民族認同的基礎上，進一步重視新的“滿洲”意識的塑造。1632年，命達海改進滿文，使之規范化( 《八旗通志》初集卷二三六，《大海傳》) ，并多次在上諭中強調滿語文的重要性，認為“蒙古諸貝子，自棄蒙古之語”，終致國運衰微，“朕纘承基業，豈可改我國之制，而聽從他國”( 《清太宗實錄》卷十八，天聰六年四月辛酉) 。內三院設立后，還令弘文院希福等將歷代正史中，“用兵行師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奸佞，有關政要者”，匯纂翻譯為滿文( 《清太宗實錄》卷二三，天聰九年五月已巳) 。既可從中借鑒歷史經驗之得失，又有利于強化滿洲族群意識，增強內在凝聚力。其間也有滿洲大臣上疏，請求“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皇太極皆不予采納，并回應說: “實為子孫萬世之計也……恐日后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也”( 《清太宗實錄》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可見，在皇太極的治國理念中，“法明”與“崇滿”是并行不悖的。這一治國理念的確立，也為滿洲入主中原漢地后，國家與社會秩序的恢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644 年，滿洲入主中原，是17 世紀中葉東亞史上重大事件。這一事件使曾經支配著東亞的“華夷秩序”發生易變，“夷狄”系的“滿洲”取代“華夏”系的“大明”，一躍位居東亞“共主”地位，由此引起東亞各國強烈的反應［6］。尤其是中國本土南部，反應最為激烈，先后爆發了南明諸政權對清朝的抗爭、鄭成功的海上起義、東南沿海的武裝反抗、農民軍余部的抗清斗爭等轟轟烈烈的“反清復明”運動，時間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 如此激烈的交鋒，對滿洲統治集團是嚴峻的考驗。面對根深蒂固的“華夷”觀念所帶來的滿漢矛盾與沖突，立足未穩的清朝統治者不得不強化“首崇滿洲”的國策，以維系自身的統治基礎。但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它又不得不面對如何有效治理人口眾多的漢人及邊疆“諸族”的現實課題。平心而論，就滿洲統治者本身而言，或許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意識，但作為國家的領導者，又迫使其必須超越“華夷”壁壘，于兩難中尋找到一個平衡點。于是，在極力“崇滿”保持自身民族利益與意識的同時，“因襲明制”以適應新的政治統治需要，也就成為了清初統治者不二的選擇。 順治時期，為適應中原漢地政治生態的需要，也曾提出了“興文教，崇儒術”( 《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紀二》) 的治國方略，但因忙于戰事而未得以落實。康熙帝親政后，才真正加以實施，他將理學作為國家的統治思想，頒行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圣諭十六條”( 《清圣祖實錄》卷三四，康熙九年十月癸巳) ，開“博學鴻儒科”招攬人才，設“明史館”纂修《明史》等。這一系列舉措的推行，使先前一些對滿洲充滿敵意的“遺民”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甚至產生了“幸遇圣朝，干戈載戢，文教放興”的幸運感，對清帝也多有“圣天子崇儒尚文”之類的稱頌之詞［7］。 于是，滿漢民族關系也漸趨緩和。不過，就清朝國家而言，中原漢地僅占國家疆域的三分之一，滿洲統治者并未將治理中原的“漢制”強制推行到邊疆民族地區。清帝對邊疆地區的治理，是通過采取“因俗而治”的方式得以實現的，如蒙古的盟旗制度、回疆的伯克制、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西藏地區政教合一的管理體制等。在康熙帝看來，中原內陸與外方邊疆，都是“朕統御寰區，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無異視”( 《清圣祖實錄》卷六九，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 。這也就決定了清初統治者在“法明”的同時，是不可能放棄“首崇滿洲”的基本國策的。因為“法明崇滿”本身，就是一種視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結構而行的“因俗而治”，并隨著清代社會的變遷，顯現出隱含于其后的更為深刻的歷史內涵。 參考文獻: 《學習與探索》2011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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