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碗“村上拉面”，等了十年

老沈閱覽 201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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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少華

　　備受關注的村上春樹長篇小說新作《刺殺騎士團長》中文版，近日面世。這是時隔十年之后，“林家鋪子”又一次出爐村上長篇作品。2017年夏，翻譯家林少華回到家鄉，躲進一座農家院落“閉關”85天，近50萬言《刺殺騎士團長》的翻譯一氣呵成。
　　林少華翻譯的村上春樹作品多達42部，其中《挪威的森林》《尋羊冒險記》等成為當代日本文學在中國的現象級暢銷書。
　　在這篇翻譯手記中，林少華以真實生動的筆觸，記錄了自己等待這碗“村上拉面”的微妙心緒、回鄉“閉關”翻譯的85日、對于文學翻譯的獨到體悟……“譯罷最后一行，擲筆'出關’。但見晴空麗日，白云悠悠，花草樹木，粲然生輝。心情好得都不像自己的了。”
　　別怪我老是顯擺自吹，我這輩子大約混出了四種身份：教書匠，翻譯匠，未必像樣的學者，未必不像樣的作家。
　　無須說，其中翻譯匠的名聲大，影響也好像不小。譯的書，大大小小厚厚薄薄花花綠綠加起來有80本了。至少一半是村上的，42本。于是有網友戲稱拙譯為“林家鋪子”，我也每每因此樂不可支。
　　吃得津津有味的一碗“拉面”，被人一把端走

　　文學譯作是作者之作和譯者之譯一見鐘情或兩情相悅的產物。按余光中的說法，“翻譯如婚姻，是一種相互妥協的藝術”。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一個譯者遇上正合脾性的作者，或一個作者遇上正合脾性的譯者，未嘗不可以說是天作之合。

　　不過，樂不起來的時候也是有的。至少自2008年以來，村上新作接連與“林家鋪子”無緣。打個有失斯文的比方，就好像自己正悶頭吃得津津有味的一碗“味千拉面”，忽然被人一把端走，致使我目瞪口呆地面對空蕩蕩的桌面，手中筷子不知就那么舉著好還是放下好，嘴巴不知就那么張著好還是姑且閉上好。這倒也罷了，還要不得不在饑腸轆轆當中忍受種種冷嘲熱諷。而今，這碗“味千拉面”又被上海譯文出版社重新端回擺在我的面前！說得夸張些，十年所有的日子仿佛就是為了等候這一時刻。
　　這碗“味千拉面”，就是村上最新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
　　去年5月4日，上海譯文出版社吳洪副社長從上海特意飛來青島。當面告知譯文社以勢在必得的雄心一路斬關奪隘，終于以“天價”險獲《刺殺騎士團長》大陸版權。當然更關鍵的是決定請我翻譯。
　　“睽違十載，'譯文’東山再起，林譯重出江湖”——吳洪似乎連廣告詞都擬了出來。正中下懷，正是我多年來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場景。
　　說起來，我這人也沒有別的本事。既不能從政經世濟民治國安邦，又不能從軍帶甲百萬醉臥沙場，更不能從商腰纏萬貫造福一方，只能在搖唇鼓舌當教書匠之余玩弄咬文嚼字這個雕蟲小技。表現在翻譯上，恰好碰上了村上春樹這個文字風格相近或者說文字投緣的日本作家。這在結果上——休怪我總是自吹自擂——有可能不僅僅是“林家鋪子”一家之幸，而且是讀者之幸、村上文學之幸以至文學翻譯事業之幸。或謂百花齊放有什么不好，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文學翻譯而言，有時則未必好到哪里去。這是因為，文學譯作是作者之作和譯者之譯一見鐘情或兩情相悅的產物。按余光中的說法，“翻譯如婚姻，是一種相互妥協的藝術”。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一個譯者遇上正合脾性的作者，或一個作者遇上正合脾性的譯者，未嘗不可以說是天作之合。這種幾率，借用村上式比喻，堪比百分之百的男孩碰上百分之百的女孩，實乃偶然中的偶然。

　　躲進農家院落，我在村頭翻譯村上

　　如此曉行夜宿，風雨兼程，去年九月中旬一天清晨終于全部完工。手寫稿紙1600多頁，近50萬言，前后歷時85天。

　　說來可能令人啼笑皆非。人家村上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寫的也都是城里人、城市題材，這部《刺殺騎士團長》更是。而我是道道地地的鄉下人，進了城也總是迫不及待地返回鄉下。這本《刺殺騎士團長》的絕大部分，就是我去年夏天七月初回鄉躲進村頭一座農家院落“閉關”翻譯的。而且，有不少是我趴在土炕矮腳桌上翻譯的。
　　諸位城里人可能有所不知，東北昔日鄉民的人生理想是：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如今，孩子進城或上學或務工或嫁人，橫豎不回來了。老婆進城看孩子的孩子也不回來了。作為一家之主的老農只好把牛賣給麥當勞，把地“流轉”給吃不慣麥當勞的遠房親戚，也隨后進城了。房子呢，連同熱炕頭外加院子園子賣給了我。說實話，可把我樂壞了，樂的程度說不定僅次于撈得《刺殺騎士團長》的翻譯任務。
　　房子坐落在鎮郊村莊的村頭。村頭再西走二里多，是我近半個世紀前就讀的初中母校，往東走不出一里，就是鎮里老街即當年的人民公社機關和供銷社所在地。也就是說，當年我上初中期間去供銷社買書和后來在生產大隊當民兵連長去公社開會，都要經過這個村頭。而幾十年過后的現在，我在村頭翻譯村上，當年的民兵連長在此“刺殺騎士團長”——幽默？命運的偶然或不確定性？
　　作為時間安排，我五點到五點半之間起床，六點或六點半開工，中午小睡一個小時，晚間十一點前后收筆歇息。每天慢則譯十頁，稿紙上得五千言；快則譯二十頁，得萬言上下。平均每天大約譯7500字。
　　實不相瞞，譯7500字并不很難，難的是寫7500字。連寫十天之后，胳膊痛，手腕痛，手指痛。握筆的大拇指和承重的小拇指尤其痛。告訴出版社，出版社馬上要寄止痛藥來。我謝絕了。靈機一動，去院子里拔草，拔了二三十分鐘，也許受力部位不同的關系，疼痛大為減輕。喏，幸好是在鄉下，在城里如何是好？毀壞草坪不成？
　　如此曉行夜宿，風雨兼程，九月中旬一天清晨終于全部完工。手寫稿紙1600多頁，近50萬言，前后歷時85天。
　　譯罷最后一行，擲筆“出關”。
　　但見晴空麗日，白云悠悠，花草樹木，粲然生輝。心情好得都不像自己的了。再次借用村上君的說法，心情好得就好像夏日陽光下的奶油蛋糕。

　　譯得再好，百分之百的村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一般翻譯轉述內容或故事，非一般翻譯重構文體和美、文體之美。說到底，這也是文學翻譯的妙趣和樂趣所在，否則翻譯這件事豈不活活成了苦役？

　　或問譯得這么快，會不會不認真？那可不會。
　　雖說我一向鼓吹審美忠實，但在語義語法層面也還是如履薄冰。在此前提下分外看重文體，尤其文體的節奏和韻味。舍此，無非翻譯一個故事罷了——花天價版權費單單買一個故事，值得嗎？肯定不值得。而若買來的是一種獨特的語言風格或文體，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就可能給中國文學語言的藝術表達帶來新的可能性、啟示性。果真如此，那么花多少錢都有其價值。而這種價值的體現，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一般翻譯轉述內容或故事，非一般翻譯重構文體和美、文體之美。說到底，這也是文學翻譯的妙趣和樂趣所在，否則翻譯這件事豈不活活成了苦役？
　　另外我想強調的一點是，哪怕譯得再好，所謂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樹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兩個。其一，任何翻譯都是基于譯者個人理解的語言轉換，而理解總是因人而異，并無精確秩序可循——理解性無秩序。其二，文學語言乃是不具有日常自明性的歧義橫生甚或意在言外的語言，審美是其核心。而對審美意蘊的把握和再現更是因人而異——審美性無秩序。據村上春樹在《終究悲哀的外國語》中的說法，“翻譯這東西原本就是將一種語言'姑且’置換成另一種語言，即使再認真再巧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動。翻譯當中必須舍棄什么方能留取保住什么。所謂'取舍選擇’是翻譯工作的根本概念。”既要取舍，勢必改變原文秩序，百分之百等值翻譯也就成了問號。不妨說，文學翻譯的最大特點恐怕就在于它的模糊性、無秩序性、不確定性。
　　且以“にっこり”(smile)的漢譯為例。辭典確定性釋義為“微笑”，但在翻譯實踐中則有無數選項：微微一笑/輕輕一笑/淺淺一笑/淡淡一笑/莞爾一笑/嫣然一笑/粲然一笑/嫵媚地一笑/動人地一笑/好看地一笑。或者笑瞇瞇/笑吟吟/笑盈盈/笑嘻嘻。甚至嬉皮笑臉亦可偶一為之。而另一方面，特定語境中的最佳選項則惟此一個。譯者的任務，即是找出那個惟一，那個十幾分之一、幾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通過幾數個百分之一向“百分之百”逼近。問題是，再逼近也很難精準抵達。換言之，翻譯永遠在路上。
　　再者，村上文學在中國、在漢語世界中的第二次生命是漢語賦予的。所以嚴格說來，它已不再是外國文學意義上或日語語境中的村上文學，而是作為翻譯文學成為中國文學、漢語文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或者不妨這樣說，村上原作是第一文本，中文譯作是第二文本，受眾過程是第三文本。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轉化當中，源語信息必然有所變異或流失，同時有新的信息融入進來——原作文本在得失之間獲得再生或新生。
　　最后，我要向鄉間房前屋后的樹們花們致以謝意。南窗有一株杏樹，北窗正對著兩棵海棠。七月初剛回來的時候，杏才小拇指大小，羞答答躲在綠葉里，要像查辭典那樣查找才能找到；海棠就更小了，圓圓的小腦袋拖著細細的小尾巴在枝葉間探頭探腦，活像腦海里趕來代替日語的一串串漢語字眼。及至翻譯過半，南窗不時傳來熟杏落地的“啪噠”聲，平添繾綣而安謐的秋思。北窗成熟的海棠果，往往讓人聯想小說中漂亮的秋川姑母，催生純粹屬于審美意義上的激情。
　　如此之間，驀然回神，南北樹下的野菊花已經不動聲色地綻開星星般的小臉——秋天了。秋天是收獲的季節。果然，書譯完了。

　　《刺殺騎士團長》
　　[日]村上春樹　著
　　林少華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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