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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的舊書街主要是集中在牯嶺街一帶，然而這條書街因為搬遷的原因，早在四十年前就已衰落，而其美好的記憶卻深深留存了愛書人的腦海中。之后又因為一個同名的影片讓該街名聲大噪，黃尚雄、韓維君在《舊書攤》一文中寫道：“年輕的X、Y世代，也許不知道，當年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最拉風的活動，就是逛舊書店、買舊書。臺北市的牯嶺街，不是因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由楊德昌執導）而聲名大噪。盛極一時的舊書產業，才是讓老一輩臺北人所津津樂道的主因。” 這個電影我沒有看過，然而牯嶺街之名卻由此而深入人心，很多對藏書沒有興趣的朋友提到“牯嶺街”三個字都會講到這部電影，可見該電影拍攝得何等之成功。而我對少年殺人這件事沒有太大興趣，更多者則是關注于這條古書街的興衰。 牯嶺街街牌 從什么時候牯嶺街成為了舊書一條街這件事，傅月庵在其專著《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中引用了作家劉大任在《浮游群落》一書中對牯嶺街的描繪文字：“這一帶的舊書店，不知什么時候發展起來的，近年頗成就一種市面。朋友一個帶一個，不久都成了常客。逛舊書店是一門學問，胡浩常說：外行人，金子擺在眼前也看不見。老手的話，不但版本、價格心里有數，甚至培養出一種直覺，一堆堆小山樣的破舊書刊里，眼睛一瞄，保管挖出好東西。” 劉大任說他不知道牯嶺街是什么時候發展成了古書一條街，但《浮游群落》是一部小說，也許劉大任是有意模糊具體的情形。關于牯嶺街形成舊書一條街的起因，傅月庵先生在《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一書中有如下說法：“一九四五年以前的臺北佐久間町一帶，原為臺灣總督府宿舍區，包括軍司令、高等文官等都散居在這塊由今牯嶺街所貫穿的區域，庭園宅邸、街巷修然。二次大戰后，日人遣返在即，乃紛紛整理家當，將字畫、古董、藏書等就地擺攤，低價出售。日本人走后，市集隱然成形，顛沛流離謀生拙，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臺的軍公教人員，成了舊書來源的另一重要提供者，也是積極的消費者。于是以牯嶺街為中心，漸漸蔓延到廈門街、福州街、寧波西街、南海路等相鄰道路，處處都有人設攤開店，販賣過期雜志、漫畫、月歷，用過的教科書、各種雜書，乃至絕版書、線裝書、手抄本等等，最盛時期聚集了一百多家的攤商，有店面者二十余家，取名包括慶音、妙章、松林、易林、藝文、竹林、千秋、珍藝、人文……感覺還殘留有幾分東洋味，而‘牯嶺街’也幾乎成為‘舊書攤’的代名詞。” 到處是郵幣招牌 原來牯嶺街一帶乃是臺灣的高尚區，只是因為二次大戰的失敗，日本人被遣返回國，他們在離開臺灣時將一些物品就地擺攤出售，而后形成了市場。而跟隨國民黨前往臺灣的一些人員因為沒有固定的收入，也開始在這一帶出售舊物，于是漸漸形成了市場。對于該市場形成的時段，趙長海所著《新中國古舊書業》一書中附錄有“中國臺灣的古舊書業”，此篇附錄首先講明了牯嶺街對于臺灣舊書業的重要性：“承載舊書業發展的載體是舊書店，而臺灣的舊書店以臺北為主，臺北的舊書交易早期主要集中在牯嶺街，之后搬遷到光華商場，因此，了解臺北牯嶺街舊書店興衰可以窺見臺灣舊書業的興衰。” 而對于舊書街的形成時間，趙長海在文中也有著同樣的說法：“二戰剛結束時的牯嶺街僅是古亭區的一條小馬路，街道兩邊的日式住宅大多被國民黨接收作為公家眷舍。牯嶺街開始成為臺北有名的舊書街，是在1945年（民國43年）左右。” 行人稀少的馬路 然而樸子在《牯嶺拾遺》一文中卻說牯嶺街書市的形成并不始于1945年的抗戰勝利：“牯嶺街在日據時代屬佐久間町，其東鄰兒玉町，即今南昌路一帶，就有四五家日文舊書店，手邊一本書上的標簽就有‘野田書房’、‘全國古書籍商聯盟’、‘臺北兒玉町’云云，聽說光復后還有經營，到了一九五一年前后才散去。” 對于這一點，傅月庵有著同樣的論述，其在《臺北舊書街》一文中寫道：“牯嶺街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舊書街，清末時期原稱龍口街，此時附近幾乎沒有開發，只有部分沿溪而居的傳統住宅。日治初期，日人在此規劃一條日人住宅街道，以現今的南海路與南昌路負責對外交通需求。自日治時代起，這條位于臺北市的小街道，就已是二手書的集散地了，這是牯嶺街舊書業發展的萌芽時期。” 傅月庵說這一帶原本也都是舊書店 按照傅月庵的說法，日據時期的牯嶺街乃是臺灣舊書業發展的萌芽時期，但即便如此，這也應當是牯嶺舊書街的源頭。看來牯領街原本就有舊書店，只是因為這一帶主要是日本人的居住區，故這些書店主要是賣日文書。而到了1945年，日本人被遣送回國時，于牯嶺街一帶擺攤出售家中物品，樸子在文中寫道：“臺灣光復，日本人被遣送回家，留下帶不走的書、家具等，就沽給舊貨商，有些小販轉買了來就在牯嶺街擺攤求售；書自以日文書為主。那時候，臺胞自長時間處于日語倡行漢文極受壓制的日據時代，一般人多不能讀中文書，政府猶當大力推行國語文教育，圖書出版事業才在起步，遑論中文舊書買賣了。” 既然牯嶺街最早是日本人開辦的舊書店，那么當地的中國人到哪里擺攤賣書呢？按照樸子的說法則為：“一九五○年左右，臺北市區熙攘之處，像中華路、重慶南路、衡陽街、武昌街、新公園等，隨處可見一些賣書的。” 仍然有些未拆捆 既然原本的中文舊書攤并不集中于牯嶺街一帶，那為什么這里漸漸形成了最大的中文舊書一條街呢？按照樸子的說法是：“臺北市區逐漸繁榮，市府為整頓騎樓市容疏暢交通，舊書攤就也逐漸集中牯嶺街去了。”既然如此，是哪位在牯嶺街首先賣中文書？樸子在其文中給出了如下答案：“傳說當時開牯嶺書市先河，是一個叫‘阿彪伯’的擺攤最早，一般有說‘松林書店’招牌最老，應是指的它是第一家搬進店面的舊書攤。現在‘松林’老板也說，一九五六年‘松林’老老板在國都戲院隔南昌街對面開店賣書之前，牯嶺街一帶就已經有舊攤了。而且‘松林’之號，是他們父子兄弟在一九五八年遷入牯嶺街，今天‘竹林書店’現址正式登記為書店才有的，后來兄弟分家，哥哥遷‘松林’新址，弟弟改號‘竹林’。這同時，牯嶺街在一九六○年前后，舊書市集漸成氣候，以至魏先生為文時候的鼎盛時期，到一九七四年三月書攤再遷光華，已屆牯嶺書業風燭殘年，時不我與了。” 然而從各種文獻來看，牯嶺街最初只是一些地攤，到后來才形成了固定的商店。樸子在《牯嶺拾遺》一文中寫道：“牯嶺街是臺北的一條小馬路，當年即以舊書攤聞名。說它是攤，那真叫寫實，除了少數幾家有字號開了鋪子的，其他都是利用路肩人行道上擺露天攤，克難湊合書架倚墻而立，雜志畫報堆滿一地，字畫就掛在樹上，大多攤位依稀相接，連綿約占三條街。六十年代舊書業鼎盛時期，這里聚集有六七十家書攤。” 店主的工作臺 能夠形成舊書街，貨源豐富當然是第一大要素。對于書源的來由，趙長海在文中寫道：“這一時期的舊書攤有著豐富的舊書來源，其中最主要的為日本僑民遣返，無法帶走的圖書、古玩字畫等；另外一個因素即臺灣光復后至國民黨退居臺灣，大量撤退到臺軍民人口，生活艱難，許多人不得不處理圖書等舊物勉強度日。因此，50、60年代販賣舊書以及其它流動攤販四處流竄街頭的情形是隨處可見。” 因為都是臨時交易，當然也就沒有什么店鋪，就地擺攤雖然方便，但也同樣會引起道路的擁擠，因此市場發展到一定規模，有關部門就會出面管理。對于這樣的管理，趙長海在文中寫道：“舊書攤則在牯嶺街一天天集中，至五十年代中期，已經發展到有58家舊書攤的規模。到1968年臺灣政府公布‘臺北市攤販管理規則’，牯嶺街開始分配固定的書攤位置，舊書攤販增加至80家左右，因固定位置有限，攤位難求，據1974年報載，轉讓行情已經高達四萬八干元臺幣。從1954年到1969年間，牯嶺街舊書業為其發展期，而在1969年此后的十年間，則為其鼎盛時期。” 我感興趣的書 既然有了固定攤位，這就意味著市場的合法化。為什么在這條街上會形成如此龐大的舊書群落？其實這跟朝鮮戰爭后的國際局勢有一定關系，這場戰爭之后世界形成了冷戰格局，而西方的一些智囊團為了研究中國的方方面面需要搜集大量的資料，然而那個階段大陸與國外很少有文獻資料的交流，于是西方有關部門就到臺灣和香港等地去搜集相應的資料。而這樣的搜集活動恰恰使得牯嶺街舊書市場繁榮了起來。傅月庵在《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中寫道：“有些美國學術機構如史丹福的東亞圖書館、哈佛燕京社等，則干脆派人長期駐在臺灣搜羅采購，像國語、臺語、粵語都嘛會通的美國人甘乃元，身懷巨貲下牯嶺，許多好書都被他整批買走了。秦賢次先生自言‘有時恨得牙癢癢的，但一點也沒奈他何。’” 這段話中提到了美國人甘乃元先生，對于此人的購買能力，李志銘在《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一書中寫道：“在牯嶺街的書賈手上，外籍大買家甘乃元挾著美鈔金元大肆廆購，不知有多少的珍本秘籍就此外流異邦、永無歸日。” 向外張望 看來這位甘乃元買書出了名，而恰巧我也認識這位甘先生。在近二十年前，潘家園市場剛剛形成，甘乃元就至此大量購買舊書。他的買法很特別，據說他在國內多個古舊書集散地都有他的固定商戶，甘乃元給這些合作的商戶每家一定的定金，而后讓他們收購自己想要的品種。他的中文很好，據說粵語、閩南話、客家話等幾種語言，他都十分之熟悉。正因為有這樣的優勢，所以大量資料都匯集到了他的手中，而每過一段時間，他都會整集裝箱地運到國外。正因為有這樣密切的交往，故舊書業都親切地稱這位大鼻子洋人為老甘。 我跟甘乃元接觸大約有兩件事，一是琉璃廠古舊書市的重新開放，當年的書市舉辦地乃是在海王村公園內。大量的書籍散亂地堆放在公園正中的廣場上，到了開市的時間，甘乃元像其他愛書人一樣以百米賽跑的速度沖向書堆，而在開門的一剎那，甘乃元振臂一呼：“沖啊！”他在喊出這句口號的同時，右手也攥著拳頭向空中揮舞。看來這是他在中國拍攝的某個“打仗片”中學到的標志性動作，故而給許多愛書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是大家當時都把精神關注到了舊書方面，并沒注意喊出這一聲者是誰，因此不少的寫琉璃廠書市的文章都會講到有人喊過這么一嗓子，但少有人留意喊出這句口號的人是老甘。那個時段他已年紀不小，身體發福，竟然還有這樣的體力和姿態，真的令人刮目相看。 我關注上面三本的版本 而再一次與之接觸，則是在潘家園旁邊的一家賓館內，當時某位朋友要賣給甘乃元一批書，讓我陪同前往。我在他酒店房間內看到了他收來的一些書，聽朋友說，老甘買回這些書后編成目錄寄給西方不同的圖書館，以這種方式售出。而從臺灣的這些史料中能夠看到，他在早年就大量購買中文資料，其眼光之獨具，時間之久遠，沒有一位外國人能夠超過這位老甘。 雖然甘乃元曾經是牯嶺街上的大買家，然而他一個人并不能把市場買起來，牯嶺街的繁榮跟當時資料的需求有很大的關系。李志銘在其專著中寫道：“當時就在海內外各地爭購之下，一般出版管道已無法滿足市場上的中文書籍需求，古舊書買賣以及影印舊版書成了此時主要的圖書來源。許多新、舊書店除了既有店銷生意之外，普遍都有影印書籍的經驗。比如高賢治先生1961年間開設的‘古亭書屋’，就是專門翻版影印各種期刊學報以及中、日文臺灣史料專書，而蕭孟能的文星書店則翻印了《大英百科全書》以及《大漢和辭典》。當時這些影印盜版書對于整個臺灣的學術發展作出了相當的貢獻，新光華‘百城堂’店主林漢章甚至認為：‘若沒有古亭書屋，臺灣史研究可能要倒退十年。’” 單層導軌 大量影印相關史料，這種做法與當年的香港極其類似。香港的舊書街——西洋菜街也是這樣繁榮起來的。其實這樣的繁榮帶來了另一種惡果，那就是當地舊書貨源的枯竭，因為這些舊書流失海外再難有回頭之日。而書店也就更加難以收到更多的貨源，這也是牯嶺街衰落的原因之一。對于資料外流的惡果，李志銘在其專著中寫道：“從民初北京琉璃廠到50年代臺北牯嶺街，一部近百年的華人舊書史幾乎等同于西方國家廆購典籍文物的掠奪史。” 雖然如此，其實一些有頭腦的愛書人也會從牯嶺街中大量地尋找有價值的版本，而李敖先生無疑是其中最有名氣的一位。對于李敖的買書方式，李志銘在其文中描繪道：“早年素有‘文化太保’之稱的李敖，可說是臺灣舊書攤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禁書大王’，不但本身能寫（作品雖然幾乎本本被禁、卻在舊書攤最常看到），也最能買，更最會殺價。殺價不僅是一種交易手段，同時也是舊書攤的一門溝通藝術。很會買書的李敖，其熟稔的殺價方式在軟硬兼施之余不失幽默，雖有些賴皮卻從不透露貶抑口氣……于是，在眼明手快的殺價技巧與大筆金錢的雙重攻勢之下，店里所有販賣的違禁書終于大都被李敖買去了。”
提示語 此次的臺灣之行，我原本想去參觀李敖的書房，其實早在幾個月前，就通過朋友與其家人取得了聯系，然而不巧的是，李敖因病住院，據說情況很嚴重，因為打激素的原因，使得他不愿意見外人。而他這么多年來究竟買到了哪些難得之本，我也就難以目睹，期盼他的病情能夠盡快好轉，以便讓我能夠看到他究竟買到了多少稀見之書。 微信號：zhilanzhaiweili 藏書家韋力的古書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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