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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創立的“儒學”，至宋代逐步被稱為“孔孟之道”，孔子、孟子的家鄉因為離得很近，被稱為“孔孟之鄉”，乃至整個山東，在外面都因山東人的寬厚仁義好客，被冠以“孔孟之鄉”的美稱。 在歷史上的儒學體系里，有孟子之外的曾子、顏子、子思、荀子、后來也有董仲舒、朱熹、王陽明等大儒名士，為什么單單就只有孟子與孔子并稱呢? 一、歷史上曾有“周孔之道”、“孔顏之道” 自漢代重視儒學以來，漢代官方立周公為“元圣”，孔子為“先師”。 周孔之道'在唐代以前是儒學教育的別稱，周公與孔子被合稱為“周孔”。周公，西周時期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學先驅，被后世尊為'元圣'。孔子，春秋時期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被后世尊為“至圣”。 周公創制禮樂，是華夏文明的人文始祖。孔子是周公之后華夏優秀文明傳統的集大成者。周公之道與孔子思想相結合，即周孔之道，是華夏幾千年文明的主脈。周孔之道是世界觀，禮樂文明是其社會實踐的具體展現。 兩周(西、東周)與兩漢(西、東漢)是周孔之道與禮樂文明的產生、發展、成熟時期，出現了兩次古代中國文明史上百家爭鳴的活躍景象。華夏政治大一統時斷時續，但是意識形態的大一統，則是由周孔之道構成的親和力、向心力、凝聚力起了決定性作用。 漢代開始，顏回便被列為孔門七十二賢之首。很長時間，在祭祀孔子時，人們都單獨將顏回安排在孔子旁邊配享，享受“亞圣”的禮遇，漢末名士禰衡在撰寫顏子碑時，就有“亞圣德蹈高蹤”之贊。 據《唐會要》記載，唐玄宗在詔書中格外強調:“顏子既云亞圣，須優其秩。”宋代大儒周敦頤也承認顏回乃儒家的“亞圣”，其在《周敦頤集》中，就有“顏子亞圣”的說法。這就是“孔顏之道”的來歷。 二、孔孟之道是如何形成的? 即使是記述孔子言行的《論語》，在唐初亦未能進入經書之列，更遑論《孟子》。貞觀之時，奉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而配享先師的只有兩人，一為顏淵，一為左丘明。宋初國子監承唐制，仍祭孔顏。 中唐時代，韓愈出于對抗佛教日益興隆的現實需要，提出了道統之說，把孟子放到了儒家道統的主干位置，孟子地位在文化界開始顯赫。韓愈之后，南宋大儒朱熹又對孟子作出了至關重要的歷史定論。朱熹在其《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對孟子贊嘆有加，并且再次認定孟子“真可謂命世亞圣之才”。 在朱熹的影響之下，孟子在民間和學界漸漸坐穩了“亞圣”這把交椅。元至順元年(1330年)，元文宗代表官方為孔子選定了四位配祀者，他們分別為兗國復圣公顏回、郕國宗圣公曾參、沂國述圣公子思、鄒國亞圣公孟子。自此以后，孟子正式取代顏回成為“亞圣”，而顏回則又擁有了新的尊稱--“復圣”。 孟子思想中的思辨性、理論性，切合唐宋之后儒學應對佛道挑戰的需要，自然日益受到重視。經過宋明理學家的不斷推崇和詮釋，“孔孟之道”越來越被視為一個整體。第二，孔子與孟子之間確乎存在思想的一致性。孔子之學包羅萬象，博大精深，蘊含不同的發展路向。孔門后學往往各得一端，但相較而言，孟子更能得孔學要領。孔子的學說包涵仁、禮兩大內容，尤以仁學為重。而孟子恰恰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仁學，使孔子學說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在思想的理論深度上發展了儒學，由仁學進而提出“仁政”，在人性論上高舉“性善論”的大旗。另外，在修養工夫論、人格境界論等方面，孟子都對孔學有所推進和延展。盡管孟子與孔子在性格、氣質乃至思想上存在著一些差異，但這種差別并非本質的，并不妨礙二人在思想上的密切關聯。歷史地看，就對儒學乃至中國思想文化產生的影響而言，孔孟當推為魁首。后世孔孟合稱，以“孔孟之道”來指稱儒學，也并不是完全無視二者的區別。朱熹就曾直言：“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功夫處教人。”可見連朱子也正視二者的理論風格之不同。況且，思想家的價值正在于其獨創性。如果孟子完全同于孔子，那么孟子存在的價值就會失去，后世便不會有“孔孟之道”的說法了(宋立林《“合稱孔孟之道”是歷史誤會嗎 ?》)。 孔子與孟子誰更偉大? 山東一位著名學者說過：孔子很偉大，但因為孟子，使孔子更偉大。如果沒有孔子，孟子一樣很偉大，但如果沒有孟子，孔子沒這么偉大。歷史上更有學者程子明確指出：“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出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三、鄒魯與孔孟、儒學的分辨 鄒魯地區，就是在產生這樣大家、偉人的同時，由一代代偉人大家影響、帶動、推動著文化氛圍的持久、廣泛、深入，這里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崇文重教、文化昌盛”的盛況。 鄒魯這個地方不僅僅在先秦時期因為產生孔孟，也產生了墨子、子思、產生了魯班等人，也因為漢魏時代也產生過一系列諸如匡衡、韋賢父子等丞相，漢代的經學也是在鄒魯這個地方產生，并傳承著孔孟延續的經學。司馬遷《史記》載:“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 班固《漢書·韋賢傳》也說：“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 南北朝時期，《梁書·羊侃傳》:“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 孔子是魯人，孟子是鄒人，后以“鄒魯遺風”謂孔孟遺留下來的儒家風氣。 儒學產生于鄒魯地區，但是不能以“鄒魯”代指孔孟。因為鄒魯有更豐富的文化內涵： 一是這里有產生文人大家的土壤及社會良性機制，二是這里不僅產生了孔孟儒學，而且產生了墨子墨學、科技偉人魯班，后來還產生過脈圣王叔和、產生過玄學奠基人王弼等等，僅以孔孟代指，有以偏概全之嫌。從伏羲肇始的人文傳統一直到漢魏時期，這里一直都是當時中華文化最輝煌的地域。 如今，我們復興傳統文化，不是要我們整天把孔子高高舉起，不僅需要學院派們寫寫學術文章，更需要在民眾當中興起學習之風，興起鄒魯之風。 鄒魯之風是一種學習的氛圍，是一種能夠產生大家偉人的土壤，是可以形成文化基因的機制。所以能夠產生孔孟這樣的圣人，產生包括儒學在內的符合社會管理規律的思想。 因此，不能以孔孟代指鄒魯，鄒魯也不能是儒學的代稱，把這樣的一種現象狹隘成一種思想，是沒有領悟到這種機制的表現，屬于斷章取義。 四、分不開的孔孟，分得開的“鄒”“魯” 應該說，孔子與曲阜、尼山的關系，已經成為曲阜的自豪與優越，但細究鄒魯文化關系，又不得不承認，孔子不僅是“宗周”、崇拜周公，對魯國文化的發展、飛躍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孔子的文化基因也是殷商文化、東夷文化與周文化融合的結果。而居東夷的“邾(鄒)”國文化，其實就是殷商文化、東夷文化的代表，在孔子身上發生作用。 試舉數例以證之： 1、孔子被稱為“鄒人之子”。 《論語八佾》“子入太廟，每事問。或問：‘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知禮也。'”太廟，是國君的祖廟。孔子去太廟參加魯國國君祭祖的典禮。他一進太廟，就向人問這問那，幾乎每一件事都問到了。當時有人譏笑他：“誰說‘鄒人之子，懂得禮儀？來到太廟，什么事都要問。'”(鄒，當時縣名，孔子出生地，在今山東曲阜東南十里西鄒集。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鄒縣的縣官，所以當時有人管孔子叫“鄒人之子”，意即鄒縣縣官的兒子。)孔子聽到人們對他的議論，答道：“我對于不明白的事，每事必問，這恰恰是我要求知禮的表現啊!” 2、最早的“鄒國公”是孔子。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靜帝宇文衍追封孔子為“鄒國公”，“鄒”是國名，“公”是爵位。后來，孟子也被封過“鄒國公”。 3、唐代以前的孔廟是在鄒縣設立的。唐《括地志》記載：“叔梁紇廟亦名尼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山東址”。由此推斷，尼山孔廟建筑群應始建于北魏時期。這時的尼山建筑群，其功能主要是紀念孔子父親。這個時代的“尼山”，尚屬于鄒縣。直到20世紀中期才因尼山水庫管理方便劃給曲阜。 4、孔子的文化體系中，“禮”來源于周公，“仁”則來源于代表東夷文化的“三邾”文化(專文另論)。 5、孔子的母親國應該是邾國。孔子的母親是顏氏。顏姓后裔以邾武公之名——顏為姓氏。此即后世中國百家姓中顏氏的由來。顏氏在當時的“三邾”相當著名，孔子有八位高足就是郳國的顏氏(唐顏真卿有“孔門八顏，皆郳出也”的話)。邾武公死于前796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顏母家族此時得姓僅二百余年。顏母當時居住之地鄒縣“顏母莊”應該屬于邾國地望(邾國之地與魯國“擊柝之聲相聞”)，顏母對孩子的教育不僅受到魯文化的影響，更會受到母國文化的影響。 另外，孔子死后，葬于邾國的母親河“洙水”旁，似乎有一定的上述含義。 6、孔子向往的“君子之國”“ 君子之風”，在東夷。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乗桴浮於海。當有人向他指出東夷鄙陋時，他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即：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么鄙陋的呢?孔子對東夷人及其文化是相當尊重的。東夷地區當有敦厚和平、好讓不爭的民風。這種民風在“禮失而求諸野”的中國已不可得，但仍為人們所向往，稱之為君子之風。 相對于孔子與邾國，孟子則有魯國的基因。 有專家考證，孟子是魯國“三桓”的后裔，孟子的母親去世，孟子將母親“歸葬于魯”，亦可證之。趙歧在《孟子題辭》中說，孟子是魯國公族孟孫氏的后代，所以他將母親歸葬于魯。楊向奎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是比較可信的。 因此，因孔子、孟子之功而并稱的“鄒魯圣地”，本來就是一個不能分割的文化圣地，卻因為行政區劃而有許多“燈下黑”現象，孔子不是曲阜的專利，更是文化共享的資源，孟子也不是鄒城的特產，他同樣是魯國貴族的后裔。“孔孟之道”因為合稱而彰顯文化的融合及繼往開來，“孔孟之鄉”更是因為合稱而成為“文化圣地”的驕傲。 作者簡介： 馮彬，“鄒魯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鄒魯圣地孔孟故里人，1982年畢業于濟寧師專中文系，山東省尼山書院首批講師，濟寧市鄉村儒學講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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