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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官印 西漢時期在中國印章發展史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印章制度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更臻完善和規范化，無論形制還是篆刻藝術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峰。特別是在印文的布局上，樹立了一時之軌范，成就了后世之楷模，為歷代印人頂禮膜拜，奉為學習篆刻的不二法門。 西漢時期的官印多出于鑄造，印面一般在2.2厘米至2.4厘米見方，與《漢宮儀》所記“通官印方寸大”的記載大致符合。但也有個別官印的尺寸較大，如廣州象崗出土的南越王“文帝行璽”金印邊長為3.1厘米見方。 對西漢官印的斷代研究，葉其峰有《西漢官印叢考》，孫慰祖有《西漢官印、封泥分期考述》。西漢時期的官印大致分為三個時期，即西漢早期（高祖至景帝）、西漢中期（武帝）和西漢晚期（昭帝至孺子嬰居攝）。
西漢早期的官印印面仍有“田”字及“日”字界格的存在，這種現象約延續到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廢止。但與秦官印相比，漢初官印的界格與印文系鑄造而出，因而顯得筆畫飽滿，界格較粗壯，不似秦印多出鑿刻，文字與界格線條皆細挺而略顯單薄。 西漢早期官印鈕制有鼻鈕、瓦鈕、龜鈕、蛇鈕、魚鈕等。其中，壇狀鼻鈕延續了秦代作風，但西漢中期以后已見不到這種形制。龜鈕最早見于秦代君侯一級的高官印章，漢初龜鈕形體狹長低伏，龜首較短，背部略拱，足爪粗簡，不甚分明。
西漢中期的官印則已逐漸脫離了秦印的影響，字形寬博方正，已完全形成漢人雍容渾穆的自家風范。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兩次定制，使形制及印文方面逐步完善，終于成就了漢印的本體風格和特色。漢印的鈕式與官秩的等級關系有比較明確的規定，在這方面《漢舊儀》等書籍有很詳細的記載，如諸侯王、列侯可用龜鈕金??；千石以下的官吏，普遍用鼻鈕或瓦鈕銅印。在印文方面，最顯著的特點是“章”字的使用及五字印文的出現。史載，漢代官印官秩二千石以上稱“章”，凡印文不足五字加“之”字補足。這是因為“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以往，一些研究者誤讀了上述記載，以致認為漢武帝及其以后官印都用五字，進而得出存世的大量漢代四字官印都是殉葬品，而非實用品的驚世駭俗之論?；蛘哒J為印文作五字與否為識別漢武帝時期官印的標準，這些看法當然是不對的。綜合考古發現及傳世的官印和封泥看，此時的五字以上官印僅限于秩比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如“合浦太守章”“御史大夫章”“中部將軍章”“廣漢大將軍章”等，至于王侯印及品位極低的官印，仍用四字，而且官秩在千石以下者印文稱“印”，不稱“章”。西漢中期的官印印面一般為2.3厘米，鈕式或為鈕面增寬的瓦鈕，或為龜鈕。龜鈕形體增大呈立狀，背部微拱。龜甲、鱗爪鏤雕精致，周邊已加刻環線。 西漢晚期的官印，特色相對要少些，基本上是中期風格的延續。在印文字體上，中期筆畫那種略帶弧形圓曲的特色逐漸消失，筆畫趨于粗直方整，結體更為方正，稍顯刻板，較少變化。印面尺寸多在2.3厘米見方，瓦鈕鈕面加寬至1.4厘米左右，印臺增厚至0.8厘米以上。龜鈕圓渾生動，花紋鑄造得極為精細。
西漢時期，還有一些作曲尺形空心把鈕的大型印。如以“遒侯騎馬”為代表的烙馬印，均為陽文，體勢蒼莽渾穆，筆畫粗細不一，頗耐尋味。山東萊州出土過一方中6.5公斤的“右鹽主官”大型銅官印，印文上部飾雙獸圖案，這種在官印印面上刻畫動物裝飾圖案的做法，在漢魏官印中可謂絕無僅有了。
西漢前期的私印 漢代私印大體可分為西漢前期、西漢中后期、新莽、東漢四個階段。對西漢私印的斷代研究，王人聰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上刊有《西漢私印初探》一文，是運用新出土的資料研究西漢私印的佳作。但該文過于相信內陸考古簡報的斷代，未能結合墓葬形制與伴出其它文物對考古簡報的斷代進行校核，因而不可避免的產生了一些誤差。邵磊曾在《南方文物》2001年第3期刊出《西漢私印斷代探述》一文，輯補出土西漢私印更多，校審更精，得出的結論更為寬泛，客觀反映了私印形制與印文風格在時代變遷中受政治因素影響較小而表現出來的慣性。 西漢前期以漢高祖劉邦立漢至武帝劉徹攻滅南越國止，約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11年。西漢前期的私印質材豐富，類型復雜，且秉承秦代印制的痕跡較為顯著。在款識上部分印制的印面仍施加邊欄，這是較容易與秦印混淆的一個方面，但如果細致的加以比較，兩者的區別還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在印面構圖上，秦印印文往往隨筆畫繁簡自然布列，并不追求勻整填滿，印面留紅較多，而西漢前期私印在布局上則尤顯刻意經營，且不惜通過增飾印文、繆曲筆畫來追求“滿白”的藝術效果，印面留朱甚少；其次，在印文形態上，秦印印文多出鑿刻，筆道及外廓邊欄線條比較纖細，露鋒、出鋒的筆畫更是疊見不窮。此時期私印印文由于多隨印體澆鑄而出，故筆道及邊欄線條均較秦印規整而粗厚，筆畫轉角處也由秦印的圓轉變為方折。除上述差異外，本期部分邊欄私印已出現增大的現象。如“諸佗”印等。至如湖南出土的“鄧弄”等印的印面已經增大到2.2厘米見方，略與同期官印尺寸相當，這在秦代私印幾乎是不可能的。此外，秦印普遍在印面添加“田”“日”形界格的構圖方式，對本期私印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是唯一的。如旅順出土漢初田字界格“文勝之印”的“勝”字，就頗具戰國時燕地私璽文字勁折生澀的筆勢特征。再如徐州出土印面豎欄的“薛毋傷”印的印文，仍保留了戰國晚期齊魯私璽俊麗修長的文字風格?？梢?，西漢前期的界格私印，雖然在表面上沿襲了秦印的章法構圖，但同時也受到了來自其母體地域文化的浸潤。
除上述兩類私印外，漢初玉質私印也是從秦代玉印發展而來的一種印章類型。由于玉印印文特有的碾制工藝，使得玉印產生了游離于銅印之外的另一種圓勁流暢的藝術風格，“玉印”這一稱謂遂被專用于代表此種風格的印章上。正是基于對這種藝術風格的認同，人們往往寬泛的把印文同出于碾制的瑪瑙印、琥珀印、水晶印等也納入“玉印”這一體系中去。西漢早期玉印以左右排列的二字或三字私印為多，在章法安排上則根據文字多寡、筆畫繁簡作出調整，其印文筆畫的方起方收，暢達勁挺，恰恰是略顯草率、筆畫粗細不均的秦代秦代玉印文字所不具備的。此時期出現的“蟲鳥書”玉印也異常精美。這類印巧妙地將自然界中蟲、鳥、魚等生命形體以概括、抽象的手法融會于印文中，表現出一種輕靈嬌美的意態和神韻，十分引人入勝。值得注意的是，現存西漢前期玉印的鈕式絕大多數為側視如壇臺狀的覆斗紐，因而不難想象覆斗紐應是西漢早期專用于玉印類型的固定鈕式。
除此以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西漢前期私印無論在印文形態或章法構圖等方面，都進一步的擺脫了秦印的影響，顯示出漢印風格向成熟期過渡的傾向。這其中，既有將繁簡不一的印文以并不均勻的占地組合在一起的一路印章，也有入印文字隸化簡率，不僅恪守“六書”的作品，堪為秦漢之交社會通行文字發展變革的生動寫照。 方正的繆篆與婉轉的極富裝飾意味的篆書在印面上的雜合也是僅見于西漢前期私印的一大特色。由于方處純方，圓處過圓的“極端”表現手法，使得該類私印在章法上呈現出明顯的不協調，盡管傳世數量較多，但因為藝術價值不高，故一向不為人重視。該類印的具體年代，學術界向來沒有給出明確的歸屬，今以其印文、鈕式與部分新出土的發掘品相參證，知皆為西漢前期物。 無鈕的穿帶兩面印的印文筆畫粗細不一或滿白，且方直硬折，若僅從印文來看，似更近于東漢印章的風格，而與西漢時作龜鈕或瓦鈕的私印印文有所區別，可能不屬同一系統，這也堪稱西漢前期私印面目復雜性的一個重要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西漢前期墓中還出土過一批呈現出東土地域風格的戰國古璽，其中以姓名私璽尤多。上述古璽的具體制作時代當不遲于戰國末期，因而不能將它們視同為漢代的作品，充其量只能說明沿用戰國璽印是秦代乃至漢初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而已。 西漢中后期私印 西漢中后期可以劃分為武帝元封年間至成、哀之際，下限可抵孺子嬰居攝前，約公元前110年至公元5年。與前期相反，西漢中后期私印盡管數量龐大（約占存世漢代私印總數的十分之六七），但類型卻相對單純得多。 在印文內容上，西漢中后期私印普遍于姓名后加綴“印”“之印”“印信”“私印”等字，使印面湊成四字；在印材方面，銅印以壓倒的數量優勢成為印材的主流，玉印不僅數量銳減，且印文風格也被銅印所同化；在印文布局上，勻滿均衡、等分印面的構圖方式成為印章布局的標準形式，前期常見的界格和邊欄等印面附飾至此已漸廢棄不用。
出于對章法構圖的屈從，漢代中后期私印在印文體勢及筆畫特征等方面都做出了相應的調適，具體表現為印文折、直筆畫增多，斜筆、圓筆減少，字形寬博方正，結構更趨嚴謹，印文線條中略呈上弧形的筆勢往往使全印表現出莊重而不失圓活的風貌，這些都是這個時期私印最為顯著的特征。與前期相比，不難發現，漢代中后期私印所追求的，純粹是一種蘊藉深沉的靜態美，但這種美感的獲得，卻是以犧牲入印文字的個性為代價的。 漢代中后期私印上的一些常用字，因其具有獨特的寫法，亦可作為斷代分期的標尺。僅以“印”字為例，前期的“印”字末筆大都有明顯的頓折或斜長曳尾，而此時期“印”字末筆僅略具上弧筆勢，偶有曳尾，必短而局促。漢代后期的部分私印，其印文平直線條中的弧形筆勢已逐步消失，筆道粗碩滯重，結體略見松散，入印文字的乖謬之處也有增加，已流露出某種衰頹的跡象。
朱白文相間也是漢代中后期私印印面較為盛行的款識，其具體構圖方式比較靈活，有半朱半白或一朱三白等多種藝術表現形式，其所占印面視文字繁簡而定，筆畫少的作朱文，筆畫多的作白文。漢代朱文印在中后期的出現同樣也是值得關注的，因為漢代朱文印的斷代，以往一向約定俗成地定為東漢，今據安徽、湖北等地出土的實物資料則可將漢代朱文印的初始年代至少上提到西漢昭帝、宣帝之際。漢代中后期的朱文私印或朱白文相間印，其朱文大都富有圓轉勻潤的筆意，顯得很有彈性，這也正是與東漢朱文私印至為重要的區別所在。 此外，“四神印”的出現則為此時期稍顯單調的印面構圖增添了不少活潑的色彩。所謂“四神印”也稱“四靈印”，是肖形印與文字印相結合的產物，這類印印文四周或兩側、一側刻有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或其他動物。在印臺四面刻飾四神紋，也出現在此時期的私印上。 在印紐方面，孔眼增大的薄邊覆瓦形鈕已取代鼻鈕成為銅印鈕式的主流。瓦鈕的變體、鈕面跨度與印邊齊緣的橋鈕也出現了。值得一提的是，橋鈕不單應用于銅印，也為玉印所采用。龜鈕形體增大且作立狀，龜首昂揚，趾爪向外，四足撐于印臺四角，龜背或圓或高拱，背甲刻紋清晰，甲紋和邊緣之間刻有邊線，甲邊和四足部位往往飾以圈紋。 西漢中后期私印以嚴謹均衡的章法構圖和蘊藉深沉的印文體勢，共同促成了漢印經典風格的確立。 新莽官印與私印 西漢末年，政治腐敗。身為外戚的王莽取得地主官僚的支持而篡位，易國號為“新”，躊躇滿志地進行了托古改制。新莽官印鑄造之精工、印文之俊麗，即便在鑄印水平普遍高超的兩漢時期也罕有其匹。 新莽官印都是正方形，其邊長在2.2厘米至2.4厘米之間，印臺厚度一般為0.8厘米。鈕式有龜鈕、鼻鈕和瓦鈕。其中，龜鈕鑄工極精，龜足五趾張開，做爬行狀。龜背隆起，脊線呈弧圓狀。龜背有回紋、多角紋，甲邊四周刻圓圈紋，頸、足也有細線刻紋。與精湛的工藝不相匹配的是，新莽的印紐制度卻比較混亂，如兩漢頒發給西北少數民族的官印多為專用的駝鈕或羊鈕，新莽卻皆用瓦鈕或龜鈕，與中原通用百官印相同。還有一些千石或千石以下的低級官吏，在兩漢時期只能享用鼻鈕的，新莽也屢屢破例給予龜鈕。
新莽官印多作五字或六字，傳說與王莽迷信三統五德終始說有關。在排列上，五字印分三行排列，末字獨占一行；六字印也分三行，行各二字。新莽官印的印文字形淵雅頎長，筆畫停勻，極見曲線的流暢與洗練，嚴謹之中流露出吳帶當風的飄逸和瀟灑。 王莽篡奪漢室前后不過15年便告覆亡，但卻依《周官》《王制》之文，更易了許多西漢的官名，如將郡守一級長官改成“大尹”，縣一級令長改成“宰”，而有些官署的長官也改稱“宰”；官印中的不少地名也是新莽時期所改，例如“設屏農尉章”，“設屏”即西漢“張掖”郡名；“敦德步廣曲侯”，“敦德”即西漢“敦煌”郡名。表現在官印上反而留下了鮮明的特點，易于鑒別。 王莽執政后，于居攝三年（公元8年）制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和四等封地制，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又根據親疏和功勞大小，將王莽家族男子封為“侯、伯、子、男”，女子皆封為“任”，并且男以“睦”、女以“隆”為封號，這在新莽官印中也有不少反應。
以上所述，大抵涵括了學術界對新莽官印特征的共識。但近年考古發現卻有出土新莽四字官印的報道，似乎是突破了對新莽官印印文布局的傳統認識，如出土金質龜鈕“富貴侯印”和“尋陽令印”。 新莽私印的界定，一向多賴以從同期官印的比較中獲取直接的證據，但這樣得出的結論卻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不足以全面反映出新莽私印在兩漢私印發展過程中所起的承上啟下的作用。存世新莽私印的印文鑄、鑿并用，且鑿印在數量上與鑄印大致持平。這表明西漢近200年來一以貫之的治印工藝，正在發生微妙的改變。 根據印面構圖，大致可將新莽私印分為兩種。其一就是以“杜嵩之印信”或“司徒中士張尚”為代表的一批在鈕式、章法布局、印文體勢諸方面都深受官印影響的作品。印文刻鑄極其精美，體勢修長，筆畫勻潤。中有在姓名前加署官職的，如“司徒中士張尚”，或為殉葬專用的明器。還有相當一部分在章法構圖上稟襲西漢中后期私印的作品。其印面較小，約為1.5厘米，文字均為鑿刻，字形方峻整飭，筆道略顯兩端粗、中間細的“竹節狀”，纖勁挺厲，然而筆畫轉折處卻饒有圓轉之意，這種印文風格曾對東漢乃至魏晉印文風格的形成，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除了印文上所體現的這些共性特征外，大部分私印作辟邪鈕，也十分引人注目。需要注意的是，邊欄這一戰國至西漢前期盛行的印面附飾，在新莽私印上再度重現，也似乎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王莽改制是以循古為主旨的。 此外，存世還有一種印面扁而小的泉鈕印，即印紐被制成一枚錢幣的外形。這類印章的年代，以往也不明確，今見其中有泉鈕上鑄莽幣“貨泉”二字的，或也為新莽制品。 東漢官印與私印 東漢官印，初期風格上與西漢晚期、新莽時期一脈相承，直到東漢中晚期才逐步形成自身的特點。在鈕式方面，瓦鈕逐漸被淘汰，鈕邊加厚，鈕面也加寬，鈕孔相對變小的鼻鈕流行起來。龜鈕身上雕鑄的紋飾則有轉向粗率的趨勢。但無論是哪種印紐，其印體都略有增大，印臺也明顯變厚。印文以鑿刻為主，多采用方折而粗獷的筆畫，以硬直的筆勢為主，一改過去的圓轉體態。從印文官職證以文獻或地名沿革，可以檢認出一批東漢官印，如“榆麋侯相”印、“順陵園丞”印、“蓽閨苑監”印、“林慮左尉”印、“安鄉左尉”印、“膠東令印”等，上述諸印，皆可作為鑒別東漢官印的參照。此外，漢賜匈奴及其他西北少數民族首領的官印，也多為東漢時物，這些官印皆作駝鈕，印文皆首冠以“漢”字。從印文風格來看，東漢頒賜少數民族首領的官印印文筆畫硬直，多為東漢中晚期物，而洛陽出土的一形體精致的雙峰駝鈕“匈奴歸漢君印”，印文卻破饒圓轉之意，結合此墓時代被定為東漢早中期推斷，它的制作年代可能還要更早一些。存世尚見作此種精致駝鈕的私印，當為東漢私印。 東漢早期官印和新莽官印類似，工飭考究，只是少了一些流轉，多了一些方直。起筆或收筆多橫向補切一刀，使筆畫略呈燕尾狀。這種在新莽官印中已初露端倪的技法，可視為東漢初期官印文字的重要特征。如“朔寧王太后璽”，印文方正典雅，篆法工穩，鑄造精良，尚保存著新莽時代的優良傳統。類似的印文形態，還見有江蘇揚州發現的東漢早期“廣陵王璽”金印和日本九州出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只是印文筆道更粗而跡近滿白效果。此二方金印，不僅印文風格完全相同，在印紐裝飾的細部處理上，也都別無二致，故不少學者認為二印當為東漢早期洛陽府監的同一印工所制，并因而稱之為姊妹金印。但根據印面所見印文線條的完整與否，運用考古學“打破”關系的原理，可以發現“漢委奴國王”金印總是先刻印文豎筆，再刻橫筆；“廣陵王璽”卻是先刻橫筆，再刻豎筆。通常，一個熟練的工匠在長期實踐中會形成一些有獨特個性的習慣，這種習慣不會輕易改變。由此可見，這兩方金印的作者并非同一個人，而不同的工匠依托各自的鐫刻習慣制作的印文，在形態和質感上竟然如此相像逼真，只能說明，類似的印文風格是東漢早期高官佩印的一種具有廣泛性的時代風尚。 傳世的兩漢官印中，有不少的“單”印，絕大多數屬于東漢時期?！皢巍痹跐h代是和“里”并存的農村基層居民單位，極可能是一種公社組織，而豐富的印文內容顯示，漢代“單”的內部有相當細密的分工。傳世的東漢印章中，還有一定數量的“唯”印。這類印文中均有“唯”字，如“木里唯印”“滇里唯印”等，有學者推斷“里”、“唯”印可能即鄉里機構處理事務的用印。存世東漢“唯”印內容除了有里名外，還有在“唯”字前加姓氏和行輩或吉語。如“楊巨孺唯”“丁氏長幸唯印”“唯長利印”等，如果前面對“唯”的推斷不誤，那么這種在“唯”字前加姓氏、行輩或吉語內容的印文，或即與兩漢、新莽私印中姓名加職事的形式頗為符合。 東漢晚期，社會動蕩，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地方豪強也在亂世中廣泛招募流亡的散兵游勇以及失去土地的農民為部隊，割據一方，最終導致后來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所以此時期官印遺存的一大特點是中下級軍旅武官印極多，印文的鑿刻也日趨粗率，潦草渙散，印章的方寸天地中似乎也出現了兵荒馬亂的亂世氣象。史載，漢獻帝興平二年（公元195年）十二月，河內太守張楊以負米貢餉之功，得封為安國將軍，假節開府。其壁壘群帥競求拜官，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蠲撁摽坍嫵鲈诮洑v了黃巾大起義的打擊后，東漢王朝瀕于崩潰的情景。 東漢私印的辨識與斷代，一向少人問津。東漢私印中的字母印極為盛行。字母印始于西漢，母印中空，子印套入母印中，多為兩印一套，鈕式則有瓦鈕、龜鈕、虎鈕、辟邪鈕以及穿帶印，較為豐富。東漢字母印最有代表性的喂辟邪鈕三印一套，所見多為東漢晚期物，層層套合，構思巧妙，印文也佳，洵為漢朱文印之精品。通常，東漢字母印大、中印皆為辟邪鈕，其中大印印面2厘米見方，通高約3.8厘米；小印為瓦鈕，印面0.8厘米見方。三套印的印文內容也有固定的格式，其中母印為姓氏加印信，第一層子印為姓氏，第二層子印為表字。 大抵東漢中期以后的白文私印，在線條質感上顯得愈發粗簡草率，有走下坡路的趨勢。西漢私印那種比較圓厚的特點幾乎已完全泯滅了，代之而起的是支離破碎的頹敗氣息。當然，這一情形也可能是與彼時銅印合金成分的變化（錫鉛含量增多）以及制作工藝的改變（東漢印章多為鑿制，而非西漢的鑄造）有關。印面上添設邊欄或界格等近乎復古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流露出印工們在創作時無所適從的窘態來。 東漢中期以后，篆法衰微，表現在官印上尚不明顯，但在私印上，對筆畫妄意增損的現象尤為普遍。如湖南長沙子彈庫東漢“桂丞”墓出土的“審湖名印”，以“名”字筆畫少故，遂將其下所從之“口”寫作“凹”，以填滿印面空間。其“印”字的“卩”部左側上曳，“爪”部右側上曳，似乎也都有填充空間的用意。安徽亳縣鳳凰臺發現的東漢辟邪鈕“丁崇”銅印，二字印文等分印面，“丁”字上部橫筆竟然從兩側被引長下垂至底部后又折疊向上，幾乎如同后世“九疊篆”的寫法，而西漢印中的“丁”字縱使繆曲也斷不會如此繁復的。 存世尚有不少柄形鈕陽文長條形印，印文內容組合為例如“巨﹢姓氏﹢千萬”，也有簡稱為“姓氏﹢千萬”者。根據出土的同類印章推斷，其當流行于東漢中期。此類長條形印以往有觀點認為是工商業者用來鈐印在出售的紡織品上作為店鋪標志的，恐怕未必屬實，或許只是浮夸社會風氣影響下的產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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