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金融，7000年人類文明將要改寫

嚴杰夫

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的人類世界已很難離開金融而正常運作，只是很少有人能講清楚，金融究竟在我們的生活中起著什么作用。對很多人來說，金融是個極度抽象的東西。大家第一時間談到金融時，總會在腦海中浮現出數字、金錢、資本、貨幣等等符號。所以，似乎金融這個東西，我們并不陌生，但卻又感覺有些遙遠。

美國金融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威廉·戈茲曼的新著　《千年金融史》　倒是為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他通過梳理7000年以來的歷史，詳細闡述了金融是如何逐步改變了人類文明面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戈茲曼筆下，金融是與我們日常生活緊密交織的。與許多人類的智慧一樣，也正是有了“金融”，7000年的人類文明才能不斷書寫下一頁頁輝煌的篇章。

文字的誕生源于金融上的記錄、計算需求，甚至可以說，文字是金融計量模型最早的雛形

可以說，在人類文明的最初時光，金融就已經與我們“共生共榮”了。戈茲曼表示，“金融是隨著第一批城市的興起而出現的，相應地，金融也對城市的興起有促進作用”。世界上第一批城市誕生于古代西亞地區，在這個區域產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第一種書面語言、第一部法律、第一份合同和最早的高等數學，而這些文明成果大多直接或間接源自于金融技術。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文字。文字的發明被看成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甚至很多歷史學家將其看作是人類文明的開端。但很少有人知道，人類文字的出現，應當歸功于商人和會計人員。

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文字，為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蘇美爾人創造的楔形文字。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誕生地的烏魯克，考古學家發現了人類最古老的文書———烏魯克泥板。這些泥板大約是在公元前3100年由書寫員制成的，他們把潮濕的黏土做成靈性板，用木制筆在上面書寫。這些文字符號由三角形和圓柱形的標記組成。歷史學家們認為，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記錄的是產品和大宗商品交易的會計憑證，而這些憑證是當時的中央管理經濟當局所使用的行政記錄。有意思的是，這些泥板大多在神殿的遺址附近發現，因此歷史學家們也推測，神殿在早期人類文明中起到的不僅是宗教作用，而且還起到了類似行政機關管理商品生產、收集和再分配的作用。

楔形文字的產生，令蘇美爾人擁有了表示經濟單元的符號和靈活的計數制，也幫助蘇美爾人消除了經濟上的歧義或爭論。這意味著，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西亞地區已經擁有了一套高度適應當時經濟發展狀況的計量和記錄體系。人類早期的經濟安排，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更為清晰和精確。這樣來看，文字的誕生本身就源于金融上的記錄、計算需求，甚至可以說，文字就是金融計量模型最早的雛形。

游覽古羅馬廣場中央的神廟遺址時，人們其實正在參觀世界上第一個股票交易市場

當歷史的刻度前進到羅馬時代時，金融已經蔓延到人類文明的各個角落之中。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金融在羅馬帝國擴張過程中起的關鍵作用。

公元前3世紀末，羅馬在地中海地區迅速擴張，為此不得不供養大量的軍隊，建造并維護大量的城市基礎設施，并對遙遠的新征服城市課稅。羅馬并沒有組建官僚政府體制來完成這些事項，而是以政府合同的形式將其承包給被稱為包稅人公司的私人財團。包稅人公司由富裕的騎士階層組建并管理，它不僅為羅馬解決了擴張之后的后勤和管理問題，而且也成為騎士階層分享擴張紅利的重要途徑。

當包稅人公司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參與者就不再局限于騎士階層。有歷史學家稱，到公元2世紀時，幾乎每一位羅馬公民都參與了政府服務合同，即許多階層都投資了包稅人公司。這些投資者不直接參與公司的運營，而是憑借股權來獲取利潤。這與今天我們的股份公司的形式極為相像。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包稅人公司的股權是可以流通的。而這些股權的交易場所，就在那些著名的古羅馬神廟的門口。在今天的古羅馬廣場中央，仍然聳立著由一根檐板連接的三根科林斯立柱，那里是卡斯托爾和波呂科斯神廟的遺址，這里的演講臺和通向神廟的臺階遺跡依然清晰可見。戈茲曼認為，這些地方顯然就是民眾交易包稅人公司股份、競拍政府合同的場所。所以，當今天的游客經過這些遺址時，或許會驚訝于這些建筑物壯觀的外表，也會好奇于這些建筑細節之處隱藏的有關古羅馬神話里的那些傳奇，卻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們其實正在參觀世界上第一個股票交易市場，更不會有人觀察到，這些神廟具有的三角形的裝飾帶，與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正門極為類似。

戈茲曼指出，包稅人公司出現的意義在于，人們通過包稅人公司這種新的金融工具，可以來隱藏投資或進行標準化交易。尤其是對于被禁止從事商業活動的元老院議員來說，包稅人公司也就成為他們維持財富規模的重要途徑。

事實上，包稅人公司只是羅馬時代豐繁復雜的金融體系中的零星一角。我們或許會發現，包稅人公司與今天的股份公司極為相似。但其實，羅馬時代的整個金融系統可能已經具有我們今天金融系統的大致模樣。正因此，戈茲曼才會指出，“有時以現代視角考察羅馬金融系統，會覺得非常熟悉。”

更為復雜的金融產品漸漸出現，引發不休的爭論，卻也帶來驚人的改變

而隨著17世紀啟蒙運動的開啟，金融領域也開始發生劇烈變化。對于當時的人們來說，金融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技術工具，而且還涉及到了社會和哲學層面的主題。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更復雜的金融產品出現了，這些產品很多至今還在發揮著作用。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可能就是年金產品。

在戈茲曼看來，近代歐洲對人類文明最偉大的貢獻之一，正是年金合同　(即養老金)。通過年金合同，公民將個人或家庭的風險轉移給了國家，政府將無數單個家庭的風險集聚起來，讓所有人都能從中獲益。與以往歷史上的金融產品不同，年金合同面對的是未知的未來，它是針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產生的金融產品，本質上是人們用來管理未來風險的工具。

年金合同背后的哲學邏輯在于，將個人的風險集中到國家層面，再在未來某一個時候，分攤到國家所有成員身上來共同承擔。也就是說，當個人游離在這個體系之外時，個人是單個的社會個體，而當個人加入到年金體系之中后，則成為了國家集體的成員。也正是因為這個邏輯的存在，使得有關年金產品的辯論成為現代金融思想史上一個重要話題。

在年金問題上，闡述最為深刻的要數法國啟蒙思想家孔多塞，在他那本巨著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中，他把養老金看成是金融與概率思想的完美結合。他指出：“不平等的事，有可能通過以概率應對偶然的方式被大部分消滅。這樣一來，就可以保障人們年老之時會得到補助……這將讓社會從周期性的崩潰，以及腐化和貧困得以永生的根源之中解脫出來”。據此，孔多塞預測，因為有了養老金，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與孔多塞的樂觀態度不同，同時代的另一位學者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卻把這種樂觀看作是天真。馬爾薩斯認為，當一個社保體系能夠消除資源對人口擴張的限制時，將會導致死亡率降低和人口增長率的提升，人類的工作積極性也將隨之減弱，與人口增長有關的經濟增長也將放緩。所以，馬爾薩斯認為，基于終身年金方案的社保體系注定要失敗。

從孔多塞和馬爾薩斯開始，有關社保體系的爭論至今還未停息，而由概率和復利構成的數學體系卻成為了道德哲學家們探索人類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智力工具。200年后，另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也對這個話題做出了回應，那就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凱恩斯觀察到，市場是由人類的“動物精神”驅動的，這種“動物精神”在今天被我們稱為非理性的市場心理。他認為，正是存在著這種能夠影響經濟的強大潛在力量，政府就可以利用這種力量改變宏觀經濟的平衡。同時，經濟被管理得當，投資者就只會是一種暫時的存在，一旦充分就業成為常態，那么富翁、囤積者和資本家就會變得不重要，“食利者以及無用投資者的安樂死，一點也不意外”。于是，凱恩斯認定，個人投資最終將讓位于公共儲蓄，國家將管理我們的存款，使其達到充足狀態。

今天來看，孔多塞和凱恩斯對國家的信任是有理由的，他們關于金融讓未來更美好的夢想在21世紀正在接近實現。而凱恩斯有關國家投資將取代個人投資的預言也正在變成現實。這些規模巨大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也被戈茲曼看作是當代金融的重要創新。

很顯然，未來金融技術對人類文明的改變還將繼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人們對金融的反思和爭論也迎來一波新的高潮。再加上新的科學技術的出現，金融世界的面貌或正經歷一波新的變化。這一切，在戈茲曼的書中并未涉及到，也因此　《千年金融史》　很難說畫上了句號，其中的許多結論也并非是我們的最終答案。就好像，在不遠的將來，有可能替代個人投資的，并不是凱恩斯所預測的國家政府，而是人工智能吧!

(作者為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