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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確定鄉村振興戰略之后，各地迅速出臺配套性措施。伴隨著大量的財政資金投入和農村資源開發，鄉村領域產生巨大利益流量。這些利益如何分配，會對鄉村振興產生影響。 近期我們考察了某城郊區縣的鄉村振興工作，發現該區縣不少鄉村建設采用了“村莊公司化”的操作模式。即引入一些本村外出的企業老板返鄉擔任村干部，然后由企業老板成立公司，向村民流轉土地，向政策申請財政項目，承擔鄉村建設任務。 這類鄉村振興的主題無一例外地是融合一、二、三產業和發展鄉村旅游。為了向農民流轉土地和房屋，部分村莊成立合作社組織，農民將集體資源和個體土地資產流轉到合作社，合作社然后向公司流轉。這些被政府引導返回鄉村的公司老板，既擔任村兩委負責人，也是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在村級組織、合作社和公司“三位一體”的合作分工下，實現下鄉資本對村莊資源的全域控制。 以我們調查到的某個遠郊村莊為例，該村一個早期外出的建筑老板回村擔任書記，他的私人公司以每畝兩三百元的價格，將全村土地實施全域流轉，并且簽訂長期性流轉合同。流轉土地之后，他運用土地增減掛鉤政策，將農民搬出原村莊，將結余出來的土地用于建筑開發，計劃“以租代售”的形式向市民出售“民宿”房屋。這位企業老板利用其村干部身份，有效地整合了農村資源，并很好地利用了政府資源。我們替他算了一筆賬，他流轉數千畝土地每年支付給農民的租金不過幾十萬元，而他歷年獲得各類政府項目補貼已經幾千萬元。僅僅是其公司承擔這些項目建設所獲得利潤，也遠遠超過租金支出。由于目前村莊與公司化已經不分，這些政府投入的建設項目產權未來也歸公司所有。 在這種“村莊公司化”的操作方式下，農民得利甚少?；鶎诱ㄟ^引導能人返鄉來解決鄉村治理主體弱化問題固然在理念上不錯，但是在操作上，卻需要慎重。 首先，不能將能人返鄉變成為資本下鄉開路。鄉村振興目標指向的是絕大多數農民的利益，資本下鄉很容易發生與農民爭地爭利的問題。 其次，村干部是公共職務，代表的是群眾的利益，一旦返鄉能人擔任村干部且利益在村，就很容易出現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分不清的情況。 再次，倡導能人參與鄉村治理不能損害基層民主。企業老板擔任村干部，短期內容易產生村莊治理效果，原因是這些企業老板擁有比普通農民多得多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他們利用自身擁有的絕對優勢資源來治理村莊，容易出現基層治理中“以勢壓人”現象。這無益于提升基礎性鄉村治理能力?；鶎又卫碛行В揽康氖侨罕姀V泛參與，而不能建立在某類人的個別能力基礎上。(作者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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