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松：論何紹基書法批評中的經世意識

一、以人論書

以人論書當然不是何紹基的發明，無論是“心聲心畫”說還是“心正筆直”說，都是同一觀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回響，這里已無需探討這一觀念的內涵或淵源。盡管歷史上早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但是顯然，這一觀念在何紹基的時代不會絕跡。何紹基繼續奉行以人論書，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自然是家庭影響。紹基父何凌漢，官至戶部尚書，“品行端謹，辦事勤慎”，“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嘗命仲子紹業畫康成先生像及周子、邵子、司馬公、兩程子、朱子像，懸之齋壁，以明祈向，俗儒小生有訾議儒先者，必正色訓戒之”。

身為長子的何紹基，首先接受的也是這種理學的熏陶，紹基自言：“小時節父親就教看過《近思錄》及宋儒各書，以后才看注疏等書的。”在今人看來，何氏父子或許不免矯情，然而對于出身科第之家的士大夫而言（自凌漢而下，何氏祖孫三代進士），這種情形不足為奇。

其次，何紹基歷充武英殿纂修、國史館纂修、總纂，國史館提調，慷慨敢為，尤其是在任職國史館提調期間，欲補辦清初以來三品以下名臣各傳，條例已具，為總裁所阻，憤而辭去提調一職。正是出于史官的歷史意識，何紹基在書法批評中，無疑也有孔子筆削《春秋》之意。

清  何紹基  隸書七言聯  湖南省博物館藏

因為以人論書，何紹基對王鐸書法的態度極為微妙，就書法品質而言，何紹基對王鐸書法評價并不差：

陳露平處看帖……王孟津諸手札并明賢各札均好。

到靜山書齋，見孟津書幅殊妙。

然而何氏詩文集中卻從未對王鐸書法有所褒獎，個中原因不難猜測，當與王鐸身為貳臣的特殊身份有關。何紹基對董其昌書法和繪畫的態度也截然相反，自云：“平生藏庋多古怪，不耆董書憐董畫。董書力盡使轉中，董畫韻余渲拂外。”何氏對自己不喜董字的解釋未免牽強，其實，他對董氏書畫作分別觀，究其原因，不外乎繪畫作為藝術更為純粹獨立，而書法則因為首先是“心畫”，遂有了更多的道德屬性，于是對姿媚書風刻意回避。宋人費袞正是此意：“夫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所以作為士大夫不但自己書寫時矝慎之至，鑒藏時同樣有諸般講究。

清  何紹基  楷書臨道因法師碑冊（部分）  1848年  湖南省博物館藏

更有甚者，何氏不僅以人論書，甚至以人論畫，據其好友楊翰載：

何子貞丈藏方正學先生畫巨幀……貞老嘗謂：氣節之筆墨，無論工拙，靡不造極，固不能襲取貌為，如黃石齋、倪鴻寶，書畫皆超，其心骨不同也。

道光三十年，何紹基從好友朱鈞處獲贈王鐸畫蘭卷，其日記載：“筱鷗處問其病……為我留得孟津畫蘭卷，又石濤小景卷，俱精絕。”

再來看何紹基對該卷子的題跋：

此卷蘭竹草石，雖未盡幽逸之致，而下筆有韻，落落疏爽，氣溢紙外，自非凡跡。畫作于崇禎十六年癸未，丙戌重歸于弟鏞手，則我朝順治二年矣。題語云：“物之遇不遇且然。”蓋以身不遭廢斥為幸，食祿圣清，措詞宜爾，然此四年間，世事滄桑，立身安在？不能不為之太息也。昨過吳門，朱筱漚司馬兄以孟津畫至難遘，輒贈此幅，明日于顧湘舟處見倪鴻寶先生《梅竹寒雀》幅，又明日于梁吉甫處見黃石齋先生花卉小卷，奇韻正色，觀者咸起立。烏乎！使孟津無丙戌一題，而與倪黃并驅，則此幅也余亦將起立觀之，不徒與筱漚嬉娛贊賞于香爐茗盌間矣。

同一件作品，評價竟然如此大相徑庭，后者對王鐸作品貶抑之甚，正是典型的《春秋》筆法！

清  何紹基  行書四條屏  湖南省博物館藏

因為以人論書，何紹基對已屬書法史下游的明代書法有了較多的關注：

有明三百年，書律幾人窺。前惟方（正學）與王（案：謂王守仁），后有黃（石齋）楊（椒山）倪（鴻寶）。皆本冰霜性，發為猊虎姿。用心到格律，正氣鋪淋漓。陋哉文董輩，顧影較妍媸。徒然飾鞶帨，幾曾應矩規。

何氏所稱道的，竟然不是明代書壇的巨擘文徵明、董其昌輩，而是一些相對偏門的書家，他們之所以引起何紹基關注，與其說是技法，勿寧是非凡的道德文章。另外，何氏文集中，為黃道周筆札所作題跋竟達六篇之多（評文徵明、董其昌的文字合計才三篇），在題跋中，何紹基不吝筆墨考證黃氏史實，并且竭力鼓說藏家壽之貞石。此外，何氏自己也收藏黃氏墨跡數種。

何紹基對清代錢灃的字畫也寶重有加，一來紹基父何凌漢為錢門下士，二來錢以直節著稱。紹基自述：“先文安公為先生門下士，基每南歸應省試，先公輒命購藏遺墨，所收頗多。”何紹基論錢氏書畫曰：“當時學使錢昆明，書摩顏壘剛不撓。兼能畫馬寫懷抱，正氣凜凜騰煙霄。師乎師乎典型在，先公往矣傳兒曹。”雖為論書畫而作，卻有當仁不讓將這種道德文章薪火相傳之意。

清  何紹基  篆書七言聯  湖南省博物館藏

二、尊碑抑帖

由于受清代碑學風尚的影響，加之何紹基的交游師承等原因，碑帖問題成了何氏書法批評的核心，何紹基的碑帖觀幾乎為乃師阮元的翻版，曾有詩云：“南北書派各流別，聞之先師阮儀征。”

何紹基論書極力推明阮氏觀點，首先，何氏亦主書分兩派，謂：“書家有南北兩派，如說經有西東京，論學有洛蜀黨，談禪有南北宗，非可強合也。”其次，何紹基以篆分意度這一標準，尊碑而抑帖，對王羲之的書圣地位提出質疑，以為：“一傳特因天筆重，千秋誤盡學書人（文皇喜姿媚，《禊帖》始重于世，右軍遂成書圣）。”而唐賢由于取法北派，自然超越王羲之，“竊謂兩公（案：謂李邕、顏真卿）書律，皆根矩篆分，淵源河北，絕不依傍山陰”“率更書勢自八分，房公碑見追古勤。魯公復于篆得筋，東方題額露鄂垠。雄視百代惟兩君，目中固無王右軍”。

道、咸之際，何氏之尊碑傾向已為藝林所共傳，好友戴熙云：“碑帖之學，相識中推道州何子貞、杭州高叔荃，子貞尤深于碑，叔荃尤深于帖。”翁同龢也謂：“曩在京師，談金石者道州何蝯叟、太原溫琴舫、獨山莫子偲、吳縣潘伯寅、順德李仲約、華亭沈均初、會稽趙撝叔，數君者皆重碑而不喜帖。”

清  何紹基  行書黃庭堅書論軸  湖南省博物館藏

一個吊詭的現象是，何紹基盡管一再申明“肆書搜盡北朝碑”“余學書從篆分入手，故于北碑無不習”，然而平生品題之北朝碑刻，見諸詩文集者，唯有《跋魏張黑女墓志拓本》《題張黑女志》《題北齊乾明元年孔廟碑舊拓》三篇（后者尚且為北朝隸書，非楷書），所臨習者，也僅《張黑女志》一種。這不免讓人懷疑，何紹基之倡導北碑，豈非徒有其名？

微妙之處還在于，如果說阮元的碑學理論，出發點只是一種學術主張，是在實事求是原則下對碑帖歷史的考察，他通過確立北碑的歷史地位，為推崇北碑造勢，因而具有理論先行的特點，但他本人卻不以書法為專攻，自稱“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所以不必有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尷尬。倒是到了何紹基這里，一方面，他對書法的專勤，有清一代罕出其右，另一方面，何氏中年鼓吹阮氏碑論如此激進的時候，書風卻是典型的帖派。同時，何紹基對碑派前輩包世臣攻之甚力，以為包“于北碑未為得髓”，卻對自己書法中言行不一的現象避而不談，好在比起包世臣，何紹基是幸運的，只要字寫得足夠好，就可以輕松轉移世人視線。

清  何紹基  小楷黃庭經冊（部分）

何紹基碑帖理論與實踐鑿枘不投的現象，或許會讓人聯想到，是否由于何氏與阮元密切的師弟關系，才會違心地闡揚師說？

誠然，何紹基為阮元門下士，并以阮之傳人自居，據何氏門人傅壽彤載：

道州何子貞先生甲辰偕藕舲師主秋試……榜發，公書“實事求是”四字見貽，并云：“此阮文達師貽我者，今以貽君，亦漢經師家法傳經之意，愿毋忘。”

何凌漢去世后，阮元為作神道碑，并將自己百年后神道碑事托之紹基，可見兩人之交情，非尋常師弟關系可比，何氏如此不遺余力恪守師說，似乎情有可原。然而在學術上，何紹基并非對阮一味奉承，如，何氏曾載：

昔讀《積古齋款識》，謂周公華鐘、周公望鐘，乃秦武公、德公之器，“秦”誤為“周”也。夜雨罍乃楚莊王所鑄吳罍。儀征師見之，曰：“此吾諍友也，恨易疇、未谷不及見矣。”

也有學者認為，何氏受碑學時風影響，存在“從眾尚碑”的心理，揆之何氏二十余歲習書經歷，此時讀《說文》，寫篆字，從包世臣、張琦游，以《張黑女志》為枕密，說他從眾，倒也不假。然而何紹基三十歲以后取法晉唐，帖學功夫有進無退，至五十歲左右已一時無兩，此時何氏之尚碑，又豈是“從眾”兩字一筆帶過？筆者以為，無論是恪守師說，還是從眾心理，都不是何紹基尊碑的根本原因。

清  何紹基  梅花圖軸  山西博物院藏

何紹基在碑帖觀上貌似與阮元一脈相承，其實，阮元的碑帖觀只是一種書學主張，但對何紹基來說，他又看到了碑帖以外的東西，這里不能不提道、咸之際的風云劇變。

道光、咸豐間，清王朝先后經歷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的動蕩，國勢日頹，何紹基雖然身居翰苑，嗣又督學蜀中，未嘗遭逢盤根錯節之任，但是他的不少至親好友，卻親蒞疆場，他的家鄉道州更是飽受太平天國運動沖擊。可以說，何紹基對社會危機是洞若觀火的，時亂盼英雄，他沒有置身事外，比如，他與敢于直言進諫的陳慶鏞、朱琦來往頻繁；探望積極抵御英軍入侵卻被誣系獄的姚瑩于獄中；以史官的身份，為在鴉片戰爭中因保衛寶山而為國捐軀的將領陳化成作傳。至于他與張穆在京師發起的顧炎武祠祭，正有繼武顧氏實事求是思想以重振一代士風、學風之意：

溯惟明代末，世苦龍蛇戰。氣節誠乃隆，兵將多不練。小儒獨何為，俗學爭相煽。語錄飾陋窳，詞章斗輕蒨。先生任道堅，千古系后先。研窮經史通，曠朗天人見。郁積忠孝懷，慘淡時世變……小子雖懵學，遺書早窺眄。洎與修史職，讀傳生嘆羨……愿從實踐入，敢恃虛談便。

清  何紹基  行書跋吳儁煙雨歸耕圖  山西博物院藏

世人皆知阮元為尊碑理論的重要倡導者，實則清初顧炎武已發其端，顧氏論書云：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為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鑒》，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為詩也。今人將繇真書以窺八分，繇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于古人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顧氏以八分為尊，與阮元、何紹基追求篆分意度，正是同一路數，何紹基既然瓣香亭林之學，自述“小子雖懵學，遺書早窺眄”，對顧氏書學觀自應有所涉獵，如，何紹基二十九歲跋《景龍觀鐘銘》拓本云：“睿宗書此銘，奇偉非常，運分書意于楷法，尤為唐跡中難得之品。”這里何氏提出了化分入楷的概念，這一觀點似即源自顧炎武，顧氏曾跋此銘云：“初唐人作字，尚有八分遺意，正書之中，往往雜出篆體，無論歐虞諸子，即睿宗書亦如此……開元以后書法日盛而古意遂亡。”

所以何紹基之尊碑，雖近師阮元，也是遠溯顧炎武，尊碑和實事求是精神，遙相呼應，分別構成了何紹基書學和學風的兩極，何氏借尊碑之名，行的是求真之實。

清  何紹基  篆書庾信鏡賦四條屏  1867年  湖南省博物館藏

為此，何氏論書，極力貶斥姿媚之風：

匯帖一出，合數十代千百人之書歸于一時，鉤摹出于一手，于執筆者性情、骨力既不能人人揣稱，而為此務多矜媚之事者，其人之性情、骨力已可想見。

在關于骨與姿的褒貶中，何紹基寄寓了人品的考量，君子重骨，俗人重姿。何氏在論書的同時，隱然有針砭士風之意，可見，尊碑說是人品論在書法取擇問題上的映射。

此外，有鑒于時運頹喪，何氏論書尤重陽剛之氣，他反復以“火氣”“丈夫”“氣”等概念來申明他的論書主張：

世人作書，動輒云去火氣，吾謂其本無火氣，何必言去？能習此種帖，得其握拳透掌之勢，庶乎有真火氣出，久之如洪爐冶物，氣焰照空，乃云去乎！庸腕拙苶，如病在陽衰，急須參、耆、桂、附以補其元陽，庶氣足生血。今顧日以滋陰為事，究之氣不長而血亦未嘗生也。書道貴有氣有血，否則，氣余于血，尚不至不成丈夫耳。

何紹基上述對“丈夫”氣的推崇，也非囿于審美取向，而是激于時世，因而即便在書論中也表達了這樣一份用世之心：

古人論書勢者，曰“雄強”，曰“質厚”，曰“使轉縱橫”，皆丈夫事也，今士大夫皆習簪花格，惟恐不媚不澤，涂脂傅粉，真氣苶然……顧以丈夫為女子，又豈獨書也哉！

如此一來，對于書法之取擇，不可不慎，何氏曾與友人論及《閣帖》云：

洊山又有志學書，余勸其多看篆、分古刻，追溯本原，此帖雖佳，止可于香爐茗盌間偶然流玩及之，如花光竹韻，聊可排悶耳。豎起脊梁，立定腳根，書雖一藝，與性道通，固自有大根巨在。

一旦書風關乎世運，何紹基以史官的歷史意識，對書法史進行同樣的筆削，也就合乎情理了。于是我們看到，何紹基有時臆斷王羲之書風，以為：“右軍行草書，全是章草筆意，其寫《蘭亭》乃其得意筆，尤當深備八分氣度。”有時對書家淵源隨意指派，如，時而以為李邕書“根矩篆分，淵源河北，絕不依傍山陰”，斯則以李邕為北派，時而又認為趙孟頫“由北海以上溯山陰，意徑則非不曉也”，則又以李邕為南派。

甚至，何紹基還可以服從這種大書法史觀，自覺修飾內心的真實意愿，比如，何氏明明對帖學經典欣羨之至，日記中不乏這樣的記載：

龍石得宋拓《大觀》殘帖，極佳……到玉照堂，看宋拓《大觀帖》《潭帖》均甚妙……買得老徐宋拓《十七帖》。

至夫子廟后松亭處看字畫，《太清樓》拓佳而太少。

但在公諸于世的題跋中卻對帖學攻擊不遺余力，判若兩人。尤為戲劇性的是，何氏看了賈刻《閣帖》后，其日記尚曰：“洊山出示賈似道刻《閣帖》初拓，甚有韻。”收入文集的題跋卻說：“懷仁《圣教》集山陰棐幾而成，珠明魚貫，風矩穆然，然習之化丈夫為女郎，縛英雄為傀儡。”如此自相矛盾，可謂煞費苦心。

清  何紹基  行書七言聯  湖南省博物館藏

三、推崇楷法

何紹基論書特重楷法，然而何氏所謂楷法，并不等同于楷書，卻又與楷書有著莫大干系，曾曰：“余學書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知唐人八法以出篆分者為正軌。”

蓋何氏所謂楷法，也即筆法，完備于楷書，又不失由篆分入真楷遞變之跡，由于楷書為體現筆法的主要書體，何紹基對楷書關注尤多。何氏所推崇的書家中，顏真卿，歐陽詢、歐陽通父子，張即之均以楷書名世，此外，何氏欣賞的王羲之《黃庭經》、智永《千字文》、南朝《瘞鶴銘》、北朝《張黑女志》、薛稷《信行禪師碑》亦皆為楷書。從何紹基書法實踐看，其一生書法成就中，著力處正在楷書，何氏歷次書風的變革，無不始于楷書。何紹基詩文集所收論書題跋中，涉及自魏晉迄清之書法者，合計約八十篇，其中論楷書者竟有三十余篇，在他看來，楷書在書法構成中的地位如此重要，自然也是書法批評的重中之重。

清  何紹基  行書黃庭堅題摹燕郭尚父中堂  湖南省博物館藏

何紹基對楷法的推崇，首先與清代科舉習尚有關，紹基父何凌漢，也以書法名家，殿試時“名在第四”，帝以“筆墨飛舞”，拔置第三，有了這樣成功的先例，凌漢對子弟課書甚嚴，尤重楷法之訓練，曾有“橫平豎直”四字訓。后來何紹基殿試策以顏法書寫，為讀卷大臣長齡、阮元、程恩澤所激賞，足見楷法訓練有素。

何紹基重視楷法，又和他對碑版的尊崇有關，這一觀念承阮元之緒余，阮元曾曰：“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為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又曰：“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于碑榜。”阮元認為，碑榜書法可以紀功德銘德位，托金石以傳不朽，其地位之尊崇不言而喻。何紹基也云：“法異方圓力厚薄，大镵巖石細楮繒，豈宜一例規不朽。”又云：“右軍南派之宗，然而《曹娥》《黃庭》則力足以兼北派，但絕無碑版巨跡，抑亦望中原而卻步耳。”阮元、何紹基認為，北派擅碑版，而貴為一派之宗的王羲之，因為無碑版巨跡，和北派相比，也應黯然失色，這成了他們尊碑抑帖的理由。而歷代碑版所使用的書體，遞經篆、隸、楷書的變化，最后以楷書為獨尊。何紹基楷書名重當世，所書碑版甚多，如，《予謚楊遇春碑》《陶澍入祀賢良祠碑》《藥王廟碑》《重修歷下亭記》《舜廟諭祭碑》《泰興縣襟江書院記》《重建蘇州織造署記》皆是，此外壽屏、墓志銘則更是不勝枚舉。

清  何紹基  隸書臨禮器碑冊（部分）  1864年  湖南省博物館

何紹基推崇楷法，還出于對典范的強調，他曾如此歸納筆法傳承脈絡：

合南北二宋（案，疑作二宗），為書家度盡金針，前惟《黃庭》，后惟《化度》，中間則貞白《鶴銘》、智永《千文》耳。

這一提法多少讓人有些意外，何紹基曾經如此不遺余力地攻擊二王及帖學的姿媚書風，卻又把王羲之楷書作為正宗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北碑。對此，何氏這樣解釋：

右軍書派，自大令已失真傳，南朝宗法右軍者，簡牘狎書耳，至于楷法精詳，筆筆正鋒，亭亭孤秀，于山陰棐幾直造單微，唯有智師而已。

原來何紹基所排斥的，只是二王行草，因為在他看來，二王行草模刻失真，筆法盡失，但楷書則不一樣了，自王羲之至智永，筆法精詳，未嘗中絕。對王羲之楷法，何紹基是給予了充分肯定的，事實上，何紹基有多件臨習王羲之楷書傳世。

何氏一向標舉的北碑，竟然不在上述楷法傳承譜系中，尚然不及王羲之《黃庭經》，或許在何紹基看來，北碑在刀鑿斧削之下，既流于粗野，失卻溫柔敦厚之旨，也難以顯現筆法，唯一被何紹基數數稱道的《張黑女墓志》，遒厚精古，在北碑中實屬異類，倒是與同樣被他推崇的智永、張即之書風為一家眷屬。

清  何紹基  行書八條屏

何紹基論書雖然主張“溯源篆分，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然而既未直接溯源篆分二體，亦未獲益于北碑，乃得筆于晉唐楷法。并最終把取法的落腳點放在唐人楷書，曾云：“楷則至唐賢而極，其源必出八分。唐人八分，去兩京遠甚，然略能上手，其于真書已有因規折矩之妙。”他半生浸淫于《麻姑仙壇記》《道因碑》等唐碑，正是看中了唐人楷書所具備的典范品格，他曾經臨《道因碑》贈姻戚李概，并附手札云：

外間人見子貞書，不以為高奇，即以為恅愺。豈知無日不從平平實實、匝匝周周學去。其難與不知者道也。但須從平實中生出險妙，方免鄉愿之誚，豈唯書道如此哉，它凡百皆同此理。

正因抱定“從平實中生出險妙”的理念，何氏始終保持書風的精整，“楷法精詳”成為其一生書學之注腳，從而與晚明以來浪漫書風形成區隔。此外，何紹基一生對草書鮮有問津，也與他對楷法的講求不無關系。

清  何紹基  隸書八條屏 

何紹基認為，楷法不但為真書所不可或缺，對行草書同樣重要，他曾論書云：

模楷得精詳，傳自張長史。莫信墨濡頭，顛草特戲耳。欲習魯公書，當從楷法起。先習爭坐帖，便墮云霧里。未能坐與立，趨走傷厥趾。烏乎宋元來，幾人解道此。

這正是對孫過庭所謂“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的最好注解，他曾經致慨于宋元以來書道之衰落云：

宋人不講楷法，至以行草入真書，世變為之也，唐賢三昧遠矣，況山陰棐幾乎？襄陽精于摹古，亦恒苦行草中無楷法。

何紹基認為，宋人不但真書不得楷法，以行草法破之，行草則更無楷法，以致書道不振，所以楷法盛衰成了書道轉捩的關鍵。

何紹基的書法批評，無論以人論書還是尊碑抑帖，立論雖高，卻不能自圓其說，也與其個人實踐不能盡符，難免有修辭不能立誠之嫌。其實，何氏之書法批評，寄寓著末世文人的經世意識，其對書法史有關現象的筆削，正有不惜矯枉過正之意。至于何氏對楷法的推崇，則顯示了對書法實用性的強調，對典范的堅守。

清  何紹基  草書苦雨喜晴書稿冊  1855年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