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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過的六所小學都位于阜成門附近
我上過的私塾就在月壇的東南角
育才小學校園里的利瑪竇墓地 今天是六一兒童節，時光斗轉，今天的小學與我年少時的已完全不一樣。我的整個小學階段先后經歷了國民黨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與絕大多數人只上過一所小學不一樣，我曾經就讀過六所小學，準確地說，應該是五所小學和一所私塾。私塾是我真正的啟蒙之地，五所小學校也各不相同，有的建在天主教堂里，有的建在名人墓地旁，有的建在清真寺中，有的建在佛教寺廟內，只有一所是用街道名稱命名的。某種程度上，我上過的幾所小學變遷的背后，也是北京城歷史變遷的縮影。 天主教堂里的小學 此育才小學可不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建在先農壇內的育才學校，而是位于阜成門外馬尾溝北側的天主教大教堂院內。此處即現北京市委黨校所在地。向南開的校門是用條石建造的，故而又稱為石門小學。這是我就讀的第一所小學校，也是就讀時間最短的一所，只有一個星期。 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不久。那年我六歲，到了該上學的年齡。那時，整個阜外地區有四五所正規小學校，育才小學是其中一所。我入學時，書包里放著母親用線釘的白紙本。我們老師是一位黃發碧眼、高鼻卷須的外國神父，他一身黑衣，胸前掛著十字架，帶著我們對著字母掛圖學“哇、啊，呃、呃”發音，場面很滑稽。有一次我不禁笑出聲兒來，被老師用洋話呲了一頓，接著用中國話罰我到教室后邊的院子里去掃樹葉子。著名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的墓就在院子里，那時正是“無邊落木蕭蕭下”的季節。大葉楊的葉子不停地往下落，地上已經鋪了一層。因為離家遠——當時我家住在月壇東夾道中部，每天上學往返得有7里多地。再加上我從小體弱多病身體單薄，大人們說：“得了，孩子還小，別受這份兒洋罪了。”我在那只待了一個星期。離開育才小學，父母為我選擇了讀私塾。 “壇角周”私塾不嫌貧愛富的高先生 “壇角周”不是這所私塾的名稱，而是當地人對位于月壇東南角一周姓人家的稱呼。他家有一個北接瓜市營房的大菜園子，就是現在月壇體育場的所在地，人們稱為周家菜園子。在周家居住的小院外邊，靠近大排子門內側，農具、牲口棚旁邊，有兩間灰頂小西屋，這里就是私塾。 這所私塾原本是周家請來先生專教自家子弟的。從這里往北一直到阜外大街，往南到真武廟，除這所私塾以外再也沒有其他學校了。經附近居民與周家和教書先生三方協商，便也收外邊的孩子了。1946年春夏之交，我家搬到了周家菜園子北邊的瓜市營房，我便于1947年春到這所私塾就讀了。唯一的老師高鑫先生，便是我的啟蒙恩師。 高先生，50多歲，山東人，略微有點兒口音。他不喜歡叫他老師，讓人叫他先生。高先生瘦高個兒，小胡子，熱天兒一身白布褲褂，冷天一件青布長袍，戴一頂小帽盔（俗稱瓜皮帽），總是顯得干凈利落。對大人不管貧富包括在周家扛活的，總是眼角掛上笑紋，說話從不粗魯。他很少大聲訓斥弟子，可是說出話來讓你不敢有絲毫的違拗。他對學費不苛求，給多少錢隨意，用糧油菜茶煙糖煤柴等代替錢也行，無須月月給。而且，入學、退學靈活。所以，大人們都愿意讓孩子來這兒開開蒙。學生多的時候有二三十人，少的時候也有十多個人。大家分別學著《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名賢集》和《六言雜字》等蒙童小書，和《四書五經》。 先生的起居和教室就在那兩間小西屋里，一明一暗，面積相當于現在正規小學教室的四分之三大小。明間兒，身兼先生辦公、會客、教書、臥室、廚房、餐廳等職。南墻上一幅舊畫，畫著老壽星和松鶴鹿蝠。畫兒的下邊靠墻是小柜櫥，上邊放著茶壺茶碗煤油燈，火柴煙袋盛煙筒兒。一把舊椅子擠在柜櫥與炕之間，先生平時就坐在這里。爐子北邊的墻上釘著兩個大釘子，分別掛著1根2尺多長的細藤子棍兒和1尺長2寸寬半寸厚的木板兒。不過，一個月也用不了幾回。但是，有兩回有人受到先生的訓誡后對先生搞惡作劇，又沒人“自首”。先生在盛怒下打了兩次“通堂”——一個不落地每人打三手板兒。我也沒能幸免。 兩屋中間的柱子上有釘子掛著小木牌，需上廁所者，要把小木牌掛到屋門上的釘子上。里間屋墻上釘的一溜大釘子讓學生掛書包。其實，有的學生并沒有書包，而只是用一塊干凈布包著所學的書。讀完《三字經》和《百家姓》的學生開始學毛筆字了，因此每天下午得帶筆墨紙硯。最初是描紅模子。描過兩三本之后經先生批準再開始練習拓（即描）字帖。最后再練習臨帖。 我們沒有黑板，因為高先生是因人制宜地逐個兒地教弟子認字讀書。先生根據你念的書的難與易和你的“靈”與“拙”，每次數量不等地教你認讀。例如，你讀的是《百家姓》，先生教你三遍“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魏，蔣沈韓楊。”之后，你就去熟讀至能通順地背下來，再主動地拿著書到先生面前背一遍，這叫“回書”。回完書，先生再繼續往下教。先生還要求不管讀什么書，都要高聲朗讀。時間一長，聲音就有高有低了，也有含混不清的了。當有人從菜園子土墻外邊（即私塾屋后）經過時，聽到的不是整齊的瑯瑯讀書聲，而是“混聲雜唱”，有時更像是一大群牛蜂在“嗡嗡”。 當學生們在搖頭晃腦地各自讀或背書的時候，先生也在看著一本顏色發黃的線裝書。有時看到得意處，頭和身體都悠然地搖晃起來，臉上現出少見的笑容。每逢到這時候，學生們就抓緊時機互做鬼臉兒。這一輕松，讀書的聲音自然就小了。先生聽不見讀書聲音，一聲“嗯？”大家趕緊又賣力地大聲讀起來。 私塾不像正規學校每課時45分鐘，中間有課間休息。而是分上、下午。學生需要上廁所，要經先生批準方可出屋。而且，一般情況下不許兩個以上的人同時去，頭一個人回來，下一個人才能去。勤奮好學的孩子總是快去快回。那些本不愛讀書，是被家長“牛不喝水強按頭”來的，半天能跑好幾趟，好借機會在外邊玩兒一會兒。其實在菜園子里也就能捉蜻蜓、逮蝴蝶、逗癩蛤蟆。時間略為長一點兒，先生便派人去查廁所。要是去查的人回來說某某在外邊玩兒呢，先生就要動用手板了。要是查廁所的人回來說某某拉肚子了，先生還真著急，能立馬兒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有時趕上下雨或大雪天，只有少數幾個人來上學，高先生便用香油炸雞蛋、白面、白糖做成的“小果子”， 犒勞這些弟子。我也趕上過幾回。先生怕我不吃，還解釋說，我做的這東西干凈，回民能吃。先生盡管是位治學嚴謹的老學究，但是不古板、不守舊。舊時私塾學生入學第一天要先給孔子牌位上香、叩三個頭，然后再行拜師禮，也是叩三個頭。我們回民不燒香、燒紙、叩頭，先生很理解，只讓我給他鞠了三個躬。先生還帶我們去春游過西直門外的萬牲園（動物園舊稱之一），使我們大開眼界。不過，那時沒有活的獅子、老虎和大象。 我在這里讀了總共不到一年的書，從《三字經》念到了《六言雜字》，往下該讀《論語》了。家長認為我的計算能力太差，怕將來找不到好工作，便于1948年暑假托人讓我進了北驢市口（新中國成立后正式更名為北禮士路）內馬尾溝東口的陸公墓小學校。從此，我告別了恩師高先生。 新中國成立后，這所私塾由位于阜外大街南營房的圓廣寺小學代管，用上了國家統一規定的教材。1951年暑假后至1953年暑假前，我在該校上高小時還曾多次為高先生轉帶過工資。前不久，才聽童年同窗好友許金富說，高先生的一位弟兄曾是周恩來總理少年時的老師。新中國成立后，高先生曾與周總理取得聯系，高先生曾讓金富看過周總理贈給他的個人照片。約在50年代中期，高先生在冬天自己出去劈柴失足摔倒而去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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