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的真相（震撼）

作者：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意大利猶太人，作家，化學家，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

著名作家索爾·貝婁曾說，所有偉大的現代作家都試圖定義人性，以證明還有延續生命與寫作的必要。萊維正是如此，他不相信人類本質上是野蠻、愚蠢、自私的，他寫作也不是為了控訴與復仇，而是要警示后人拒絕遺忘，因為“集中營不是一種偶然，不是一種不可預見的歷史巧合……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你開始否認人類的基本自由和人們之間的平等，你就開始向集中營體系邁進。這是一條難以止步的道路”。

作為奧斯維辛極為重要的記錄者和見證人，萊維的文字具有一種與其他受難者不同的特質，他秉持一種化學家的冷靜與節制書寫記憶；同時，又如菲利普·羅斯所說，“本該充滿悼念情緒和無盡的絕望，反而充滿活力”。

本文節選自《萊維作品·第一輯》（套裝4冊）之《被淹沒與被拯救的》的序言，中信出版社供稿。

在1942年這個關鍵的年頭，關于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消息開始流傳開來。雖然只是些模糊的只言片語，但這些消息相互印證，勾勒出一場大規模屠殺的輪廓。面對如此窮兇極惡的殘忍，如此錯綜復雜的動機，如此罪大惡極的罪行，人們往往難以相信它們的真實性。

有意思的是，這些罪犯早已料到了公眾們的質疑：許多幸存者，如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在他的著作《劊子手就在我們中間》（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結尾處回憶黨衛軍喜歡用嘲笑的口吻訓誡囚犯：

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贏得了對你們的戰爭。你們沒人能活下來做證，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他的話。歷史學家們可能會懷疑、討論和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無法定論，因為我們會毀掉所有證據，連同你們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證據，即使你們有人能活下來，人們也會說，你們講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讓人無法相信——他們會說這是盟軍的夸大宣傳。他們會相信我們。而我們會否認一切，包括你們。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來書寫。

非常奇怪，出于絕望，同樣的想法（“即使我們把這些事情講出去，人們也不會相信我們”）也會以夢魘的形式出現在囚犯們的腦海中。

1947年7月2日，波蘭政府把奧斯維辛集中營改為殉難者紀念館，展出納粹在集中營犯下種種罪行的物證和圖片。圖為奧斯維辛集中營博物館內。

幾乎所有的囚犯，在他們的口述或回憶錄中，都會記得在集中營常做的一個夢。夢的內容大同小異——他們回到家，帶著熱情和寬慰，向所愛的人講述自己遭受的苦難。但對方不相信，甚至不傾聽他們的講述。在最典型（也是最殘酷）的夢中，對方會默默轉身離開。我們將再次討論這個話題。

而在這里，我想強調的是——無論受害者，還是迫害者，都怎樣深刻地意識到集中營所發生的滔天罪行是多么讓人難以置信。在此我們還要補充的是，這些罪行不僅發生在集中營里，也發生在猶太人隔離區，發生在東部戰線后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里。

幸運的是，歷史并沒有以受害者所擔心的（也是納粹所希望的）方式發展。即使最完美的組織也有弱點。而希特勒的德國，尤其在崩潰前的幾個月中，遠遠不是一臺完美的機器。大量關于大屠殺的物證被銷毀，或者多多少少被巧妙地嘗試去銷毀證據：

在1944年秋天，納粹炸毀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和焚尸爐，但廢墟仍然在那里。不管納粹的追隨者們如何歪曲事實，他們都難以借助千奇百怪的假設為它們提出合理的用途。

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在1943年春天那場著名的起義后被夷為平地。但多虧眾多戰士（他們既是戰士，又是歷史學家——他們自己的歷史學家）的非凡努力，證據被保留下來——在瓦礫堆中，常常在數米之下，或被偷運出高墻之外。使其他歷史學家后來能夠重新發現這些證據，從而了解隔離區內每天的生活和死亡。

2015年1月19日，波蘭奧斯維辛，曾經的德國納粹集中營和死亡集中營中展出了成千上萬副眼鏡。二戰期間，這些眼鏡的主人在這里被殺害。（帕維爾·烏拉托夫斯基/路透社）

在戰爭最后的日子里，所有集中營檔案都被燒毀了。這真是無法彌補的損失。甚至直到今天，人們還在爭論，受害者的人數是400萬、600萬，還是800萬——但仍以百萬為單位。在納粹修建起的一座座巨大的焚尸爐前，無數遇難者的尸體，被蓄意殺害的，在苦難和疾病中殉難的，可能成為大屠殺證據的，都必須以某種方式消失。

最初的措施，可怖到讓人難以啟齒，是把尸體，成千上萬的尸體，草草地堆積埋葬在巨大的萬人坑中。這樣的措施真的被付諸實施了，尤其是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其他小型集中營，以及德軍侵略蘇聯之時。這是一種野獸般漫不經心的臨時措施。

那時德軍在各條戰線節節獲勝，最終的勝利似乎指日可待。他們可以在勝利后再決定怎么辦——畢竟，勝利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連歷史真相都可以隨意書寫。無論如何，可以為萬人坑詭辯，可以讓它們消失，也可以把黑鍋扣到蘇聯人頭上（在這方面，蘇聯人在卡廷慘案中證明他們并不比德國人差多少）。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后，德國人改變了主意——最好馬上銷毀所有證據。集中營的囚犯們被迫挖出那些可憐的遺骸，堆在空地的柴堆上燒成灰燼，似乎人們完全不會注意到這些反常的大規模行動。

隨后，黨衛軍指揮機構和安全部門殫精竭慮以確保消滅所有證人。這正是他們在1945年1月間，草菅人命而喪心病狂地轉移集中營囚犯的用意所在（難以有其他解釋）——隨著囚犯被轉移，納粹集中營的歷史也得以篡改：麥達內克（Maidanek）的幸存者到奧斯維辛，奧斯維辛的囚犯到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布痕瓦爾德的囚犯到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的女犯們到什未林（Schwerin）?？傊?，當德國人在東西兩線頻頻敗退之時，他們必須攫走每個迎向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轉移向德國的核心地帶。納粹并不在乎囚犯們可能在轉移途中倒斃，重要的是不能讓他們講述自己的遭遇。

事實上，從作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為死亡工廠，再（或者同時）成為巨大的、不斷更新奴工苦力的勞動營，集中營已經對行將滅亡的德國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因為它們本身包含著集中營的秘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犯罪。

鮮為人知（也少有人研究）的事實是，在德國人中，仍有很多人掌握著大屠殺的秘密，盡管多數人了解得不多，但個別人卻深諳一切。

永遠沒有人能準確地計算出，在納粹機構中，有多少人會不了解納粹所犯下的可怕暴行；有多少人了解一些真相，卻裝作毫不知情；還有多少人原本可以了解其中的所有真相，卻更謹慎地選擇閉目塞聽（更是緘口不言）。

無論如何，即使我們不能假設大多數德國人輕松愉快地接受了大屠殺，但可以肯定的是，隱瞞集中營的事實代表了德國人民的又一項重大集體犯罪，并極為顯然地證明了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經使德國人民歸于怯懦。這種怯懦，已經成為德國人行為習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產生著巨大而深刻的影響，讓丈夫無法向妻子講述真相，無法對子女進行教育。沒有這份怯懦，就不會有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今天的世界和歐洲就會是另一番面貌。

那些成為（或曾經成為）納粹幫兇而了解可怕真相的人們，無疑有著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不過，既然他們掌握著秘密，即使沉默也無法確保他們的性命無虞。就像在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特拉夫尼基” ，他們見證了斯坦格爾以及其他劊子手的罪行。但在納粹鎮壓了特雷布林卡的囚犯暴動并拆除了這個滅絕營之后，他們卻被遣送到了最危險的游擊區之一。

許多見證了集中營暴行的“平民”們，作為潛在的見證者，因為有意地忽視和恐懼，同樣保持緘默。尤其在戰爭的最后一年，集中營所構成的巨大而復雜的系統廣泛地滲透到德國的日常生活中，正像人們所說的“集中營世界”，但這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大大小小的工業企業、農業合作社、代理商和軍工廠借助集中營提供的免費勞力漁利。一些企業無情地壓榨囚犯的勞動價值，接受黨衛軍冷酷（而愚蠢）的原則——一個囚犯和另一個囚犯的價值相等，要是累死了一個囚犯，馬上就會有另一個囚犯替換上去。

另一些企業通過供應集中營木材、建筑材料、犯人穿的條紋囚服、做湯用的脫水蔬菜，等等而獲利。一家德國公司，威斯巴登的托普弗公司（Topf of Wiesbaden）設計、建造、組裝和測試了集中營使用的焚尸爐（這家企業在1975年仍在營業，生產民用焚尸爐，仍未考慮過改名）。很難相信這些企業的員工們從未意識到黨衛軍指揮機關訂購的這些機械設備在質量和數量上的重大意義。

2015年1月19日，曾經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中展出了齊克隆B毒氣罐。這些罐子原來裝滿了毒氣，不過現在已經空了，毒氣都被用來殺人了。（帕維爾·烏拉托夫斯基/路透社）

同樣的質疑也適應用于奧斯維辛使用的毒氣：氫氰酸。這項產品多年來在船舶養護中一直用于寄生蟲的防治。但從1942年起，突然大幅度提高訂量很難不引起人們的注意。這無疑曾引發人們的猜疑，但恐懼、對效益的渴望、我們提到的盲目和裝糊涂，以及在一些情況下（可能很少）對納粹的瘋狂服從，壓制了人們的質疑。

顯而易見，在了解集中營的事實時，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們的回憶。

但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并不總是一個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只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囚犯們，特別是那些聽不懂德語的囚犯，坐在悶罐車廂里，經過一段充滿折磨的致命旅程之后，可能甚至不知道他們的集中營位于歐洲的什么位置。

他們不知道其他集中營的存在，哪怕僅在幾公里之外；不知道自己為誰工作；也不知道生活條件的突然改變或大規模轉移的重大含義。

被死亡環繞著，這些被放逐者根本無法了解眼前這場屠殺的規模。今天還在身邊工作的伙伴，明天就消失了，也許在隔壁的棚屋里，也許已經從這個世界上抹去，無從知曉?？傊舴父械奖灰环N巨大的暴力和威脅體系所淹沒，而自身卻無法對其做出表達或刻畫，因為迫于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注意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這個缺陷制約了“普通”囚犯的證詞，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那些沒有特權的囚犯，代表著集中營的核心。只是靠著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組合，才讓他們逃脫了死亡的命運。他們是集中營里的大多數，卻是幸存者中的極少數——在幸存者中，在集中營里享有某種特權的人數要多得多。

2015年1月26日，波蘭克拉科夫，四名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指認舊照片中的自己。拍攝那張照片時，他們都還是孩子。照片左起依次為：79歲的Miriam Ziegler，81歲的Paula Lebovics，85歲的Gabor Hirsch和80歲的Eva Kor。（伊恩·加萬/蓋蒂圖片社）

多年之后，今天的人們可以更明確地肯定：集中營的歷史幾乎完全是由那些——就像我一樣——從未徹底探究過集中營最低層生活的人們書寫的。而那些體驗過最低層生活的人，很少能夠生還，即使幸存下來，他們的觀察能力也會在苦難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盡。

另一方面，“特權階級”的見證者本身無疑可以通過更好的角度去觀察集中營，只因為他們站得更高，有著更廣闊的視野。但特權也多多少少影響了他們觀點。關于特權（不僅在集中營里）的討論是微妙的，但我仍會在書中盡可能客觀地探討這個問題。

在這里，我只要提出一個事實，那些地位最高的“特權階級”，也就是為集中營當局服務而換取特權的人們，根本不會做證。出于明顯的原因，他們的證詞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實或完全虛假的。

所以，最好的集中營歷史學家出自極少數人之中——他們有能力和幸運去獲得特權地位，可以更好地觀察集中營，而不用卑躬屈膝，出賣人格；他們有技能去講述目睹的事實，遭受的苦難；他們能夠以優秀歷史學家的謙卑，既考慮到集中營現象的復雜性，又記述其中千姿百態的人生命運。所以，這些歷史學家幾乎都是政治犯——因為集中營是一個政治現象；因為與猶太人和其他囚犯（正如我們知道的，集中營的三大類囚犯）相比，政治犯擁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釋他們看到的現象。

因為，更準確地說，鑒于他們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現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實，他們意識到證詞是反法西斯主義的一種戰爭手段；因為他們更易于接觸到統計數據；而最后，因為他們在集中營內有著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至少，在戰爭最后的歲月里，他們的生活條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允許他們記錄和保存筆記，這對于猶太人是一種無法想象的奢侈，而其他囚犯們則可能毫無興趣。

由于以上各種原因，集中營的真相走過漫長的道路，穿過狹窄的門廊，最終大白于天下。但在“集中營世界”，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探尋?，F在距離集中營的解放已經過去了40多年。這巨大的時間跨度，產生了復雜矛盾的影響，我將嘗試列舉如下： 

首先，歷史的過程，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僅僅幾十年的歲月，便讓歷史事件的明暗透視漸漸分明。在“二戰”結束時，人們還沒有獲得關于納粹驅逐和屠殺猶太人的大量數據。這些數據，分布在各個集中營和其他地方。人們不易于理解它們的意義和細節。而僅僅幾年后，人們開始明白納粹的屠殺是一場可怕的“懲誡”。而且，如果將來沒有發生更可怕的事情，那么這場大屠殺將作為20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一場浩劫，被人們銘記。 

相對地，歲月流逝也產生了負面的歷史效應。大部分證人，控方的和辯方的，都日漸凋零。留下來的證人，那些愿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傷痛），仍然同意做證的人們——他們的記憶也趨于模糊和模式化。他們的記憶常常在不知不覺中被后來接受的信息所影響，例如讀到的報道，他人的敘述。有些時候，自然而然地，產生無中生有的虛假記憶，可時隔多年，這些虛假的記憶已變得可信。同樣，今天聽到許多德國人說“我不知道”或“我以前不知道”不再讓我們感到震驚，而在“二戰”剛剛結束時，這的確（或本應該）令我們震驚。 

而另一種（更嚴重）的模式化則歸咎于我們自身，我們這些幸存者，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中有些人，決心用最草率簡單、最無足輕重的方式來實踐我們作為幸存者的生活標準。這并不是說，我們要隨時隨地利用儀式、慶典、紀念碑和旗幟以示哀悼。適當分量的浮華辭藻可能對記憶的留存是不可或缺的。

強者之墓（the urns of the strong）點燃靈魂去施行崇高的事跡，或至少保留崇高事跡的記憶，不僅存在于福斯克洛的時代，也存在于當今世界。但人們必須警惕過于簡單化。我們應該哀悼每個死者，也應該同情和幫助每個幸存者，但并非每個人的事跡都可以作為榜樣。集中營內部是一個錯綜復雜而又等級分明的小天地。

在本書中，我會對“灰色地帶”進行探討，也就是說，囚犯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許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勾結集中營當局——這并非微不足道。事實上，這導致了一種對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都至關重要的現象。沒有一個囚犯能夠忘記“灰色地帶”，忘記那一刻帶來的驚詫——第一個威脅、第一次侮辱、第一記耳光，并非來自黨衛軍的暴徒，而是來自其他囚犯，來自“同伴”，來自同樣穿著條紋囚衣（就像他們，新來的，剛剛穿上的同樣的囚衣）的那些神秘的大人物。

本書旨在說明集中營現象中一些仍然含糊不清的方面，此外還有一個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標：嘗試回答最緊迫的問題，折磨著我們所有讀者的問題——有多少屬于集中營世界的現象已經死去，無法復活，如奴隸制度和決斗法典？又有多少現象已經復活，或即將復活？我們每個人能做些什么，從而在這個孕育著種種威脅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種威脅？ 

我并不想也沒有能力做歷史學家的工作，即全面地考察對象。我幾乎將自己局限于納粹集中營的范疇，因為我只有這方面的直接體驗。閱讀書籍，傾聽他人的敘述。

縱然我們見證過廣島和長崎的恐怖、古拉格懲戒營的羞恥、越南戰爭的毫無意義和血腥、柬埔寨人的自相殘殺、阿根廷的“神秘失蹤”，還有許多殘忍而愚蠢的戰爭，但納粹集中營體系仍然是一個特殊的個案，無論是其規模，還是其性質。

人們從未在其他時間和地點目睹過如此出人意料和復雜的現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屠殺如此多的人類，而且將技術智慧、狂熱和殘忍如此明確地結合起來。沒人愿意赦免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大陸上實施的屠殺暴行。這場屠殺貫穿整個16世紀，導致了大約6000萬印第安人的死亡，但這是他們的自主行為，并非遵循或違背他們政府的指示。而且他們通過100多年的時間跨度“稀釋”了他們的罪行。無意中從歐洲帶來的傳染病也幫了他們大忙。

歸根結底，難道我們不也曾靠一句“那是另一個時代的事情”來打發它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