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舒楊：清末預備立憲民主改革失敗的策略互動分析

預備立憲是中國第一次通過模仿別國政治制度進行民主化改革的首次嘗試，是“中國由傳統權威政治開始向近代民主政治轉型的重要標志”，朝野雙方在改革之初對于立憲的目標均有相當的共識，它的失敗說明必須探索符合中國民情與實際的發展道路，體現了民主化改革進程中的不確定性。

當前學界雖然對于預備立憲失敗原因的既有研究大都局限于結構分析，即改革失敗是由于當時中國社會不具備成功轉型的客觀條件。結構性分析不能解釋為什么在相同條件下有些國家建立了民主政權，有些國家卻轉型失敗。靜態結構分析無法解釋預備立憲的改革進程，無法解釋預備立憲為什么能夠達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外，結構分析忽視了政治行為人在歷史事件中的作用，將行為人完全看做因變量，容易落入決定論的窠臼。

本文將清末預備立憲置于世界民主化轉型的歷史背景中，優先考察政治事件和過程本身，著重分析轉折點時期政治行為人之間的博弈互動，分析各派政治精英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進行的合作、競爭、沖突、妥協。另外，以清末預備立憲的過程說明民主轉型結果的不確定性。

1 博弈主體

（１）保守派來自統治集團內的壓制核心，主張維持原有的統治秩序；（２）改革派來自政權內的政治家，他們認為隨著不斷的發展，應該在有利的時機進行改革以維護統治；（３）溫和1派來自反對陣營，主張權力的和平過渡；（４）激進派來自反對陣營，主張以暴力的方式摧毀舊制度。

博弈主體的特征：（１）行為者的決策具有完全自主性，不受外界經濟、制度、文化等結構性因素的制約，根據理性判斷做出選擇；（２）行為者能夠有效地預計后果，“為了達成某些選定的目標，任何行動者都擁有若干對行為后果估算的策略，政治轉型就是不同政治行為者策略抉擇的互動結果”；（３）所有行為者都屬于政治精英，如果沒有精英之間的斗爭、妥協與合作就沒有政治轉型，社會大眾在政治轉型中的作用很小。

２ 博弈目標與偏好排序

在普沃斯基的模型內存在著四種可能的結果：現狀、開明專制、有保證的民主（改革成功后舊體制會有相當大的保留）、無保證的民主（更徹底的民主改革）。對此，四類行為人的偏好排序：

（１）保守派：現狀＞開明專制＞有保證的民主＞無保證的民主。

（２）改革派：改革派有兩種可能的偏好排序。當改革派力量較小時，開明專制＞現狀＞有保證的民主＞無保證的民主；當改革派有足夠的力量時，有保證的民主＞開明專制＞現狀＞無保證的民主。

（３）溫和派：無保證的民主＞有保證的民主＞開明專制＞現狀。

（４）激進派：無保證的民主＞有保證的民主＞開明專制＞現狀。

３ 博弈過程與轉型結果

按照普沃斯基的分析，民主化轉型過程有三種可能的結果：現狀或革命、自由化（開明專制）、民主轉型。普沃斯基指出，如果博弈反復出現，那么溫和派一定會明白與改革派結盟是最好的選擇。但只有當改革派選擇溫和派，溫和派也同樣選擇改革派時改革才有可能繼續。此時的均衡點在于，要么激進派不再激進接受并參與改革后的新政權，要么就是溫和派向改革派做出更大的讓步。

筆者認為，清末預備立憲與東歐、拉美國家的民主化轉型雖不屬于同一時代，但都屬于世界性的非民主國家轉型過程，兩者之間有很強的相似性，可以采用同一分析模型。第一，兩者都在描述非民主國家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過程，都體現了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第二，政治精英集團的分裂，以及不同精英集團間政治力量的博弈是兩者民主化轉型的原動力。第三，精英階層的分裂是改革的起點。比較之前數次洋務運動，精英階層的分裂是預備立憲能夠超越政治改良的原因之一。第三，兩者都屬于當權集團主導的政治轉型。第四，兩者都屬于民主化改革示范效應的結果，且示范效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主化改革的發生。

在清廷的最后十年中，晚清政治舞臺上的四類政治行為人間的互動，構成了預備立憲發展的原動力。按照普沃斯基的分析模型：（１）滿洲貴族構成政權體系內部的保守派；（２）在預備立憲的準備期，漢族地方督撫是舊政權系統內的改革派，新政之后改革派僅指北洋派；（３）溫和派即體制外主張立憲的立憲派，主體力量是清末新政中誕生的紳商階層；（４）激進派即革命派，以孫中山、黃興等為代表。筆者認預備立憲的發展過程為存在三個發展階段，各派力量之間也存在著三次主要的力量博弈。

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９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緒的名義頒下一道諭旨，后又特頒懿旨表明其“變法自強”的決心，命令“大小臣工，其各實力奉行”。但如何變革、向什么方向變革，并沒有統一意見。

１９世紀中葉以前清廷一直維持著高度的中央集權，以滿洲貴族為核心的清廷中央機構控制著地方的軍權和財權，地方督撫的權力十分有限。分裂點發生在庚子事變中，在義和團運動后期，地方督撫已不再僅僅是清廷中央機構在地方的代理人，而是已經壯大成體制內可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獨立政治力量。具體表現為漢族地方督撫構成派系聯合行動，對清廷中央施加壓力。

由于此時立憲派與革命派還沒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所以新政的改革方向只取決于清廷內部的博弈。對于滿洲貴族而言，維持統治是其基本訴求。為了維護清廷的統治，滿洲貴族愿意做出一定的讓步，但又絕不愿意變法威脅到皇權的絕對權威。滿洲貴族的偏好是：促進皇權的改良＞現狀＞立憲＞起義。

此時，漢族地方督撫的偏好是：限制皇權的改良＞現狀＞立憲＞起義。漢族地方督撫深諳滿洲貴族對于皇權不保、內輕外重的擔憂，通過迂回的方式迫使滿洲貴族接受限制皇權的政治改良，以推行洋務的觀點“包裝”限制皇權的主張；以變法的外表推進立憲的發展。由于滿洲貴族相信漢族地方督撫的最終訴求是實現政權內的改良，從而接受了漢族地方督撫的意見。以新政實施為標志，清廷開始了自由化的進程。但自由化的過程是不穩定的，北洋派異軍突起，成為漢族官僚集團的領導力量，并作為新的改革派與滿洲貴族展開博弈。另一方面，自由化促進了非權威集團內部精英權力的擴大，形成了以紳商階層為主體的立憲派，促使政權由開明專制向民主化轉型。

2 預備立憲的艱難前行：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

新政中北洋派力量大增，在１９０５年前后北洋派已經成為中國最有實力的軍事政治團體。北洋派希望可以通過更深刻的變革獲得更大的利益，與立憲派之間產生了廣泛的利益聯系，希望以可控的方式實現政體的轉型。此時，北洋派的偏好排序是：立憲＞開明專制＞統治現狀＞起義。北洋派與立憲派合作結盟的事實，使得滿洲貴族只能被迫接受由體制框架內的改良轉變為對體制本身的改革，清末新政最終演變為預備立憲。

在慈禧的默許下，北洋派在中央與地方層面都取得了相對的優勢。具體表現為：第一，北洋派控制新軍。第二，北洋派與清廷掌權者慈禧達成一致，慈禧借北洋派推行改革，北洋派依靠慈禧擴大權力。第三，北洋派控制大片地區。

 面對改革派即北洋派建立改革聯盟的友好姿態，立憲派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此時的革命派與立憲派相比力量十分薄弱，所以即使立憲派無法阻止革命派的起義、暗殺，革命派也不會對合作的局面產生嚴重的威脅。雖然立憲派無法迫使革命派合作，但革命派微弱的力量不足以破壞聯盟的達成。

由于改革派有效控制了保守派，激進派的影響不足以改變大局，改革派與溫和派的結盟變得水到渠成，各方力量實現一定的平衡。事實上，北洋派與立憲派之間原本就存在著深厚的合作基礎。兩派的攜手合作，共同推動預備立憲的進程。

１９０８年清廷響應立憲派的要求，頒布了《咨議局章程》和《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咨議局具有一定西方地方議會的特征。1９０７年清廷宣布成立資政院，１９０９年頒布《資政院院章》。資政院具有立法機構與咨詢機構的雙重性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政權。初級代議機關的建立是立憲派與當權的北洋派聯盟合作的主要產物，是預備立憲的一大成果。

為了進一步鞏固聯盟，此時期紳商在地方被賦予“輔治”的角色，地方享有一定的自治權。此時期地方自治包括以下內容：（１）建立地方自治公所，選舉各級議事會成員；（２）培養、訓練地方自治人才，研究地方自治的具體事宜；（３）建立地方自治籌備處。地方自治從縱向的角度對中央權力形成一定的制約。立憲派認為只有開國會、立憲法才能挽救中國勢如累卵的局勢，才能逐步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國家的富強。因此，立憲派積極開展各種政治活動，包括建立政治社團、輿論宣傳與積極的政治參與。

然而，隨著慈禧太后的去世，滿洲貴族在立憲運動中累積的不滿情緒爆發，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改革派無力控制保守派，舊政權的保守性增強。面對局勢的突變，立憲派不斷發起政治運動試圖挽救改革的局面。在數次運動失敗后，立憲派轉而與革命派結盟，預備立憲徹底失敗。

慈禧去世后，攝政王載灃成為清廷事實上的掌權者。載灃屬于滿洲貴族一派即保守派，保守派為了重獲權力迅速打擊改革派，從１９０９年開始北洋派在朝中失勢。面對改革派失勢，政權迅速轉向保守的局面，立憲派倍感失望，希望通過速開國會的辦法挽救改革聯盟。但滿洲貴族并沒有意識到第三次請愿運動是立憲派的最后通牒，保守派依舊敷衍塞責，清廷宣布提前于１９１３年（宣統五年）召開國會。

對于縮短三年的請愿結果，立憲派發生分化，對結果灰心失意者不再寄希望于立憲救國，轉而投身革命。預備立憲也最終終結于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１９１０年１１月第三次國會請愿運動的失敗就標志著改革聯盟的瓦解，由清廷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轉型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