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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開埠后，隨著“販賣豬仔”事件的不斷反升，Shanghai一詞，除了作“上海”地名解釋wainewright，也有了“誘騙、拐賣、強迫（某人做某事）”的意思。
1859年7月29日，上海城隍廟，6位泰國人正在游園閑逛，此刻的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一場殺身之禍就要降臨。 忽然間，一群中國人朝他們圍了上來，眾人們臉上滿是敵意，粗暴的驅趕著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客人。推搡爭執之中，其中一位泰國人被擠入湖心亭旁的荷花池中，撲騰了幾下后便一命嗚呼，其他幾人也身陷險境。千鈞一發之際，上海知縣劉郇膏及時帶人趕到，救下剩余的5位泰國人，并將他們護送回館，方才化解了一場危機。  上海城隍廟九曲橋、湖心亭舊照 上海市民為何如此群情激奮？在城隍廟閑逛泰國人何以遭此飛來橫禍？是人性的扭曲，還是道德的淪喪？這一切，還得從上海開埠后發生的種種說起。 1843年，隨著上海開埠并逐漸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通商口岸，由上海出境做苦力的華工逐年增加。據統計，從1849年到1859年間，經上海販運至美洲、非洲、澳大利亞的華工總數在千人以上。比如1851年，雷金娜號船載20余名華工從上海運往澳大利亞。1856年11月，蘇州人張貴廷等78人被拐到吳淞口上船后開往古巴。1857年，江蘇人朱開自等73人在上海上船被運往古巴。1859年，上海、寧波等地的208名苦力被上海法商利民洋行用船運往法屬殖民地西印度群島的瓜德羅普島…… 這些華工當中，不少人系被欺騙甚至遭綁架拐賣而被迫踏上這條背井離鄉之路。當時在上海，有一些西方人開設酒館，雇傭娼妓、舞女招攬顧客，在酒中摻入蒙汗藥把人迷倒，隨后繩捆索綁裝入麻袋，賣給人販子裝上輪船運往國外。更有甚者，光天化日之下將人強行拖走。而隨著此類“販賣豬仔”事件的不斷發生，shanghai一詞，除了作“上海”地名解釋外，也有了“誘騙、拐賣、強迫（某人做某事）”的意思。  不斷發生的綁架事件，使得彼時的上海人頗為恐慌，甚至于到了不敢獨行出門的程度。這樣的情況自然無法長久，人們的忍耐終究是有限度的。1859年的夏天，導火索終于被點燃。 是年7月23日，停泊在吳淞口的法國豬仔船Gertrude號即將起航，目的地則是加勒比海的古巴。當天夜里，被拐騙上船的人們發起反抗，結果遭到了船方的殘酷鎮壓，40余人死亡，傷者更多。消息傳到上海，群情激奮。上海的街道、馬路兩旁到處都被貼上了聲討洋人拐賣華人做苦工的傳單。 到了7月29日，抗議活動達到高潮，華洋兩界一同罷市，憤怒的民眾守候在租界各主要道口。起初，他們只是將人販子作為自己的目標，但很快，所有形跡可疑的洋人都逃不過人們的拳腳相加，暴力活動的范圍也隨之擴大。于是乎，那6位泰國人便僅僅因為長著一張洋人臉而在城隍廟一帶遭遇了文章開頭的驚魂時刻。 事實上，被波及的無辜洋人并不僅僅只是6個泰國人。當天在九江路，著名的傳教士、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一度被人攔下險遭暴打，幸好在場的人當中有人知道他是醫生，合信才逃過一劫。不過與他同行的總稅務司李泰國（Horatia Nelson Lay）就沒有那么幸運了，行事高調的他自然逃不掉一頓老拳伺候，甚至有記載說他那天還挨了刀子。  李泰國（Horatia Nelson Lay 1833～1898），英國人，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 任職7年 這樣的暴動持續了好幾日，英、法當局派兵登陸，在租界各主要路口筑起工事，日夜巡邏。一時間，曾經籠罩在華人身上的恐懼被轉移給了洋人——這回輪到外國人不敢出門了。 進入8月，多艘法國豬仔船不得不將被拐騙的勞工釋放。而這些勞工被虐待的慘狀又進一步激起了民眾們的義憤。據統計，短時間內就有10余名外國人被打死（其中不乏與拐賣勞工無關的冤魂），至于和洋人合謀的華籍人販子，也被民眾們紛紛揪出嚴懲。天主教江南郊區主教年文思在徐家匯憂心忡忡的寫道：“令人喪魂落魄的恐怖籠罩了整個上海”。 面對這番亂局，當時的署理上海道吳煦表現的頗為沉著。他調集人馬維持城市秩序、制止暴力行為。有鑒于當時上海市面上各種夸張的謠言對于整個事態的推波助瀾，吳煦專門下令禁止匿名張貼告示的行為，并設立賞銀，鼓勵民眾檢舉揭發造謠者。 與此同時，為了安定民心，上海地方政府還對華、洋人販展開嚴打，王阿福、林彩成、徐啟東、張瑞記共4名華籍人販被捉拿后就地正法示眾。部分外國人犯被捉拿后也交由租界當局處置。 對于這場由販賣豬仔而發生的騷亂，租界各國的表現不盡相同。英美領事表示在其母國拐賣人口亦是非法之事，對于上海政府的行為表示支持并愿意提供配合。相較之下，法國人的態度多少有些不情不愿，他們盡管承認豬仔是由法國船只運送，并也愿意幫助追回人船，但還是堅持表示，拐賣豬仔的是菲律賓商人，法國船只不過是受雇于后者而已。  被販賣至海外的“豬仔”，成為了不少地區的首批華人居民 無論態度如何，受到當時整個社會輿論大環境的影響，加之中國政府在這一事件上的強硬態度，各國領事少有的向中方做出讓步，正式保證力禁此事，不再允許本國僑民從事豬仔販賣。 經歷了1859年的這場風波，華、洋人販意識到，上海灘實在不是個適合進行豬仔販賣地方。盡管此后類似的事件并沒有完全消失，暗中開設的苦力招工館依然存在，官府亦在不斷重申販賣人口就地正法的嚴禁之令，但類似1859年之前人們不敢單獨出門的日子，終究是一去不返了。而有意思的是，盡管這段往事如今已煙消云散，但英文中“shanghai”一詞所代表的“誘騙、拐賣、強迫（某人做某事）”之意卻被一直沿用至今，令人不禁感慨萬千。  注意最下方的小字：“Charlie is shanghaied.”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上海僑務志》 2、《上海，1862年》，于醒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1859年上海人民的反抗豬仔販賣運動》，朱寒，《社會科學家》2007年11月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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