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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形陶器與陶塑藝術 陶塑藝術在制陶工藝產生后不久出現。屬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陶塑作品，有河南密縣莪溝北崗出土的陶塑人頭，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陶豬與陶羊，北京平谷上宅出土的陶豬頭等。 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的陶塑作品，多屬工藝裝飾雕塑，或者系陶器上的附飾物，其中不乏優秀遺例。 甘肅禮縣高寺頭出土仰韶文化的陶塑少女頭像，高12.5厘米，陶色橙黃，額上用泥條堆塑發辮，臉型圓潤豐滿，五官部位妥帖，藝術手法頗為洗煉概括。
陜西洛南出土人頭形器口紅陶壺，通高23厘米，壺口捏塑成微微昂首的女孩頭像，形貌頗為秀麗。
甘肅秦安大地灣出土的人頭形器口彩陶瓶，由于瓶身三列具有廟底溝類型特征的圖案襯托，仿佛是一位身穿花襖的小姑娘。
此外，甘肅天水柴家坪及陜西扶風姜西村出土仰韶文化的浮雕陶人面，傳出甘肅東鄉、今藏瑞典遠東博物館的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人頭形陶器蓋，也是各具特色的人像陶塑作品。
1986年安徽蚌埠雙墩遺址出土一件新石器時代晚期前段的陶塑人頭像，殘高6.3厘米，陶質為夾砂粗灰陶，用捏塑、堆貼加錐劃的方法塑造，臉盤較寬，眉弓粗而長，雙目炯炯有神，兩頰各戳印著五個排列整齊的小圓窩，額上刻劃重圈文，是一位紋面孩童的形象，格外引人注目。
紅山文化陶塑與泥塑女神像的出土，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重要的美術考古新發現之一。 1982年，在遼寧喀左東山嘴紅山文化祭祀遺址中，首先發現一批小型陶塑孕婦像；1983年，又在遼寧建平、凌源交界地帶的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遺址，發現一件與真人等大的泥塑女神頭像，五官清晰，造型逼真，目光炯炯，嘴唇掀動，頗具神秘色彩。
附近還有更大的女性塑像殘塊出土。研究者一致認為它們是豐收女神或地母神的形象。（參見《座談東山嘴遺址》，《文物》1984年11期） 在塑造動物形象方面，陜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晚期的鸮形陶鼎，山東膠縣三里河出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豬形陶鬶與狗形陶鬶，江蘇吳江梅堰出土良渚文化的水鳥形陶壺等，皆為實用與美觀緊密結合的工藝裝飾雕塑的早期典范，開商周時代鳥獸形銅尊、卣造型之先河。
此外，湖北天門鄧家灣出土石家河文化的紅陶狗、象、猴、鳥、等小動物，黑龍江寧安鶯歌嶺出土的陶塑豬、狗、熊，形體雖小，但形象生動，體態各異，體現了我們的先民在刻畫動物神態方面的技藝。 玉石雕刻 我國迄今發現最古老的圓雕石刻，首推內蒙古林西縣白音長汗興隆洼文化遺址出土的石刻女神像，只是制作手法比較稚拙粗率；其次是河北武安磁山遺址采集的一件石雕人頭，五官造型頗夸張，作瞪目張嘴狀，屬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遺物；再次為北京平谷上宅遺址出土的猴形石飾，用黑色滑石雕成，長3.1厘米，上端刻成圓目、尖頜、聳耳的猴頭，下端呈圓錐形，中段有一橫孔，可以系繩佩掛。
比上宅文化稍晚的遼寧東溝后洼屯遺址，1984年清理出土數十件滑石雕刻作品，包括半身人像、人獸復合頭像、大頭曲身的虬龍等，高2--6厘米不等，刻工粗率，形象古樸。 最重要的一批史前石刻人像，出自河北灤平后臺子紅山文化早期遺址，較大的幾件石人高約30厘米，五官清晰，臉型豐滿，身軀呈溜肩鼓腹狀，下肢作蹲踞姿態，其造型頗似孕婦，當與紅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宗教觀念相關。（湯池：《灤平出土紅山文化早期石雕女神像考察記》，《文物天地》1993年6期）
重慶巫山大溪、甘肅永昌鴛鴦池、陜西神木石峁和山東滕縣崗上村，皆發現史前的浮雕玉石人面，作瞠目吼叫狀，額上或面部均有穿孔，推測皆屬原始巫術活動中使用的護身符。 我國史前玉雕作品，以1971年在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紅山文化碧玉龍、1986--1987年在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透雕神人玉冠飾、安徽含山凌家灘出土的玉雕人像等最為出色。
三星他拉玉龍（上圖碧玉龍）體高26厘米，整體呈玦形，龍首似豬，斜目方鼻，鬃鬣向后貼身彎曲上翹，龍身蜷曲，尖尾，無四肢及鱗甲。龍背居中處有一穿孔，如系繩懸掛，全龍呈垂首拱背勾尾的形態。 浙江余杭反山12號墓出土的大玉琮與玉鉞上，運用淺浮雕與陰線刻相結合的技法，雕出神人與獸面組成的神徽圖案，形象神秘威嚴。這種圖形或繁或簡地出現在反山和瑤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禮玉）上，應是良渚部落尊崇的神圣徽幟，代表軍事或宗教首領的權威。
蚌殼擺塑 1987年在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早期遺址的一座墓葬（45號墓，距今約6000年）中，在男性墓主身旁首次出土了用蚌殼擺塑的龍、虎形象，作為墓主權威的象征，這是中國墓室裝飾的開端。
其中龍長178厘米，形體特征已與后世的龍相近，體態修長，曲頸昂首，有前、后肢，足趾有利爪，是我國目前所知年代最早、造型最大的龍圖形，被譽為“中華第一龍”。其東龍西虎的布局，可否視作方位神觀念之淵源？值得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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