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憫農》李紳

“何當共讀香蕓帙，最是詩情畫意時。”喜馬拉雅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讀一生不可錯過的唯美詩詞。

中唐時期啊，有一位人稱“短李”的著名詩人，他的《憫農二首》，尤其是《憫農》其二，雖然并未收入《唐詩三百首》，卻是家喻戶曉、千古傳唱不絕，差不多連幼兒園的小朋友都會吟唱，都會吟誦，文學史上對他評價也是非常高。這位詩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李紳。然而就是同一個李紳，在人生不同階段的表現卻差異巨大，甚至可以說是前后判若兩人。這又究竟是為什么呢？我們還是先來看一看這首《憫農》其二。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關心民生、關心百姓生活，其實是中國詩歌一個久遠的傳統。像三國時曹操就寫有“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出自曹操的《蒿里行》），唐以來最有名則如杜甫——“詩圣”，寫有《兵車行》、《三吏》、《三別》等等，都反映了詩人所處的那個時代真實的生活面貌。尤其到了中唐，當時唐王朝剛剛經歷過“安史之亂”，中央政權、地方割據都變本加厲的壓榨、掠奪農民，農民到了愈加困苦的境地。這時一些文人士大夫就寫出了不少反映農民生活的文學作品。比如與李紳同時代的劉禹錫，便寫道“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出自劉禹錫《雜曲歌辭·浪淘沙》）；而白居易則寫有“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出自白居易《紅線毯》），甚至《賣炭翁》里更有“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再如聶夷中的“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出自聶夷中《詠田家·傷田家》）；還有羅隱的“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出自羅隱《雪》）。這樣的傳統到了宋代，更有范仲淹的“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里。”（《江上漁者》）；梅堯臣的“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陶者》）；張俞的“昨夜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蠶婦》），等等，都堪稱是這一類詩歌中的優秀之作。表達了文人士大夫對弱勢群體的尊重和理解，也體現了文明的發展程度。而李紳的《憫農》呢，無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了。

《憫農》有兩首，是李紳舉進士之前所作。宋代計有功所編的《唐詩紀事·卷三十九》記載說，李紳曾以《憫農》二首求之于時任御史的呂溫（呂溫（771～811） 字和叔，又字化光，唐河中（今永濟市）人。歷司封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三年 (808)秋，因與宰相李吉甫有隙，貶道州刺史，后徙衡州，甚有政聲，世稱“呂衡州”。），深受呂溫的賞識。呂溫在見齊煦時共同欣賞這兩首詩，并稱贊說，“斯人必為卿相”，就是說他認為能寫得出《憫農》的李紳，將來一定要做宰相，后來李紳果然做了宰相。

李紳六歲時父親去世，母親盧氏教他識字和一些儒家的文章，后因家庭貧苦，便到惠山（潤州無錫（今屬江蘇）惠山寺）佛寺中去讀書，這樣就可以獲得免費的食宿。后來李紳又到今天浙江嵊州市的天宮寺讀書，寺中有一老僧，覺得這個年輕人非同尋常，對他特別照顧。等到李紳學成之后，準備長安應舉之時，又資助他不少盤纏。李紳早年的貧困和四方游學經歷，使他很早就接觸到了社會的底層，對社會民生體會較深，創作了《憫農》詩和二十首《新題樂府》詩，這些詩中包含著他的政治理想和入仕情懷，也使他在詩壇上獲得了聲譽。后來在長安，應進士舉的李紳結識了呂溫。

你看這首《憫農》其二，“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開頭兩句好像一副白描作品，勾畫出了一幅夏日農夫耕耘圖：時值正午，烈日當空，大地炙熱，勤苦的農夫卻仍在揮汗耕作。詩人選擇正午鋤禾，并不僅僅是為了客觀描述農夫耕作的景象，而是要喚起讀者最深切的思想與情感的共鳴。后面兩句“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則直抒胸臆，道出了心中的不滿與憤慨之情。

剛剛我們在前面提到了許多同類詩，那為什么李紳的這首《憫農》流傳的格外廣泛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語言通俗、樸實無華。詩里頭沒有什么難認、難解的字，卻能夠在極其簡約的文字里，通過“正午農耕”這個關鍵景象的抓取，通過十分直白淺顯、易于理解、易于感知的語言表達出來，這就有了特別動人的力量。當然要特別說一句，詩里的“禾”，“鋤禾日當午”的“禾”，不同的人還是有不同理解的。有的解釋為禾苗、水稻苗，有的還解釋為玉米苗。其實這里的“禾”，指代的應該是“粟”。正如有的研究者提出，《憫農》是組詩，《憫農》其一就寫到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清楚地點明了農夫種的是“粟”。當然也可以取引申義，以“禾”泛指莊稼嘛！比如聶夷中的《田家》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這里的“禾”就是泛指莊稼。《憫農》其二雖然只是一首二十個字的小詩，因為用了屬于上聲“七虞韻”的韻腳字，“午”、“土”、“苦”，讀起來如泣如訴，既似歌謠又似俚語，敘事、議論真切感人，極大地增強了詩歌的感染力。

而另外一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則因為格外善于在短短二十字中表現出從春到秋，從農田到農夫的時空轉變，時空悠長博大，含義深厚雋永。第一、第二句，極其巧妙的對比啊，用“一粒粟”對“萬顆子”，形象地寫出了季節的轉換，寫出了豐收的景象。而第三、第四句呢，“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先展現了碩果累累的豐收景象，卻又把筆鋒忽然逆轉，一句“農夫猶餓死”，以喜寫悲，深深地擊中了讀者的心靈，迫使讀詩者不得不去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人間的悲劇呢？實際上許多詠嘆農民及其生活的詩，我們都知道，一般來說都通俗易懂，但讀起來、看起來還是不如《憫農二首》好記，不如《憫農二首》朗朗上口。正因為如此，千百年來可以說是婦孺皆知、久吟不衰啊！

說到這兒，那么問題就來了，寫好《憫農》二首之后，李紳后來為什么沒有其他類似的佳作了呢？李紳在古代算是高壽，75歲才去世。從數量上看，李紳今存詩四卷，共一百四十首。其中《追昔游集》三卷，一百零六首，《雜詩》一卷，三十四首。這些數字雖然比不上大家，但也不能算少啊！

元和四年，李紳入朝為秘書省校書郎。五年前，他曾在長安應舉時就與元稹、白居易以詩論交，白居易戲呼他為“短李”，因為他個子比較矮。此次入京任職，有了更多的機會與“元白”二位切磋詩文，其《新題樂府》更是受到了元白的推許與效仿，因而也可以說，李紳實際上也是“新樂府運動”的前驅之一了。但《追昔游集》中的創作，多是記游詩、頌德詩，幾乎占了這個《追昔游集》的全部。尤其有一首是李紳任滁州刺史時所寫的《聞里謠效古歌》，同未舉進士前的《憫農二首》是完全同類的題材，但卻處處粉飾太平，內容已大異其趣呀，境界高下立判，充分說明了李紳出仕前后的思想嬗變。所謂“文如其人，言為心聲”，詩從來都屬于心靈的，其實更加準確地說，不是文如那個人，而應該說是文如當時的那個人。

李紳之所以后來在詩文上不再有巨大影響，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已經落入了“惡”的沼澤，再怎么用筆，也寫不出善而傳神的東西來了。這就像曹丕、就像宋之問，看看后來變得狠心毒辣的曹丕，我們會奇怪，他怎么能替思婦寫下“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的深情婉轉來呢？我們讀詩、讀史，會覺得這背后很矛盾、很分裂，其實這背后又有合理的地方，道理就在于一個深情的男人、一個真情的男人，千萬不要離政治那么近，不要離名利、野心、權勢那么近。再看看宋之問，為了榮華富貴，在人生體現出來的后來只有卑微，而在政治與名利場的角逐中，卑微的靈魂則被迅速放大成了卑鄙與卑劣。

李紳同樣也是如此。唐憲宗元和元年，李紳考中進士步入仕途，晚年官至宰相，封趙國公。李紳早年也曾施展才干，做出一些政績。比如任壽州刺史時，治理霍山虎患，為當地茶農解除后顧之憂；在浙東觀察使任上積極賑災，還重修了曾經寄讀過的天宮寺；任河南尹及宣武節度使時，更是以執法嚴峻聞名，曾嚴懲當地的豪強惡少。不過李紳也因官位的升遷滋長了自傲的心理，據野史記載，李紳為官之后，更是漸次豪奢，一餐的耗費多達幾百貫，當然說他尤其喜歡吃雞舌，每餐一盤要耗費活雞三百多只，后院宰殺的雞堆積如山。這個經過現代學者考證，確為無稽之談，但他后來生活的豪奢極欲卻是真實的。詩人劉禹錫回京之后，李紳曾經宴請其赴宴。宴會上不僅羅列山珍海味，還有嬌娥靚女、歌舞伴酒。劉禹錫當席便吟了一首《贈李司空妓》，詩云：“高髻云鬢新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就描寫了李紳生活的窮奢極致。

李紳不僅是生活奢侈，還漸漸變得愛耍權威，薄情寡義。據范攄的《云溪友議》中記載，李紳年輕時常到一個叫李元將的人家中做客，每次見到李元將都稱叔叔。后來李紳鎮守淮南，李元將屈尊降輩，主動稱自己為“弟”、為“侄”，李紳都不高興。直到李元將稱自己為孫子，李紳才勉強接受。還有一個姓崔的巡官，與李紳有同科進士之誼。一次特地來拜訪他，剛在旅館住下，其家仆與市民發生爭斗，李紳聽說之后，竟將那仆人和市民都處以極刑。并把崔巡官抓來，責問，“你我以前是熟人，到此為何不主動來見”？崔巡官連忙磕頭賠罪，說當時天色已晚，不敢貿然來驚動，希望能放過我和家仆。可李紳還是讓人把他捆起來，打了二十棍之后押送江南。當時人們都議論說“李公宗叔翻為孫子，故人忽作流囚”，就是說，原來的叔叔反過來做他的孫子，朋友成了被流放的犯人。當然，后來也有人認為范攄“抵李紳之狂悖，毀譽不免失當”（《四庫全書總目·云溪友議提要》），可是也有不少學者認為，聯系其他文獻的記載，以及李紳的后來的性格作風，范攄所述也未必盡誣。

而讓人更感齒冷心寒的是，李紳不僅無情無義、為官殘酷，更卷入了“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在“牛李黨爭”中導演過一幕又一幕的鬧劇、慘劇。對于唐代中晚期這場著名的黨爭，史學界大多認為，“牛黨”是新興的庶族、地主，而“李黨”呢，則是沒落的門閥士族。像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就認為：牛黨代表進士出身的官僚，而李黨則代表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士族官員以李德裕為首，故稱“李黨”，庶族官員以牛僧孺為首，故稱“牛黨”。李紳緊跟李德裕，是李黨中的骨干分子。不得不說，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權力斗爭中，李紳暴露了自己的一些弱點，尤其是就個人品德而言，其最明顯的短處就是忘恩薄情。

他與韓愈的臺參之爭，無論于公于私，李紳其實都是理虧的。此事發生在穆宗長慶三年，《新唐書·韓愈傳》記載，“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 唐代御史臺本以大夫為首，中丞為副，但大夫多不設正員，實際以中丞為首長。按唐制，京兆尹品級雖高于御史中丞，但遇見中丞必須參拜，以示對風憲官（指監察執行法紀的官吏。）的尊崇。但韓愈任京尹時有特詔，允許不參拜，更何況韓愈還有御史大夫的兼銜，名義上算是李紳的上級。雖然此事是當時的宰相——“牛黨”領袖之一的李逢吉，為了對付李德裕及其手下李紳，設了一個局，但過錯依然主要在李紳。于理而言，李紳是抗旨不遵；于情而言，李紳是忘恩負義，絲毫不念韓愈當年的推薦之恩。

而李紳一生中最大的污點，則是他晚年經手的“吳湘案”。唐武宗會昌五年，74歲高齡的李紳出任淮南節度使，當時揚州的江都縣尉吳湘，被人舉報貪污公款、強娶民女。李紳將吳湘逮捕下獄，判以死刑。此案上報到朝廷后，有人懷疑其中有冤情，朝廷便派遣御史崔元藻前往揚州復查。崔元藻調查后發現，吳湘貪贓屬實，但款項不多，強娶民女之事則純屬栽贓，此事不實，罪不至死。但李紳卻一意孤行，強行將吳湘送上了斷頭臺。

對于李紳緣何如此？歷來說法不一。《北夢瑣言》（《北夢瑣言》，中國古代筆記小說集，雅雨堂叢書本。宋代孫光憲撰 ，原帙三十卷，今本僅存二十卷。《北夢瑣言》記載唐武宗迄五代十國的史事，包含諸多文人、士大夫言行與政治史實，為研究晚唐五代史提供了可貴材料。前16卷記唐，后4卷記五代，可補正史之不足。）中的說法是，李紳欲納美女阿顏為妾，沒想到卻被吳湘捷足先登，李紳勃然大怒，欲置吳湘于死地。由于吳湘迎娶阿顏的聘禮豐厚，李紳便下令調查他的收入來源，說他虛報差旅補助費，犯了貪污罪。而《冊府元龜》（《冊府元龜》，北宋四大部書之一，政事歷史百科全書性質的史學類書。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趙恒命王欽若、楊億、孫奭等十八人一同編修歷代君臣事跡。全書共1000卷，分帝王、閏位等31部，部下再分門，共有1100多門。）中的說法則是，李紳欲奪阿顏獻給李德裕，所以一想干掉吳湘這個絆腳石。不過這些說法也有人質疑其真實性，持論者以為當時的李紳和李德裕，都已年逾古稀，不大可能為了爭奪一美貌女子而謀人性命。

但不論具體原因如何，總的看來，李紳執意處死吳湘，是為了討好李德裕，倒確實屬實。吳湘的叔父吳武陵當年曾得罪過李德裕的老爸李吉甫，兩家是世仇。李德裕任宰相后，也借故整過吳武陵，并將他貶為潘州司戶參軍，吳武陵后來郁郁而終。李紳自然很清楚吳李兩家的歷史恩怨，為了取悅李德裕，將吳武陵的侄子吳湘也列為報復對象，羅織罪名，將其處死。事實上，李德裕同此案也脫不了干系，御史崔元藻回京說吳湘罪不至死，李德裕立即將他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其心思可見一斑啦。

到了大中元年，唐宣宗即位，罷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職務，李黨一干人全部被貶去崖州。這時吳湘的哥哥為弟鳴冤，請求朝廷復查吳湘案。三司復查之后，吳湘得到平反。李紳這時雖已去世，但按大唐的律例，酷吏即使死掉也要剝奪爵位，子孫不得為官。因此，死去的李紳受到了“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的處罰。

元和、長慶年間，唐詩出現了一個群星燦爛的中興時期。在整個一代詩人中，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韓愈、孟郊、賈島、張籍、王建、李賀，這些人的文學業績都不同程度地超過了李紳。而李紳雖有詩才，《兩唐書本傳》都稱他“能為歌詩。鄉賦之年（鄉賦也叫猶鄉貢、 鄉舉。”指唐代不經學館考試而由州縣推薦應科舉的士子。）,諷誦多在人口”，于詩最為尤異（ 尤異 : <書>優異;優秀。），但后來由于一心功名利祿，不僅消退了早期的銳氣，更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他的《新題樂府》二十首之所以全部失傳，有研究者就認為，或許是他自動刪棄，或者有意湮沒的。正像后來的、晚年的韋莊，嚴禁家里人張掛《秦婦吟》一樣。

李紳在詩壇好像一顆彗星一般，閃現了瞬間的光輝就徹底消失了。當然，他的《憫農二首》，卻因其內在的魅力，傳承千古，令人們留下了偉大的詩與并不偉大的詩人的無限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