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貢獻和周禮盡在魯，對于儒學產生于魯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晚周公500年后的孔子深受周公禮樂文化的影響。孔子出生于周公封地的魯國，但他所處的時代則是禮崩樂壞，天下無道，孔子非常憂慮，向往周公之治，試圖復興周禮，重建社會秩序。
編撰六藝，繼承周禮
孔子出身于殷商貴族家庭，其先祖正考父曾輔佐過宋戴、武、宣三世，精于禮樂，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他“少好禮”，“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成年后又長期生活在魯國濃郁的禮樂文化環境中，深受禮樂傳統的熏染，又謙虛謹慎，勤學好問，“入太廟，每事問”，積累了豐富的禮樂知識。為了生活，他曾從事相禮活動，以禮樂知識謀生，后來又“以詩書禮樂教”，在當時很有影響。
面對春秋時期禮樂越來越流于形式化的現象，他一方面在行動上堅持遵守這些形式化的禮，對于任何小的儀式細節都固守不放，關于拜上拜下的選擇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鄉黨》篇的記載足以說明孔子是怎樣篤守小節、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從理論上極力提倡充實禮的精神實質，力圖給思想化的禮注入新的內容。孔子還特別闡發了禮樂文化的內在精神，他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認為玉帛、鐘鼓是禮樂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于形式是不夠的，要注重禮的內在精神，如仁、義、孝、情、恭、敬、中、和等。離開了這些精神內容，禮樂就成了沒有任何意義的并異化于人的空洞教條。“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西周的禮樂制度蘊含了深邃的道德精神，孔子在傳承禮樂文化的同時也注重其道德精神的發揚光大，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意謂不仁的人，怎么能談得上禮樂呢？在孔子看來，“仁”是禮樂文化的最核心的內容，是人之為人的必然要求。
他不但精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而且編撰了《詩》《書》《禮》《易》《樂》和《春秋》6本教材。中國文化按照5000年計算，到孔子這個時代已經有了2500多年的文化積累。孔子把自己當時所能夠見到的古代典籍差不多都進行了整理，形成了被后人尊為經典的“六經”。他的學術旨趣是“述而不作”，即對古典文獻只是整理而不是創作，實際上是在整理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有述有作”“述中有作”，開創了經學傳統，使儒家學說有深厚的學術基礎和學統。孔子經過整理發掘這些典籍的思想蘊涵，同時用它們來教育學生，全面地繼承上古以來的傳統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孔子創立的儒學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正統。正因為如此，現代以來有許多著名學者把孔子看成中國文化史上承前啟后的泰山北斗，如國學大師錢穆所言：“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
創立儒學
孔子創立儒家學派，遠的根源是堯舜禹，近的根源是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禮樂文化傳統，現實的動因就是他那個時代的“儒”這一文化人或知識分子群體。孔子及其后儒都以堯舜之道為最高理想，因為堯舜實行禪讓，禪天子之位于賢能之人而不傳其子，體現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由大禹以后，即由五帝到三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其根本就是由公天下到家天下，禹、湯、文、武、周公治國平天下主要就是依靠禮儀法度。根據《禮記·禮運篇》描述的大同、小康兩種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以堯舜為代表的五帝屬于大同社會，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代表的圣王屬于小康社會。這兩個時代治理模式不同，前者以道德之治為主，后者以禮樂之治為主。這兩種模式的理想程度不同，前者是最高理想，后者是一般理想。《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熹注：“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這就是說孔子遠則推崇堯舜時期的大同理想，近則遵守西周初期文王、武王時的禮儀法度。文王、武王時的禮儀法度其實也就是周公之道。
孔子的學說有兩大支柱：“仁”和“禮”，而把二者結合為一體的是中庸—中和之道。這樣，以“仁”為支柱的修己之學與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被以“中庸”為基本原理的“中和論”有機地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條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標和歸宿；而修己和治人兩大部分思想內容的構建又是以“中庸”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體構建的方法論原則和標準。“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價值之核心，是從周公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罰、孝友倫理等思想發展而來的。孔子的“禮”主要傳承自西周禮樂而來，《禮記·中庸》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孔子對周有特別的感情，就是因為西周離孔子最近，周的禮樂文明文獻資料保存的要比夏商為多。在他看來，周禮是在夏殷基礎上的集大成，“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是說，西周的禮樂制度，是在綜合吸取夏商二代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所以我愿意推行西周禮制。他還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如果有誰用他治國，他就要在東方推行西周的政治制度，重建西周那樣的國家。孔子繼承發展了周公的禮樂文化，他與周公精神息息相通，經常夢見周公。在他晚年，迭經坎坷，身心俱疲，傷感地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畢生把實行堯舜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恢復西周禮樂文明盛世作為他的終生追求。他承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業績而來，對上古歷史進行反思和總結，把歷史的經驗加以理論化、體系化，這樣就形成了儒學。楊向奎先生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中說：“沒有周公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的傳統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所以，發源于陜西的西周禮樂文化才是儒學的直接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