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蒙滅金

聯蒙滅金是 南宋末年臨安 朝廷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軍事外交戰略，以報 靖康之恥。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年)， 金朝政權在蒙古和南宋的聯合夾擊之下終告滅亡，結束了宋金之間長達100余年的對峙。 　　但這一結果對南宋而言并非 福音，因為繼而面對的是比 女真人更為強悍的 蒙古人。蒙古人在滅亡金政權之后并沒有停止南下的步伐，而是繼續南進。將滅亡南宋政權作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標。

事實上，南宋政府一直在根據時局變化不斷調整對蒙對金的策略，而“聯蒙滅金”決議的出臺也是幾度 峰回路轉，最終在很多意外事件的促成下，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宋不得不走上了聯蒙滅金的道路。而且從過程來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 唇亡齒寒的道理，最后走上“聯蒙滅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種“ 兩害相較取其輕”的無奈。

事實上，早在南宋初期，宋朝便開始有人開始注意到蒙 古這支力量的存在，并試圖借助蒙古與金國的矛盾為對金外交服務。 　　著名 文學家 洪皓便是第一個注意到蒙古的南宋官員。他曾經在 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 金國時被扣留，在被羈押期間，他了解到很多關于金國的情況，并設法托人將他的書信送到宋廷。其中在 紹興十二年（1142年），洪皓就在書信中提到了金國“彼方困于 蒙兀（蒙古）”，但此時宋廷已與金國簽訂了“ 紹興和議”，無意于北伐收復故土的大業，此事便被擱置下來。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 海陵王 完顏亮撕毀“紹興和議”發動“ 正隆南伐”的時候，為了減輕自己的軍事壓力， 劉锜、 吳璘便傳檄蒙古、 契丹諸部共同攻金。但此時蒙古諸部尚未統一，不足以成為一支可以憑借的力量，再加上金國、西夏的阻隔，南宋方面也一直未能與蒙古取得直接聯系。 　　到了12世紀末，蒙古諸部開始逐步統一，對金的威脅日益嚴重。但此時部分南宋官員卻開始有些擔憂。早在 慶元二年（1196年），時任 左相的 余端禮就向 宋寧宗指出：“萬一 韃靼得志，直犯 中原，或虜酋逃遁，逼近邊界；或恐中原有豪杰?！彼螌幾谝矊Υ擞^點表示認可，并命余端禮私書密諭沿邊諸軍加強戒備。 　　而在次年， 衛涇出使金國歸來后，向宋寧宗表達了進一步的擔憂：“一弱虜滅，一強敵生，猶未足以為喜也。”可見，此時南宋已經有人開始意識到蒙古可能才是未來的勁敵，不得不謹慎應對。 　　到了13世紀初的時候，蒙古諸部逐步完成統一，已經達到了與金國分庭抗禮的程度。正好南宋方面當政的 韓侂胄亦通過 北伐緩解內部矛盾，便趁機發動了 開禧北伐。從之前南宋主戰派的言論來看，蒙古已經成為他們非常重視的一支力量，至少可以在北方牽制金軍相當的兵力。但隨著開禧北伐的失敗以及“ 嘉定和議”的簽署，南宋再次終止了聯系蒙古的嘗試。

在宋朝歷史上，借助軍事同盟以達到消滅敵國，而最終盟國演變為更強大敵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 北宋末年與 女真結盟而消滅 遼國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宋與蒙古之間并沒有實質性的交往，但金國犯下一連串的錯誤，最終使蒙古坐大，成為一支新興的主導力量。這一軍事同盟政策的形成，對南宋而言。有其幾方面的原因：南宋的復仇意識；金朝錯估形勢，將可能的盟友推向敵方；蒙古勢力強大，南宋不得已而為之。

對于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圖，南宋朝廷上下并非無所窺測。面對蒙古洶洶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況下，南宋朝廷有兩派意見，一者扶持金朝，以之為對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認為應趁此機會滅亡金朝，并由此振奮精神，再圖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圖。

南宋大臣 喬行簡認為,“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 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 。認為在蒙古人勢力興起的形勢下，金已經由過去的仇敵轉而為今天的 緩沖國，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進攻，南宋繼續向金輸納 歲幣也是未嘗不可的。蒙古勢力很強，已經具備了滅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滅亡金朝之后，與宋為鄰，對宋朝并不是一件好事。若不與金朝絕交，繼續輸納歲幣，則有利于金人抗蒙，這樣，南宋也有機會舒緩時間，組織力量，對抗蒙古人的南下。

喬行簡的主張，在宋金世仇終于可以得報的情況下，難以得到贊同。南宋名臣 真德秀等人主張"金人于我有 不共戴天之仇，應該乘金朝遭遇蒙古進攻之機，停止向金人輸納歲幣，并出兵北上收復失地，以報君父之仇。" 認為想以金人為屏蔽是靠不住的，應該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眾心” 。宋朝應該盡快使自己強大起來，既可以改變自己原來在金朝面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應付蒙古的進攻。

雖然南宋朝廷意見不一，但也都認識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為兇惡的敵人。然而南宋朝廷就蒙古、金朝問題的看法。對金朝的態度，不同于與其他周邊政權。由于金兵南下，擄取徽欽二帝北歸，包括皇室在內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宋人對金人恨之入骨，宋朝雖多年積貧積弱，但收復失地以報世仇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南宋朝廷認為皇室被擄，財富被劫。土地被占，幸得 趙構南逃，才為趙宋王朝保留一縷血脈，但也僅能偏安東南一隅。多年來興兵動武尚且不足以得到的滅金目的眼看就要成為現實,卻還要繼續屈辱地供給歲幣。大多數人認為喬行簡的看法是過于冷靜，是很難讓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恥，自然能得到眾人的贊同。因此“ 太學諸生 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演、徐士龍等，同伏 麗正門，請斬(喬)行簡以謝天下” 。

將來還要長年累月地向金人交納大量歲幣。為報 靖康之恥，最終選擇了不與金朝結盟。在戰爭開始，金朝滅亡指日可待的情況下，即使主張滅金以報世仇的真德秀，對于如何處理與蒙古的關系，也提出應該謹慎對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 韃靼，即向之女真” 。認為聯蒙滅金可能重蹈當年 聯金滅遼的覆轍。在南宋朝廷內部，雖然“滅金”的聲音很響，但”聯蒙“的策略一直沒占上風。但是最終使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夾擊，使金朝走向滅亡，主要是金朝錯估形勢，無視南宋朝廷的爭論，根本沒有想到宋朝也會存在有利于金宋聯合的因素，更沒有想到去爭取宋人聯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南宋要斷絕歲幣的輸納后，大為不滿。盲目南下爭奪地盤，將可能的盟友推到了敵人一邊。為了解決金朝國內的危機，也為了懲罰南宋拒交歲幣的行為，于1217年發動了對南宋的戰爭。

嘉定元年（1208年） 金章宗死后， 衛紹王 完顏永濟即位，金國開始逐漸處于下風。嘉定四年（1211年），金軍主力盲目出擊尋找蒙軍主力決戰，結果接連在 野狐嶺、會河堡兩次會戰中敗北，主力野戰部隊損失慘重，一時之間兩河地區兵力空虛，局勢危如累卵。 　　為避蒙軍鋒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國舉朝南遷，將 兩河、 山東地區拱手讓給了 蒙古人。但事實上，當時蒙古人還不具備很強的 攻城能力，金國還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點布防在幾個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之后，金國還是有能力做到穩固防守。但是放棄之后，不僅北逃的后路被切斷，而且丟失數百里戰略回旋空間，反而不利于金國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穩固經營 關河（ 潼關— 黃河）防線，也不失為 持平之策。 南遷之后，金國大量增兵固守 關河，蒙軍反而對此束手無策。眼見無法取得任何進展，嘉定十年（1217年）， 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 木華黎經略漢地，自己則率領主力 西征掠奪財富。 　　雖然金國頂住了蒙古的攻勢，但此時輕易放棄兩河、山東的另一嚴重后果也開始顯現出來：僅憑 河南一地產出的糧食根本無法供養30萬軍隊，金國陷入了嚴重缺糧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金國主戰派想到了“取償于宋”。之所以這么想是因為金國主戰派盲目自信。當金廷議論 遷都之事時， 直學士孫大鼎就說：“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余力?！钡麄兒鲆暳艘粋€明顯的事實：金國已經今非昔比，恐怕難以與宋抗衡。在這一點上，金國的主戰派并沒有清醒的認識。 　　相對而言，主和派官員則要清醒的多。嘉定十年（1217年）金廷議論南伐之事時，右司諫 許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強，將視我為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 所以金國可以放心地全力對付蒙古。而且在對宋開戰后，升任 平章政事的他也上書勸止攻宋以免使金國徒耗實力、腹背受敵。 　　但金宣宗 完顏珣與 丞相 術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戰，并極力打壓主和派官員。最后，金國以“ 歲幣不至”為理由發動南侵，共計二十多萬軍隊在 兩淮、京湖、 四川三個方向對南宋發動了攻擊。 　　但這個所謂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國就派 王世安潛入 淮南進行顛覆活動，意圖謀取 楚州。此時他們就已經有了南侵的企圖，即使兩年后南宋恢復歲幣，他們也可以找另一個理由發動南侵。另外，《 金史· 食貨志》明確記載金國南侵是因為“貪其 淮南之儲”。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難處。金國南遷之后，就有 史彌遠、 喬行簡等人支持恢復中斷數年的歲幣，“宜姑與幣，使得拒韃”。但此言論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對，認為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 太學生痛斥這是 賣國行為，要求將喬行簡等人處斬，一時之間史彌遠也沒有辦法。 　　如果金國能象征性減免部分歲幣，史彌遠就可以以此為理由強行通過廷議，但無奈金國沒有給史彌遠說話的機會，更嚴重的是，金國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為屏障的幻想，相關的爭論也停止下來。這時，南宋為了自己的存亡，不僅對入侵金軍進行了堅決的抵抗，而且不斷尋找機會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軍退兵。另外，為了減輕 國防壓力，南宋還公開招納有實力的山東 忠義軍，同時與西夏會師夾擊秦、鞏。 　　這場戰爭一打就是七年。金國不僅未能達到“取償于宋”的目的，反而損失慘重： 四川方向，在對蒙作戰中有著出色戰績的名將 完顏阿鄰戰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將黃摑阿魯答被俘；而在 兩淮戰區，時全更是“一軍全沒”。正如《 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國家精銳幾近喪”，“ 樞府武騎盡于南”。雖然宋廷此時還保持著清醒，并沒有對金國 落井下石，但宋金聯合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進攻西夏時，西夏也曾向金國求救，但金國卻趁火打劫，以致后來入侵南宋時， 西夏堅定地站在了南宋一邊。可以說， 金國君臣親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勢。正如《金史·宣宗紀》所言：“南開宋釁，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金國的處境愈加被動起來。

　　嘉定四年（1211年），余嶸奉命出使金國。此時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從前線逃回的金國潰軍，便想去前線查看交戰情況并趁機與蒙古取得聯系，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圖被金人察覺，最終無功而返?；貒螅鄮V向宋寧宗上奏：“今韃靼堅銳，即 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喪銷耍，有舊遼滅亡之勢”，并建議乘此時“深詔大臣，講求所以備邊自治者”以應對時局變化。 　　嘉定七年（1214年） 真德秀出使金國后指出金國的滅亡之兆“大抵可見”，然而“習安者易制， 崛起者難馴”，蒙古才是未來的心頭大患，因此當務之急仍是“內固 邊防，外精 間諜”，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 　　就在同一年，金國南遷后，權 工部 侍郎 徐應龍也不無擔憂地說：“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 　　也就是說，早在“聯蒙滅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經有人意識到蒙古的危害，雖然宋廷上下茍安不思進取，但在對蒙古的態度上還是很謹慎的，都能意識到這可能會是“宣和舊事”的重演。 　　此時，宋廷對蒙古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軍攻擊 濟南時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請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達 濠州時被南宋邊防軍驅趕，后被金人所獲。

金朝在與西夏友好關系破裂、蒙古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向蒙古派出使者，請求議和。但 金宣宗在議和之后,卻又南逃 汴京。 成吉思汗認為金朝議和缺乏誠意，再次派兵南下，兵鋒直抵河南。在西夏騷擾、蒙古進攻的外部打擊下，金朝內部也不平靜，東北有 耶律留哥叛變和 蒲鮮萬奴建立的 東夏國，東有 紅襖軍的不斷進攻等，金朝已經面臨三面被困之勢，唯有南邊的宋朝還能保持互不侵犯。

在蒙古與金朝和約撕毀之后，金朝的唯一出路是考慮鞏固原有與南宋關系，建立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軍事聯盟,以對抗共同的敵人蒙古。但金人對南宋不屑一顧，借南宋拒絕輸納歲幣之機，發動了對南宋的戰爭。最終將宋朝推向敵人一邊，造成四面受敵之勢。專擅朝政的 術虎高琪認為，金朝遷都汴京后，金朝所能控制的地盤非常之小，于是主張南攻宋朝，其他一些大臣也有此意，“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余力” 。

在這種朝議背景下，金宣宗以南宋不輸納歲幣為由，于 興定元年(1217年)四月正式發動對南宋的戰爭。金宣宗攻宋，其目的有二，一是奪取南宋淮南之地，作為北方被蒙古攻取的土地的補償；二是河南一路難以應付包括戰爭費用在內的各種物資需求，金朝財政已經十分窘迫，他們希望通過對宋戰爭，掠取財物，解決 財政危機。

戰爭的形勢并不如金人估計的那么樂觀。最初，金人雖然占領了南宋淮南的一些州縣，但很快被宋人收復，隨后，宋金邊境陷入長期的 拉鋸戰中。金兵在攻宋戰爭中沒有占到便宜，試圖奪取淮南以為緩沖之地的計劃落空了。對此，金朝內部也有人洞察到了，”國家之慮，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后“ 認為金人奪取淮南以后，宋人必會拼死相爭，金人將陷入無休止的 宋金戰爭之中，若是不能奪取淮南之地，害處將會更大。因此極力反對攻打南宋。

但這樣的聲音在金朝朝廷之上畢竟微弱，戰爭如期進行。金朝不但沒有奪取淮南之地，倒是喪失了許多有生力量，金宣宗發動攻宋戰爭后，曾多次失敗，金人喪失兵馬難以統計，“士馬折耗,十不一存” 。付出如此巨大的兵馬損失，卻并未能奪取淮南之地，也沒能迫使南宋朝廷重新交納歲幣，反而損耗了淮北原有物資，增加了戰爭負擔，使金朝在對蒙戰爭中更加處于下風。

在金國發動對宋戰爭之后，宋廷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與蒙古展開交往，以期減少自己承受的軍事壓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與南宋接觸， 宋寧宗亦表達了與蒙古進一步接觸的意愿。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東制置使 賈涉奉朝廷命令遣趙珙出使蒙古，并受到 木華黎的熱情款待。同年，宋廷還派遣茍夢玉出使，并見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茍夢玉再次被派遣出使。可以說，這一階段宋蒙之間的聯系比較頻繁，兩國關系不斷升溫。雖然有什么外交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兩人帶回了大量關于蒙古的信息，對宋廷的戰略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 金哀宗 完顏守緒下令停止對宋戰爭后，蒙古對于南宋而言已經失去了制約金國的實際價值，宋蒙關系迅速降溫。恰逢此時金哀宗有意與南宋聯防武休，以防備蒙古繞道攻擊金國后方，無奈金國當權大臣認為此事有失顏面而力加阻撓，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熱心，最后此事未能成行。 　　不過事情很快出現了轉機。 寶元三年（1227年），蒙軍悍然進攻南宋川陜戰區，由于四川制置使 鄭損擅自做出了棄守關外五州（ 階州、 成州、 鳳州、西和州、 天水軍）的錯誤決定，致使自 吳玠時代以來南宋經營百余年的“三關五州”防御體系徹底瓦解。這就是著名的“ 丁亥之變”。 　　此后，南宋對蒙古愈加冷落，朝內再無和蒙之議，甚至還與金國開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湖南轉運使趙汝譡與之前被俘的黃摑阿魯答在 潭州商議聯合抗蒙之策，兩淮戰區的 趙范、 趙葵亦與金國將領 完顏合達、 移剌蒲阿約定共同防御蒙古。 　　由于沒有宋的支持，蒙古對金作戰依然沒有取得進展，陷入了“入關不能，渡河不可”的尷尬境地，無計可施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 寶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時候曾經留下遺言：“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過于簡單了，南宋方面早就識破了蒙古的企圖。所以， 紹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 李邦瑞使宋的時候，宋廷直接選擇了拒絕其入境。由此可見，南宋的外交還是很務實的，與蒙古交往也不過是互相利用的權宜之計，其最終目的還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紹定三年（1230年），蒙古的攻勢嚴重受挫，在攻打 慶陽、 衛州、 潼關等諸戰役中接連敗北，“假道滅金”再一次被提上日程。紹定四年（1231年），蒙軍攻克 鳳翔后， 窩闊臺召集蒙古諸王大臣商議滅金。最終通過如下決議： 拖雷率右路軍自鳳翔過 寶雞，渡 渭水，迂回四川后沿 漢水之下，進入河南，從背后攻擊 金軍，而窩闊臺率中路軍自白坡渡 黃河，斡晨那顏率西路軍由 濟南西下。 當然，蒙古一開始還是希望南宋能夠主動借路，紹定四年（1231年）蒙古再次派 李邦瑞使宋，雖然這次南宋接納了李邦瑞，但其借路請求遭到南宋拒絕。 　　或許，這時候拖雷就該意識到自己處境之危險了。其實，窩闊臺的本意就是想借宋、金之手除掉拖雷，所以“借路”決議一出，窩闊臺便將此計劃公諸于眾，很快金國就得到了消息，有了足夠的時間進行準備。 　　另外，雖說金國之前所作所為實屬自絕于宋，但宋廷卻并沒有激于義憤，反而想幫金國守好后門，以期延緩金國的滅亡。不得已的拖雷只能訴諸武力強行叩關了。 　　紹定三年（1230年）蒙軍進攻 鳳州后， 利州路 安撫使兼知 興元府郭正孫就根據 蒙軍游騎動向推斷出蒙軍必將由東道入宋境，但桂如淵卻接受了蒙軍“必自西入宋境”的錯誤意見。這似乎已經注定悲劇即將釀成。 　　紹定四年（1231年）四月，蒙軍果然從東道入境，一時之間宋軍來不及重新部署，只能眼睜睜看著蒙軍入境。更為惡劣的是，桂如淵此時忘記了自己的責任，不僅沒有組織有效抵抗，反而逃到 合州躲了起來。后來局勢惡化，又主動為“借路”蒙軍提供糧草和向導，蒙軍順利的通過了四川。 　　在這種情況下，宋廷又急令京湖制置使陳賅領兵增援四川。但陳賅并沒把此事放在心上，以為只是蒙古游騎前來騷擾，只派了三千人前往 金州。很快，蒙軍擊敗金州宋軍，迅速沿漢水直下 京西南路。此時陳賅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急調 孟珙前去攔截，但為時已晚，逃過孟珙追擊的蒙軍順利進入金國境內。 　　但這只是過了第一關，很快，疲憊不堪的蒙軍就發現等待他們的竟然是以逸待勞的15萬金軍。原來，窩闊臺也沒有按原計劃進攻潼關、牽制金軍，而是按兵不動長達四個月之久，使得金軍在得到蒙古“借路”的消息后，立刻調重兵南下布防。 　　很快，4萬蒙軍被15萬金軍團團包圍，在金軍的持續打擊下，蒙軍處境愈發艱難。但由于主帥完顏合達、副帥移剌蒲阿之間相互掣肘，金軍數次貽誤戰機，最終讓拖雷等來了一場救命的大雪。這場大雪下了三天三夜，金軍自進入中原以來還從未遇到如此寒冷的天氣，以致“僵凍無人色，幾不能成軍”，而蒙古人常年生活在 塞北，比較適應這種天氣，拖雷于是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出擊，在 三峰山之戰中大敗金軍。 　　窩闊臺得知 三峰山大捷的消息后非常震驚，與拖雷會師后不僅沒有繼續發動攻勢，反而在局勢非常有利的情況下率領大部分軍隊北返，并在歸途中毒死了拖雷。但即使這樣，金國賴以生存的關河防線已經殘破，精銳部隊遭到毀滅性打擊，已經離亡國不遠了。

　　對南宋而言，此時的金國已經沒有作為屏障的價值了。就在這時，聯蒙滅金開始成為主流觀點。按照《 宋史· 理宗紀》以及《 宋季三朝政要》的記載，紹定五年（1232年）十一月蒙軍再次進攻金國的時候，南宋也出兵相助一起圍攻開封，但具體情況語焉不詳。最后開封城破，金哀宗被迫逃往 蔡州。 　　但氣息奄奄的金國并沒有放棄。之前 完顏仲德提出過“進取 興元，經略 巴蜀”的建議，只是當時金哀宗被蒙軍一路追殺無暇顧及。待逃到 蔡州后，金哀宗便有意實施此計劃，并以 蠟丸密令粘哥完展“集大軍與上會與饒鳳關，出宋不意取興元”。另外，從三峰山逃脫的 武仙亦收攏潰軍十萬人，意圖西進以迎金帝入川。 　　但此時南宋不會再給金國任何機會了。朝廷得到邊報之后，孟珙奉命主動出擊，先迫降了 鄧州、 申州，后又大敗武仙于馬鐙山，“降其眾七萬”，八月十三日攻克 唐州，徹底切斷了金哀宗西逃之路。 　　眼見形勢不妙，金哀宗又派遣阿虎帶以“ 唇亡齒寒”的道理說服南宋不出兵，可惜為時已晚，此時的金國已經不具備作為“唇”的實力了。不過，史彌遠也很猶豫是否要跟金國“ 連和”，以致 廷議未決。

于是，史彌遠之侄、京湖 制置使 史嵩之問計于孟珙，孟珙說了如下一番話：“倘 國家事力有余，則兵糧可勿與。其次當權以濟事。不然，金滅，（蒙古）無厭，將及我矣?！边@也就是說，南宋尚不具備坐觀成敗的實力，不如趁機“和蒙”，盡量拖延必將到來的宋蒙大決戰，使南宋獲得足夠的準備時間。另外，這樣也可以趁機搶得一些地盤以增加戰略縱深，并向蒙古人展示自己的實力，使之不敢輕視自己。而且，無論南宋出不出兵，金國都滅亡在即，因此此次出兵的重點不是滅金而是“和蒙”，這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南宋唯一正確的選擇。

孟珙這番話打動了 史嵩之。之后，史嵩之又說服史彌遠做出聯蒙滅金的決定。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嵩之最終下達了出兵的命令，孟珙、 江海率忠義軍2萬運糧30萬石北上，抵達蔡州城下與蒙軍會師。

南宋出兵助糧，固然有“執仇恥”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確之舉，是南宋唯一正確的抉擇。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聯軍攻破了金國最后的據點蔡州城，金哀宗完顏守緒匆忙傳位后自縊身亡， 金末帝 完顏承麟亦在亂軍中被殺死，金國滅亡。由于宋軍表現突出，最后分得了大部分戰利品，其中就包括完顏守緒的尸體。

在滅亡金國的過程中，南宋收復了壽、泗、宿、毫四州及 漣水一軍，加上消滅 李全所得之 海州，共五州、一軍、二十縣之地，兩淮全境收復。 京西又得唐、鄧、息三州十一縣， 京東得 邳州二縣。從這一點來看，南宋在“聯蒙滅金”這一事件中還可以算是受益者。

當年四月孟珙歸來，受到 英雄般的禮遇。之后，宋廷以 完顏守緒的尸體在臨安 祭祖，并以俘獲的金國宰相 張天綱等人行獻俘禮，以報 靖康之恥。不管怎么說，靖康之恥終于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壓抑了百余年的精神總算為之一振。或許這也是對 陸游“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最好回答。

在蒙古鐵騎南下，內部叛亂頻仍的危急形勢下，金朝朝廷上下沒有依靠和籠絡周邊政權，尤其是南宋來穩定后方，沒有抓住有可能消除內亂，進而積極備戰，抵擋蒙古大軍的南下的有利情形。而選擇不顧南宋朝廷當時在對金朝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為了歲幣之事而攻擊南宋，將可能的盟友推到對方，自己親手造成四面受敵的困境。蒙古勢力強大，南宋不得已而為之。

金朝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被蒙古消滅已是遲早的事，畢竟當時的金朝已經喪失了東北、山東等地，西夏的同盟關系業已破壞，實際控制區域只有河南一地的數個州府。蒙古政權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因而將主力調離準備西征，僅以偏師以騷擾金朝。對蒙古來說，消滅金朝，只是早晚的事，且根本不需要與南宋建立軍事同盟。而南宋在強大的蒙古面前，并沒有什么討價還價的余地，南宋所能做的，只是守住自己的淮南之地，不使金朝勢力南下。名義上的同盟關系，只是為了讓蒙古在滅了金朝之后，稍微停頓一下南下的步伐，讓南宋可以多茍延些時日?！?nbsp;端平入洛”事件就證明了南宋所能做的也就這些，一旦希望有所動作，則必然遭致蒙古的打擊。

對南宋來說，與蒙古結盟并非多么高明的舉動，只不過是送走一只暮年的狼，卻迎來一只壯年的虎罷了。但在當時的情勢下，朝廷上下報仇心切，而金朝也不能調整政策，自己打破與南宋的和平關系，再加上蒙古勢力確實強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南宋所能做的，也就是與蒙古結盟消滅金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