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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思響哥推送的《基層被“甩鍋”，壓力山大！》，又戳到不少人的痛點。部分領導干部在貫徹落實方面表態多、調門高，但行動少、落實差，虛多實少，滿足于“層層轉發”“安排部署”，說白了，就是形式主義作怪，而且是一種包裝更加嚴密的精致的形式主義。 今天，思響哥就給大家扒一扒形式主義的四大根源，又是一篇深度好文，往下看！ 來源 |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及人民論壇網（rmltwz） 作者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謝寶富 轉載請注明來源 人性需求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的需求由低向高可分5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感、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就人性實際而言，如上需求分層雖大體存在，卻并非嚴謹。更多、更現實的情況是人類只要能解決基本生存和安全問題，受人尊重的需求便與“飲食男女”一樣，是人類最常見、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彼此的區別大多不是層次上的，而是時間、地點上的。此時此地，“愛和歸屬感”需求占了上風；彼時彼地，“尊重”需求又躍居首位。 每一個人都渴望自己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每一個人都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績而受人尊重。若能拋開現實條件的限制，則幾乎所有的上司都會樂見下屬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得盡可能體面一些，而這份體面常需要材料和臺賬“美容”才能體現；幾乎所有的領導都會本能地希望下屬接待自己時隆重、熱情甚至鋪張一點，因為短了那份“隆重”與“熱情”，似乎很難體現下屬對自己的敬畏與尊重。 從下屬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同樣存在受人尊重的需求，只不過他們渴望的尊重更多的是來自周遭而非上司，因為從上司那里得到的至多不過是“器重”，而非“尊重”。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取政績，贏得晉升，才會令周遭不得不高看自己一眼。 壓力型體制 所謂壓力型體制，是指權力、資源層層上收，任務、指標層層分解、下壓的體制。壓力型體制通過政府承包責任制的形式逐級傳遞壓力、增強壓力。常見形式是，年初上級單位把年度工作任務通過量化指標的形式“分包”給下屬單位，年終上級單位根據年初“發包”的任務、指標對下屬單位逐一進行考核、驗收，視其完成情況好壞實施獎懲。下級從上級“承包”了任務、指標后，再將其“分包”給自己的下級，以此類推，直到無下級單位可以“分包”的層級為止。 有的上級在任務“分包”和執行的過程中不免頤指氣使、硬氣十足，個別上級領導甚至不無粗暴地對下級說：“任務、指標必須落實，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我們不管。” 壓力型體制不僅體現在上級對下級居高臨下的率性與霸道，而且還常表現為上級無視客觀條件給下級層層加碼。下級單位從上級單位那里“承包”了任務、指標后，一般都會將其“加碼”后再“分包”給自己的下級。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加碼”后，若下級卯足了力氣，完成了任務、指標，則下級單位完成的任務、指標之和必定超過上級單位“發包”給自己的任務、指標總量，是為超額完成任務，自可增光添彩，有利升遷。 此外，“加碼”還可給下級以更大壓力，迫使其“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從而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務、指標。而下級單位在領回任務、指標后，面對高難度的任務、指標，為了保住烏紗帽，或者為了政治升遷，在外在監督乏力、內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也只能想盡形式主義（包括數字造假）的招數來“完成”無法完成的任務。近年來，多地先后爆出大幅度GDP造假、縮水事件，很大程度上便是這樣“煉”成的。 層級太多 我國從上到下有五級實體的政權：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轄區的市（自治州）、縣（自治縣、市轄區、不設區的市）、鄉（鎮、民族鄉）。市轄區、不設區的市下設綜合性派出性機構——街道辦事處，邊疆省區在省（或自治區）、縣級政權之間設有綜合性派出性機構——地區行政公署或盟，是所謂“五實二虛”。 此外，在鄉鎮政府和街道辦事處下面還設有代行公共管理、服務職能的基層群眾自治機構——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在機關、大學等公共部門內部也有豐富的層級之分。諸如，部分綜合性大學卻在校、院、系三級的基礎上，搞起校、部、院、系四級制。 過多的層級不僅使寶貴的編制、資源和權力浪費在中間層級，導致基層人力、資源和權力嚴重不足，迫使其“用最弱的肩膀挑最重的擔子”，乃至淪為“沒有子彈的槍”，而且還會加劇壓力型體制。 當基層無法用最弱的肩膀挑起遠超自己承載力的重任時，除了向赤手空拳的老百姓伸手外，剩下的怕只有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了，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一些地方竟會出現“荒山刷綠漆”“把全村的牲畜趕到一戶，以應對上級檢查”之類的咄咄怪事！ 過多的層級不僅使基層因無法承受之重而被迫弄虛作假，而且助長了“文山會海”等形式主義工作作風。層級無論增加多少，增加的永遠是“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以表格落實表格”的中間層級。據報道，某鎮政法委副書記一年到縣里開了280多場會，平均一個工作日超過一個會，鎮里到縣城有兩小時車程，往返就得半天，再加上開會半天，一天開一個會，“基本上就沒時間干別的工作了”。 東施效顰式學習方式 公共部門形式主義之所以如此普遍，還與東施效顰式學習方式有關。政務APP被譽為“指尖上的便民工程”時，各地紛紛不惜重金購買、安裝、普及政務APP，至于安裝、普及后的政務APP是否真能派得上用場則不在關注之列，個別官員在面對“政務APP能辦事？”的詢問時竟然反問：“誰告訴你（它能辦事）的？”如此做派，政務APP豈能不淪為擺設？焉能不被人直斥為形式主義？ 這種跟風式的大搞形式主義還常與盲目學習西方理論、經驗有關。最有可能給機關單位帶來形式主義紛擾的政府績效評估實際上也是學習并異化西方經驗的產物。 政府績效評估、群眾評議政府效能本應建立在高度法治的基礎上，不僅考核指標要高度科學、嚴謹，而且執行起來還需鐵面無私。可是，我國很多地方政府績效評估和群眾滿意度測評，繁文縟節一點兒也不少，但考核指標體系設計常欠科學、嚴謹，執行時更是充滿了太多不應有的“人情味”，牽頭考評部門對被考核對象的不足多會網開一面，手下留情，以至于被考核對象的得分大多很難拉開差距，往往一兩分的差距之內就有八九家甚至十余家單位之多，且不少單位得分都逐年升高，乃至高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形式主義與人性有關，任何人對它都不可能有絕對的免疫力，卻都有拒絕它的義務。 如何減免公共部門的形式主義，首當其沖的當然是改革政府體制，減少政府層級，合并同類部門，裁撤閑散單位，精簡機構及人員，將節省下來的編制和資源充實到一線基層，提高基層干部的政治地位和物質待遇，減少中間層級對基層的“沒事找事”，切實舒緩基層壓力，使他們能夠輕裝上陣，有壓力、有動力、有能力完成上級交付的工作任務，無需搞形式主義。 改革政府績效考評辦法，規定公共服務類績效考評一律采用服務對象和社會大眾滿意度測評的方式，專項任務類績效考評一律以結果考核為主、過程考核為輔；增加暗訪，減少明察，讓材料和臺賬“美容”術徹底退場。變“以文件落實文件”為“以行動落實文件”，以期最大限度地減免形式主義。 原標題 | 政治實踐中的形式主義探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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