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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專業哲學家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法語學界著名的現象學家Jean Grondin認為，這意味著一種個人的修行。這篇文章是加拿大哲學家Jean Grondin于1999年10月4日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藝術人文學院成員時的演講，刊于《藝術人文學院簡報》第52期，皇家學會，2009， 第104-109頁。 哲學可以是很多東西，但是它可以被當做一種事業么？在其著名的《高爾吉亞篇》（484c）中，柏拉圖曾借卡利克勒之口說到：“如果你在年輕時有節制地學習哲學，那么它是一樣好東西，但若你超過必要的程度繼續研究它，那么它能把任何人給毀了”[2]。而這段話竟然是說給蘇格拉底聽的！卡利克勒認為，一個人如果成年之后還沉溺于哲學，那他就應該被鞭子修理。即便到了今天，人們也很難接受以哲學為專職這種事。在最好的情況下，哲學家會被當做智者，在最壞的情況下，哲學家則會被認為是煽動人心的空談者。總之，哲學家的角色好像是浪子或藝術家，徘徊在知識與科學之邊緣，徘徊于那個服從于科學和經濟規律、純粹而客觀的現實之邊緣。當然，人們可以期待這個邊緣人物會給我們某種啟示，甚至這種距離感可以對現實產生某種批判意義。但是通常情況下，想要得到嚴謹的知識，人們會求助于科學家，而想要領略生活的閃光之處，人們就會轉向藝術創造者。可是哲學家既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科學家，也不是——感謝上帝——什么靈魂導師。總之在這種種（其實也有些自相矛盾的）需求面前，哲學很難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那么，怎樣定義作為職業的哲學呢？我覺得——雖然我可能錯了——對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帶來的困惑，我們的思考還非常少。哲學家的角色、尤其是專業哲學家的角色，幾乎沒有得到大眾的理解 ，特別是在北美。上文提及的對哲學這一職業定義的困難就是這種狀況的表現之一。可我自己就是以此為業的，并且多半會一直持續到我生命的最后時刻。
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思考之所以很少，可能是因為馬克斯·韋伯著名的演講《學術作為一種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 1919）[3]已經道出了問題的精髓。這篇演講可以算是韋伯的遺訓，因為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演講的題目雖然看起來簡單，但要翻譯成法語卻還有些困難。韋伯所說的“科學”（Wissenschaft）在德語中指的是嚴謹的知識，它不僅包括自然科學（純科學），也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我們可以從這個概念中看到德國唯心主義的悠遠傳統，即認為科學就是人類知識的總和，而其中哲學的作用則是將它提升到概念層面的高度。只是這種理念看起來是沒有辦法變為現實的，所以今天人們才會把“科學”一詞僅限于指稱經驗性、系統性和專業化的知識。
在這里，我關注的并不是狹義的科學，因為人們很容易理解它作為職業的意義。但哲學可以么？這篇演講的標題中最難翻譯的詞應該要算Beruf了，我有意選擇了“職業”這個最平淡的翻譯。其實最好的翻譯毫無疑問應該是“使命”。對于那些從事哲學研究的人來說，哲學首先意味著一種使命和癡迷。但這種理解也可能遭致很多非議，因為“使命”容易讓人把哲學家看成某種自以為接受了神啟的人。可是就算我們會去看、去聽、有時候也會靈光一現，但這也絕不意味著我們是那類人。
那么我們可以把哲學看做一門“技藝”么？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因為哲學也要求具備一些專門的技術。但這個詞也不是很準確，因為它會把哲學家弄得像智慧王國里的工人或者小職員那樣，這顯然也不對。那么“個人事業”？盡管它在大學里很通行，但我覺得聽起來更荒謬，除非它能夠被理解成某種大家共同耕耘的領域。可惜一旦這么理解的話，我們語言高貴的嚴謹性就被犧牲掉了。
如果哲學既不是狹義上的科學，也不是一種頓悟，既不是一門手藝，也不是個人事業，那么歸根結底它到底在什么意義上才能被稱為一種職業呢？就像一切哲學問題一樣，這個問題沒有什么普遍適用的答案。我的理解是：哲學是一種對普遍性的執著追求。人們曾不斷地提出并試圖回答一些形而上學的根本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科學既沒有辦法回答，也沒有辦法驅散——，普遍性就是在這種求問的歷史中被認識和思考的。這種對哲學的描述其實并不是我自己的創新，因為亞里士多德早就說過：當所有的科學都只關注各自特定的領域時，哲學關注的卻是一切存在，或者說普遍意義上的存在。那么這種普遍性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這也很難說清楚，尤其是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從否定的意義上來說，對普遍性的追求意味著無法滿足于特定領域的知識。這不僅因為這些知識是很有限的，而且因為要承認它們的有效性，就必須在其概念和邏輯層面進行一番澄清和探討，而這項工作一向都是屬于哲學的。
這并不是否認知識的專業化對現代科學蓬勃發展的必要性。甚至在哲學上，專業化也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因為哲學家也算得上是某一方面的專家。但顯然專業化與哲學家的使命是相悖的。要塑造一個健全的心智，不僅僅需要投身到科學方法和科學的確定性中去，還需要某種抽離（歷史告訴我們，哲學史上的重要時刻都源于對即成規范的挑戰，也正是它們推動了人類洞見的向前發展）。這種我按照慣例稱之為形而上意義上的超越性可以表現為很多種形式，但或多或少都帶有強制性。哲學能夠作為職業，就意味著這種形而上的超越性可以被理性地討論和辯護，而這種討論本身就是能夠啟發和教育人的心智的。這就是哲學超凡的“禁欲”。它不僅要擺脫那些不屬于自己的確定性，還要剔除各種廉價的主觀意見、空談和閑話，而這些東西往往占據了哲學的空間——雖然這一空間是開放且不可定義的。作為對普遍性的思考，哲學既然要成為一門職業，就需要主動采納這種“苦行”的方式（或者按照皮埃爾·阿鐸[Pierre Hodot]的重新解釋：一種精神意義上的修煉）。但這種苦行和超越是可能實現的么？哲學的目的就是宣稱這是可能的。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作為職業的哲學，其基礎就是一種宣講，或者按照習慣的說法，是一種對信仰的宣講。這是因為哲學教育的目的——即試圖讓我們學會去感受普遍性——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我們必須不斷重新去尋找它、去為它辯護，因為它在各個時代都受到詭辯論和政治觀念——也就是缺少“禁欲”的思想——的攻擊。而我們想要通過授課、研究和我們自己的視角傳遞給下一代的，也無非就是這種紀律，或者說是哲學這種腦力勞動的倫理規范。從教學的角度來看，研究體現出的倫理規范可能比其林林總總的內容更為重要：它體現在對那些能夠賦予生命經驗以意義的各種作品——藝術的或哲學的——耐心的學習和研究上。我們還必須要教授的，是對這種苦行的忠誠和尊敬，而這些曾經對我們的文明起到奠基作用的美德在今天已經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當然，我們這個時代的標志是民主化的意愿，這是值得贊賞的。可人們不能否認，民主化必然伴隨著一切存在的庸俗化，從而讓我們忘記還有很多區別是很重要的。如果皇家學院能夠喚起類似于這種尊敬的感情的話，我就是一個幸福的皇家學院院士。
這么看來，哲學作為職業，其實歸根結底是一場打賭，把賭注押在對人性的希望上，而我們終生都在守護這種希望，盡管不能做到完美。當然，所有的生命都要從希望中獲取力量，但只有哲學才能思考它，宣講它。哲學宣揚的理想就是一種馬拉松式的教育，一種苦行，一種希望，以及——我可以毫不羞恥地說出來——對智慧的熱愛。這既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奉獻。不過就像所有讓我們癡迷的東西一樣，很難說是我們為它付出了什么還是我們從它那里得到了什么。但在這里我還是要說，在座各位的出席給予了我極大的榮譽，讓我非常感動。謝謝你們！
（小編看到這里，眼里居然閃著淚光）
[1] 葛洪丹的標題顯然影射了馬克斯·韋伯的兩篇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和《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但是德語中的Beruf與法語的profession雖然都有多重意思，但偏重卻有所不同。韋伯使用的德語原詞Beruf被臺灣版翻譯為“志業”（參見（德）韋伯著，《學術與政治》，錢永祥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第153-191頁。關于標題的翻譯，參見第155頁注釋1。），除了“職業”這層普通的意思以外，還能兼顧宗教意義上的“使命”、“受召喚”等涵義。這層意思，葛洪丹自己就給出了vocation這樣的翻譯。但是法語profession除了“專業”、“職業”的意思以外，更有“公開地聲明、宣講、傳播自己的信念”的內涵。中文中能夠接近這種雙關的詞匯，我還沒有想到。因此，文中仍根據不同的語境將profession譯為“職業”、“專業”、“宣講”等。
[2] 中譯文參見（古希臘）柏拉圖著，《柏拉圖全集第一卷》，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2，第370頁。484c是柏拉圖作品的斯特方（H. Stephanus）希臘文原版頁碼和分欄，各種語言的譯本都有標注，便于查找。
[3] 參見注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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