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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學文化研究的層面分析，不同民族的數學思維方式的形成及其數學思維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是有很大差異的。這種數學思維的差異，甚至影響了不同民族理性精神的形成。 中國古代的數學是以竹棍作為工具（籌算）形成了古代先民的數學模式，這種竹棍運演方式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分化為兩個分支。 其一，形成了以《周易》64卦為操作運演方式的，具有文化解釋力量的神秘與理性的結合體。這種解釋形式經孔子的強化，最終成為儒家文化，進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理性解釋模式。這種從原始數學（竹棍運演）中分離出來的方法把原始數學的神秘性力量逐漸演化為一種理性的力量。歷經漢，唐，宋，元，明，清不同朝代，乃至現代。《周易》的思維方式，即陰陽互相矛盾，對立，調整，結合的思維方式，仍是我們華夏民族的主要思維方式。 其二，中國古代數學的另一分支的發展，就是從原始竹棍具有的神秘與數量解釋功能中分離出來的，沒有任何神秘意義的技藝型的籌算體系。籌算數學與《周易》的筮法，把中國古代數學（竹棍）中的神秘性與數量性完全分離，籌算成為一種實用的技法。盡管中國古代也重視數學的教育，但那只是在實踐生產中的運用，是一種“管理數學”或“應用數學”。這種現象帶來的中國文化的數學價值觀念是一種實用技藝的數學價值觀，即在中國士大夫群體中，乃至在整個民族中，認為數學（籌算）就是一種實用的技藝。中國的諸子百家中無一位數學家（墨家僅涉及一部分邏輯問題，又稱為絕學），這與古希臘，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所有文化精英都精通，崇拜數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種實用技藝的數學文化價值觀，使數學家群體不在應用之外去追求方法，邏輯，體系的理性的構造。例如，曾在中國古代數學史上作出重要貢獻的數學家劉徽，曾是中國第一本數學專著《九章算術》的傳世注釋者。但他明確表示，《周易》具有溝通人類的道德，規范模擬事物的道理，而他創立的籌算法則，只是配合《周易》的說理作用。這與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用數學解釋世界，構造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這種技藝實用的數學文化價值觀中，中國古代數學就會追求快速，準確，方便，實用的發展方向，而不再追求內在規律，邏輯構造方式，中國古代數學對世界各種現象的解釋描述不感興趣。由此，中國古代數學雖然也使用邏輯思維，但與古希臘嚴格地采用演繹地邏輯思維方式不同，中國古代數學則以非邏輯思維為主，即主要通過直覺，想象，類比，靈感等思維方式來形成概念，發現方法，實現推理，并以此來解決實際問題。 在人類地原始思維發展中，數學思維是人類最早地思維訓練，是最早的思維發展，思維模式定型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推動了。中國的《周易》作為一種民族文化的解釋方式，作為一種理性思維的模式，它只具有竹棍運演最初的64個形式，并由此形成了相互關聯的64卦的運演。又由于中國古代的哲人，都把思辨的范疇確立在社會內部的人際關系之中，于是就形成了中國文化中的實用理性。中國的實用理性沒有走向閑暇從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古希臘），也沒有沉入厭棄人生的追求解脫之路（如古印度），而是執著人間世道的實用探求。這種實用理性的追求，使中國的哲學和文化一般缺乏嚴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論探索。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國文化在《周易》思維方式的影響下，沒有形成數學的邏輯思維方式，也沒有辦法吸收數學中演繹的，形式化的邏輯思維方式。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化更欣賞和滿足于模糊籠統的整體思維和直觀思維，中國文化追求活動某種非邏輯形式分析所獲得的真理和領悟。中國古代的辯證思維非常豐富，但它是處理人生的辯證法而不是精確概念的辯證法，它是一種互補的辯證法，而不是否定的辯證法。 可以認為中國文化中的數學思維和民族思維，是與中國古代數學發生發展的歷史同時發展形成的，是具有中國文化特征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民族思維方式支持從古至今的華夏文明的進程。 從思維模式的層面分析，中國民族思維方式，數學思維方式的發展，可以看作是由古代數學分裂發展的兩個分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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